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

写在前面的话

我是60年代生人。当过红小兵，红卫兵，历经了文革后期，参与过批林批孔（尽管当时还不知道孔子是何许人也，只知道他叫孔老二）；赶上了毛主席号召的“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拾过废铁、捡过粪旦、献过铁牛，还当过“学毛选积极分子”，当然也偷偷给黄帅写过信。最得意的是在向阳院，在民兵小分队大哥哥、大姐姐栽培下，表演过不少文艺节目。

当然，生活是比现在苦得多，可我七岁就会做饭、蒸馒头，八岁就能洗衣服、替大人往楼上扛自行车。买粮、买菜更不在话下。活了40年，感到最快乐的还是这段学生时光，真正是无忧无虑。每每与15岁的儿子谈起这些，儿子总说：“妈，你吹吧，我到现在都不会，你那么小可能吗？！”

儿子除了学习，就是电脑，偶尔才打打球，看到我与老公说到我们学生时代的事情，高兴的眉飞色舞之际，儿子总是说：“至于吗？”，还别说，真至于。不信，你看看这些美妙地回忆吧！

献铁牛

在北方，我们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基本上7岁多上学。记得我是72年上小学一年级。学校是某系统子弟学校，全班同学都住一个家属院。在上小学三、四年级时，全社会都在开展学工、学农活动。自然，我们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也不能例外。给农村人民公社献铁牛——拖拉机，是上级下达给我们学校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献铁牛不是伸手向家长要钱，而是通过我们这些勤劳的小手，捡废铁，挖淤泥，拾粪旦来完成。

拾粪旦是我们女生的强项，每天下午2节课后，我们就背着书包，一手拿着家里的竹筐，一手握着家里夹蜂窝煤的夹子，上路拾粪旦。我们住在城墙外，马路上经常有马车从眼前穿过。那年代公交车很少，小轿车就更看不见。

一看到马车走过，我们就赶紧追上去，尾随其后，马一翘尾巴拉出粪便，我们就像看见白面馍一样扑过去，用夹子夹进竹筐，有时害怕别的小组（那时都分成四、五人一组）抢先拾去，干脆用手将粪旦拾进筐里，那粪旦还带着牲口的体温呢。

说实在的，到现在我还分辨不清骡子和马，可那时，不管它们俩谁拉出来的，我都会抢进自己的筐里。这是比较顺利的，有时遇到不开眼的牲口，半天拉不出一疙瘩，能把我们急死，跟在马车后面走上4、5公里是常有的事。偶尔也会在旁边的树丛里找到没被别人发现的干瘪发黑、发硬的粪旦，也能让我们高兴好一阵。捡回家时，藏在一个不被人发现的地方，以便第二天交到学校。如果第二天别的小组没我们上缴的多，我们就高兴地开怀大笑，要是其它小组超过我们，那自尊心可就受不了，痛哭过后，放学时肯定第一个冲出教室，奔上马路，抢那牲口粪旦。

其实，男生到底比女生聪明，男生没有女生的耐心，一般不会跟在马车后，调皮一点的男生会乘女生不备从筐里抢粪旦，倒进自己的衣服里，惹得女生嗷嗷大叫。大多数男生则是4、5人搭成一组，借一辆架子车，扛着铁锨到城河边挖淤泥。挖一车淤泥顶女生捡两三天的粪旦。

再后来，我们发现拾粪旦的贡献没有男生大，就开始捡废铁。

我们是子弟学校，操场尽头是校办工厂，专门进行镀锌加工，就是把有用的钢材加工成某种物件后、上面镀上一层光亮的保护层。

因为工厂没有门，放学后，我们就偷偷跑到操场尽头那一堆废弃物上捡废铁。捡的时候还得派一个放哨的，盯着从车间出来的工人师傅。

我的好几条裤子都被硫磺腐蚀了，一下水，两个裤筒膝盖周围全是小洞。那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人一问三不知，挨顿揍后还莫名其妙。还好，那时都穿补丁衣裤，也不嫌丢人，反而感到光荣。

由于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很快，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看电影

