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摔死前后

少吃了很多柿子皮，少买了好多纪念章，好不容易凑到了3块钱。那时的3块钱，坚挺得很，颇有现在300元的感觉。所以就很洋相的找到卷毛小子——回家跟你爹说，老子要买那架望远镜。

相约在晚饭后，卷毛小子和他的卷毛爹，在胡同口的梧桐树下等候我这个买家。

什么，3块钱？你妈了个巴子的，3块钱，买屎吃够了。卷毛爹暴跳如雷，胡萝卜粗的拇指架住胡萝卜细的中指，朝我脑袋上恶狠狠地一戳——青岛话叫弹巴儿。那个巴儿弹得我眼冒金星、呲牙咧嘴，弹得我明白了什么叫做自不量力，弹得我知道了那架望远镜，是卷毛爹的爹花30块钱“淘”的。

打那以后，再也不敢洋相了，而且每次见了卷毛爹，都像黄花鱼一样，溜边而逃。因为他那几根胡萝卜粗细的指头，很原始、很恐怖，而且只要让他逮着机会，肯定会在我的脑袋上一阵猛弹。

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来形容我那时的遭遇——3块钱买架高倍军事望远镜，那基本上就是个传说。

然而，忽然有一天，这个传说还真变成了现实，但那是若干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暂且按下不表。

1971年的9月，二年级刚刚开学不久的一天，老师和大人们表情都很怪异，很有点大难临头的味道。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那天是林彪曾经的林副统帅，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日子。对于一个政权来说，二号人物的叛逃和相关人员的背信，其影响力绝不亚于天塌地陷、山崩海啸一般。

也许因为我还只是个沉于幻想的孩子，也许那时人们的注意力仍然还在衣食住行，二号人物的离经叛道没有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吃的照样还是20％细粮和80％杂粮，穿的依旧是那仿佛永不掉色的黑、灰、黄。所以，天气不声不响地冷了下来。玉米面换成了地瓜，还是供应的。大哥当兵去了南方，家里张口吃饭的五号子人，供应的一个冬季的地瓜怎么也得一百斤以上，大一号的家庭甚至能得到两三百斤的供应。

每逢买地瓜的时节，那场面别提多壮观了。虽然没有红旗招展，却也差不多是人山人海；虽然没有锣鼓喧天，却也是车水马龙。大家几乎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挑选到自己钟爱的地瓜品种。或栗子一样香甜的带面地瓜，或红瓤的温润滑软的“沙巴金”，大家各寻所需，直到大人小孩皆满意为止。

那一年，感觉林副统帅归西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是，供应的地瓜比往年的规整得多、干净得多，而且还多供应了若干斤两。那一年的冬天，很多人好像很满足，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就如我们有个语文老师眉飞色舞道——那个林彪子，真是个彪子……

也就是那一年的地瓜，让我彻底患上了恐地瓜症，直到现在，品相再好的地瓜也不能让我动一点点想吃的心思。

父母都是上白班的双职工，大哥当兵，二哥下乡，姐姐难得见到踪影，所以，我那年冬天中午的主食就是没完没了的地瓜，那些甜不拉叽的非粮非果的食物，换了栗子面又改“沙巴金”，而且每顿都是凉的，自己又懒得起火，用开水一泡，豆瓣酱“送服”。久而久之，7、8岁的屁孩，竟然得上了“浅表性胃炎”。疼进医院后，大夫疑惑不解的直摇头——小孩子得大人病，这确实是个奇迹。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股怀旧风，但这种怀旧风绝非是褒扬。到处都在搞忆苦思甜，到处都在搞批判，甚至连死了几千年的孔夫子，也难逃被“扒”的命运。曾经有一个国营企业的老工人，在给我们这些黄毛小子忆苦思甜的时候，声泪俱下地说道——提起了旧社会，真是×他妈，特别是60年，五个孩子饿死了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