母亲的发丝

母亲的发丝，曾在我手上留下深深的印痕，无论我的社会角色如何转变：从襁褓中的婴儿、顽皮的孩童、上学读书的学生、操枪弄炮的军人，到后来成为投身地方建设的职员，随着年龄的增加，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深深的印痕依然清晰可见，自成纹路，环绕手指，好像是母亲赠予我无形的戒指，直绕心间……

这是在我记事时，一次无意间被母亲提起的，自从母亲讲给了我后，一幅清晰的影像便映在了我的脑海中，久久不去：在我刚出生一个月的时候，母亲便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每天同男劳力一样干着农业社那繁重的体力活——拉土、运粪、锄草、施肥，干完活，收了工，便匆匆忙忙地返回家，给我喂奶，然后做饭，还要照料年迈的患了白内障视力不佳的奶奶。母亲日夜操劳，忙得焦头烂额，免不了照顾不周。母亲说：“有一段时间，你整日哭泣，我真的不知是怎么回事，找大夫看，即不发烧，也没有特别的症状。就在我们焦急万分、束手无策的时候，你姨婆（奶奶的妹妹）发现了症因所在，原来，你的左手大拇指缠绕着我的一根发丝，细细的发丝如同刀子一样已嵌在了你嫩嫩的手指中，不易发现。当医生一圈圈细心地绕开发丝时，发现已经接近骨头。哎！那时也太粗心了。”母亲说到此，充满了自责。

而我后来也好奇，甚至有点不可思议，一方面觉得当时的经济条件太贫乏，买不起一两件幼儿用的玩具。另一方面，也觉得我这么一个还没有牙牙学语的婴孩竟对那细细的柔软发丝过于痴迷。我那么小，竟然能偶尔碰到母亲梳头时掉下的发丝，然后用灵巧的右手向笨拙的左手缠绕，做着那无聊而痛苦的游戏。而我也丝毫不敢埋怨母亲，就这么细细的绕指柔的发丝，一下子拉近了我和母亲的距离。

那时候母亲刚二十出头，还留着长发，梳着辫子，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母亲就毫不犹豫地剪掉了长发，用纸包好，本打算永久收藏。谁知在几年后的一天，村里来了一位收购头发的小贩，母亲本不想卖，只是想知道自己存的这把发丝到底能值几个钱，小贩见了，不停地把价钱一角一角地往上涨，母亲最终没有经受住诱惑，就把那长长的发辫给卖了。当时的家境不算富裕，母亲就用卖头发的钱给奶奶买了好几斤鸡蛋。

母亲其实是个非常孝顺的媳妇，与奶奶的关系处的很好，情同母女。奶奶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西安事变发生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奶奶却仍然住在西安城里过着奢华的生活。小时候，奶奶经常给我讲一些奇闻轶事。在家里，奶奶也象对女儿那样指导母亲：什么人该怎么处、什么话该怎么说、什么事该怎么办，说得头头是道，而母亲也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了，就是奶奶说的有些话不对，她也不去反驳。奶奶的胳膊有点疼，可能是风湿，母亲就每天帮奶奶穿衣脱衣，经常刮砂疗罐、洗头洗衣，从不间断，也不厌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村的经济还不富裕，但父母省吃俭用，总要想办法保证奶奶每日能够吃上一个鸡蛋，奶奶过意不去，让我吃，我也只能在父母不留神的时候，吃一小口，或者喝些蛋汤……母亲的孝行感动了人们，村里召开了有两千多村民参加的露天大会，会上表彰了母亲：发了一个搪瓷脸盆、一个暖壶、一点奖金、一张奖状。表彰会上彩旗飘飘，人潮汹涌。上台领奖时，春风吹拂着母亲的发丝，神采飞扬。而那张奖状一直在我家房屋的土墙上贴了好几年，直到后来住上了平房。