看电影对我们来说是一大享受。那时很少有人家有电视，即便有也是九寸黑白的，而且遮遮掩掩怕邻居知道。

看电影一般分两种：一种是露天电影，一种是在电影院里观看。

平日里，我们看的是露天电影。

那时，我们大院不演电影，多半是到马路对面的公路局或安装公司家属院看。每次得到演电影的消息，我们便急不可待地等到放学，跑回家，拾起板凳，直奔放映电影的大操场。常常是结伴而去，抢占有利地势，有时顾不上拿板凳，找些石头，瓦块圈起底盘，等其他小伙伴吃完饭，拿板凳替换自己。有时圈起的地盘被别人占领，便引来两派之间的战斗。一个大院是一派。常常是被“地头蛇”哄出门来。

那时的国产电影除了八个样板戏外，还有《向阳院的故事》、《决裂》《春苗》，以及反映石油工人王进喜的影片《创业》。再后来随着放开诸如《上甘岭》、《刘三姐》这样的影片我们也能看到。进口电影主要是朝鲜的《卖花姑娘》、《永生的战士》和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尼罗河三角洲的警报》等等。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卖花姑娘》。姐妹俩因生活所迫，被迫沿街叫卖鲜花，可怜的妹妹因给地主家煎药，瞌睡过去，药扑了出来，被狠心的地主婆拿那滚烫的药水泼了一脸，眼睛顿时失明。听到妹妹那撕心裂肺得哭声，全场观众忍不住哭了起来。我看过不下十遍，每次都哭着回家，凡是看过此片的人和我差不多。说实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没有一部电影，电视像他一样拍得那么催人泪下。

好不容易有了部儿童片《闪闪的红星》。我们能看不下十遍。刚开始还挺喜欢看，接二连三能看好几回。可到后来，就变成了政治任务。看得人都腻味，但这话在当时不能说，否则就变成了受教育对象。

除了看故事片，我们看的最多的是《新闻记录片》和《新闻简报》。每一次，看到毛主席出来的时候，整个大操场便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尤其是我们这帮小孩，手拍得通红，心情激动的就像见到毛主席本人一样。

看电影成了我们最美的享受，有时去晚了，正面看不到，就站在银幕的反面看。

尽管那时的电影不是“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哭哭笑笑”，就是“中国的新闻简报”，但我们唯一能享受的还是电影。

做饭

做饭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看家本领。说七八岁会做饭，一点都不夸张，到了十四、五岁，手艺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说做饭得先从生炉子开始。

那时，我们家住楼房，厨房是几家公用的。一个厨房放三四个炉子，每个炉子边支起一张大案板，案板底下放菜，案板上面靠左角立一小橱柜，里面放油盐酱醋。剩余一大块是用来切菜擀面的。

生炉子要先用火柴将纸点燃，而后迅速扔进炉膛内，将早已准备好的刨花或小木屑引燃，等炉膛里火苗窜出来时，再添加些粗木条，小木块或核桃匹等等。等这些东西燃烧后就可以把蜂窝煤塞进炉膛，架在这些木块上燃烧，不一会儿，炉子里的煤就发红燃烧了。一般炉子里始终保持三块煤。最底层一块是已经燃烧殆尽的煤，起支撑作用；中间一块是燃烧过半的煤；最上面一层是新煤，刚刚开始燃烧。

也有一种办法，不用生煤，夹一块煤跟邻居交换，用未点燃的煤换取一块正在燃烧的煤，放进自家炉子内，上面再压上一块新煤，十几分钟后，新煤开始燃烧就可以做饭了。

做饭是要动脑子的。那时杂粮多，粮店都号召大家粗粮细做。玉米糁子用来煮稀饭，里面放些红薯块；玉米面用来烧饼，蒸发糕，要不就用来同白面掺在一起做成金银卷。白面和大米（对北方人而言）是限量的。一个星期吃一次米饭那算“小康人家”。白面也得省着吃。

记得母亲训导的话“和面要三光：手光、面光、盆光”。不能浪费一点面粉。每次和面，脚底下垫一个板凳，因个子小，够不着案板，使不上劲。先用右手将面粉刨向四周，中间留出一块来，然后左手拿瓢点一点水，右手将面粉拥上和好，一次不能点水过多，否则，掌握不好，和出的面就软了，不能擀面条。软硬正好后，将面团醒一会儿，上面盖一块湿布，二十分钟后，再擀面就容易多了。擀好、切好，放在案板上等家长回来后，才能下锅吃饭。不像现在的家庭以孩子为中心，那时，我们是以家长为中心。常做的面食有炸酱面、蒜面、锅贴、汤面。另外，隔三差五还得蒸馒头、发糕。经常蒸馒头和面和得手腕疼，擦完眼泪后，还得和。否则，家长回来见没做好饭，就会发脾气。

那个时候很少有零食和点心让我们享受。点心是用来招待客人和用来表彰做家务好、听家长话的孩子们的。不过，我们很聪明，常用点心渣滓包成包子来解搀，有时也将猪油填进包子内，蒸熟后，咬开一个口，放进白糖，那香味甭提了。

蒸好的馒头放进篮子里，悬在空中，怕老鼠咬，平时谁要饿了就踩在板凳上，掂起脚尖抓一个来充饥。馒头夹辣子也是一道不错的美食。

玩游戏

儿子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只有到了周末，才坐在电脑前打上一会儿游戏。儿子是那种听话懂事类的。从不去网吧，只在周末才能放松。平日里，顶多是吃完午饭，拿上家里的晾衣棍比划比划，算是运动了。有同学，没玩伴，大家都忙着学习，应付中考、高考，儿子自然也不例外，可我们上小学、中学就不同了。

上小学时，除了参加校文艺宣传队外，平日里课后便跟同学们跳皮筋。两个人撑皮筋，其他同学排队跳，输的撑皮筋，赢的接着跳。皮筋从撑着腿关节出开始，节节攀升，臀部，腰部，颈部，最后一直升到撑者的指尖上。我那时柔韧性非常好，再高的皮筋都能用脚尖够着。边唱边跳，很少失手，即使到现在，腿轻轻一抬，也能越过头部。

课间十分钟也不放过，要么拍糖纸，要么抓拐。

拍糖纸就是把平日里攒下的糖纸，折两下，下注，在对手下的糖纸叠在一块儿，用手掌拍使其翻身，谁拍得糖纸翻身就归谁，赢者往往手上会攒一大把。好糖纸可不会用来拍。是用来收藏和炫耀的。好糖纸就是新的、从未用过的，特别是玻璃纸的那种，以及带号的和图案精美的。

男同学是拍包子和三角，就是把收藏许多烟盒叠成包子状和三角状在手背上放一长条猛一翻，抓住了归其所有，丢下的让对手抓，胜者自然是包子，三角越多越好。

男生除了拍包子、三角，还有蹦弹球，滚铁环。当然，还有男女都适应的运动项目，打沙包，攻城，跳山羊，骑自行车等等。

再有，就是象征性的长跑，诸如向着韶山跑，向着延安跑，向着北京跑。那时真幼稚，以为跑上一个寒假就能到北京，到延安。后来才回过神来，老师是为了让学生锻炼身体，有个念头。否则，在马路上，操场上跑上一辈子也到不了首都北京。

还有，踢键子。踢键子是老少皆宜的运动。刚开始，把旧本子剪成一条条的，然后用缝纫线将一头捆结实，踢。踢着踢着，纸条全脱落下来。后来，就踢鸡毛键子，那时院子里养鸡的人很多，找个铜钱用布一包，一缝，再找一节塑料管把一头绞成喇叭状缝在包好的铜钱上，再求大爷、大妈给一点公鸡毛（母鸡毛是不行的），还要公鸡鸡尾处最耀眼的那一撮。如果大爷、大妈不给，自己也没有，只好求男生去偷鸡毛，乘大爷、大妈午休的功夫，抓起鸡，猛拔一撮，撒腿就跑，引来大爷、大妈的一阵叫喊声：“谁家的兔崽子，又在拔鸡毛了？”