那时的日子虽然清苦，但也充满了乐趣。到了五月槐花盛开的时候，我家院子里的大槐树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我便光着脚丫子，爬上十多米高的大槐树去捋槐花，母亲就在树下仰着头看着我，不时喊着：“小心着，别再往上爬了……”而我却恶作剧般还是爬上了树梢，用棍子敲着繁盛的枝叶，顿时，漫天的槐花从天而降，洁白的槐花撒在母亲身上，挂在母亲那黝黑的发丝上，母亲急忙用个大笸篮在底下接着……母亲把摘下的槐花拢在一起，用水淘洗干净后，再用面粉拌好，做成面团状，放在锅里清蒸，出锅后便成为了美味可口的麦饭。有时还要做些调料，蘸着吃，更是口齿生香，余味久长。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了军，母亲带着弟妹早早地赶去送我。那是一个秋日的早晨，天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雨淋湿了母亲的头发。当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我分明看见母亲脸颊上湿湿的两道痕迹，不知是从发丝上淌下的雨水，还是离别时心头的泪滴……在外的日子总是很长，在家的日子总是很短，每次探亲休假，看到母亲的发丝在由黑变灰再变白，有时心头竟莫名的悲哀，感叹人生的苦短，还有这时光的绵长。而我每次回家，母亲不论多忙，总要去理发店去洗染自己那花白的头发，这其中的秘密，我和母亲都明白，谁也不说，只怕说出来，不是难过，就是失落……

离开母亲十年的时候，我在杨柳青成了家，有了儿子。因为和妻子两人都上班，便打电话把千里之外的母亲从老家请了过来，帮我们带孩子。母亲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孙子，高兴之情无以言表。而儿子第一次见到奶奶，才仅仅几个月大的身躯竟然也在床上手舞足蹈，裂开了嘴，呵呵直乐。母亲试着抱着他，用额头去贴自己的小孙子，儿子竟然不知趣，用手使劲的抓着母亲的发丝，母亲尽管有点痛，但她却没有拒绝，只是头顺着自己孙子的小手在移动，以减轻苦疼。我赶忙瓣开儿子的小手，可母亲却在儿子的小手上找个不停。我问：“妈，你在找什么呢？”母亲说：“带孩子一定要细心，别让孙子手上留下我的发丝，你小的时候，一根发丝，险些伤到骨头，酿成大祸……”这是有生以来母亲第二次给我提那发丝的故事。

母亲勤劳惯了，帮我带孩子，自以为是很闲适的事情了，每当孩子睡着了，她便在家里找些活干，厨房有些油腻的瓷砖、沾染上污渍的白塑料凳也被她擦洗的光洁如新。实在无事的时候，她便做起了针线活，给我、妻子和儿子纳鞋垫，在夏日炎热的中午也不休息，就倚在自己的小孙子身边一针一线的干起活来。我多次劝说总不听，我说：“妈，别干了，外面的鞋垫一双一元钱，这一双鞋垫得让你干多长时间呢？”母亲说：“那能和妈妈做的一样？你觉得呢？”说完，便拿起针，在自己的发丝间摩擦数下，默默地做起了针线活。这熟悉的景象又一次勾起我的记忆：小时候，母亲白天要忙着生产队的农活，只有在晚上才有空，在经常停电的日子，在那昏黄的煤油灯下，做着针线活，为我们做鞋、缝衣，有时实在困了，打了个盹，就听见嗞啦一声，母亲闻声惊起，困意全无。但见发丝瞬间被烧掉一片……现在，家里生活富裕了，母亲做针线活的习惯却总也改不了，一做就是几十年……

母亲共来津三次，帮我带孩子，直到孩子上了幼儿园。以前在家乡农村，母亲穿的旧一点，头发乱一点，要在地里干活，马马虎虎也就过去了，但来到大城市，在儿子身边，母亲认为该讲究时也得讲究了，不能让别人笑话。于是，锃亮的皮鞋、深红的绣花外套、轻柔的丝巾、精致的胸针、还有妻子送给的金戒指，都成了母亲的着装和饰品，每次出门，谁也看不出母亲是农村来的老太太（其实母亲那时还不到六十岁）。有时，妻子带着母亲参加亲戚的婚礼，按照天津的风俗，妻子在母亲的发丝上别上了鲜红的喜花，让我唏嘘不已。母亲在农村，因为终日操劳，要和父亲一块下地干活，风吹日晒，所以头发干枯，形象憔悴。当在天津几个多月后，每次返回老家时，母亲整个人都变得精神了，连终年在一起的老邻居也不敢认了：母亲腰板直了、皮肤白了、气色好了、头上的发丝也光亮了许多。

距母亲来津已过去了好几年了，这几年津城变化很大，我们便想请母亲再来看看。每次提起，她都推托说，孙子已上学了，家里农活忙，没时间，来了也没什么事，还要给我们添麻烦。我们全家就经常回去看看，当我们探亲时，我和妻子在专卖店给母亲买了把质量上乘的牛角梳子，作为礼物。愿母亲在梳头时能理解儿子的心思……

离家千里，我的心始终被母亲的发丝牵着，难忘母亲的发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