“哈、哈、哈”这边传来一阵笑声，接着插上鸡毛，开始踢键子了。

打架

打架在我们小时候是常有的事。父母打孩子，同胞兄妹之间互相打，同学之间打，外校生与本校生打，搞不明白，那时的人的火气怎么那么大。

家长下班回家见孩子没有做好饭，不分青红皂白，一顿暴打。考试不及格，又挨一顿，让别人告状遭暴打，被同学欺负了，回到家里还得挨上一顿。

家长打孩子轻则用手掌，重则拳脚相加外带棍棒伺候。同院里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不是有一句“棍棒底下出孝子”吗？

挨了父母打，同胞兄妹之间还要打。大的抢小的东西，小的告诉家长，家长收拾完大的去上班，大的接着收拾小的。向家长告状，告哥哥姐姐的状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更有甚者，父母走后哥哥姐姐会惩罚弟弟妹妹的。当然，家里的老小能好点。那时流传一句顺口溜“偏大的，爱小的，中间夹个受气的，”我就是家里那个受气的。现在讲给儿子听，虎虎生威的儿子愤愤地说“妈，看我怎么收拾我舅”。说归说，舅舅，舅妈特别疼爱他，他又觉得我是在骗他。不过那时的人跟吃了呛药似的。

自家手足联合起来同邻居家的一群同足互相打也是时常发生的事。如果邻居家的老二欺负了自家的老小，那么自己人联合起来收拾邻家老二。受了疼的邻居老二，又回哭喊者换来兄弟姐妹再来挑战，结果是大人出面，一人臭骂一顿，惹事的主再挨上一顿，就此平息。大人还是在一起说笑，端着碗互到各家串门吃饭，小孩子一觉醒来，忘了打架的事又玩耍在一起。玩孬了打，打了好，好了玩，玩了再孬，循环往复，蛮有意思的。

如今，七十岁的老母说，那时人的火气如此之大，好象魔鬼附身，不能控制。

现在我偷偷想，是否家里孩子太多，又整天没事惹是生非、家长怎能不冒火呢？再者说那时的人们一门心思在单位，惟恐自己在单位落后，孩子是放在第二位的。大人们能有托词，但孩子们呢，难道他们都疯了吗？

三学

三学，就是学工，学农，学军。

现在学生们的国防教育——军训，大抵同我们小时候的学军。但学农，学工则没有。

我们那时的学农、学工体现的主要形式是上劳动课。

记得我们学校学工、学农的主要形式是剥花生、拆线头。因为我校是某系统的子弟学校，因而该系统农场了的一部分活由我们承揽。剥花生就是其中一项。一到劳动课，老师就让同学从办公室抬来几麻袋带壳的花生，然后给每人桌上放一堆，每个同学都从家里带来两个小缸子，一个里面放剥出的好花生，另一个缸里放剥出的干瘪的花生仁。剥满一缸后，就交给老师。好的倒入一个大的麻袋里，坏的则倒入大脸盆内，完后，再从老师那里领回一堆接着剥。下课铃响，抬来的花生基本剥完。然后，老师再让同学们拿着缸子上讲台领回从脸盆里舀出的坏花生。现在想想，这些是不能吃的，可那时没什么吃的，能吃到花生仁，特别是能吃到自己剥出的花生仁是很幸福的一件事，除非坏的不成样子，一般，我们都会囫囵吞枣咽下肚内。

由于一星期有两节劳动课，慢慢地，我们也摸索出一点经验。趁老师、同桌不注意，故意将剥好的花生仁剥落到地面同花生皮混在一起，下课后，再举手主动要求打扫卫生。等老师走后，忙扑倒在地从花生皮中找出好花生仁，揣在兜里带回家中给父母分享。

还有就是拆线头。每人从家里拿一个拔猪毛的夹子，将碎布头拆成棉纱，交给老师。同学们都暗中较劲，惟恐自己比别人拆得少，哪怕指尖红肿，也照样拼命干，讲的就是劳动光荣。

老公长我两岁，说他们劳动课主要是糊火柴盒和洗衣粉袋。老公边说边比划，说套洗衣粉袋是他的强项，左手拿外套，右手拿内套，用嘴往外套内吹口气，使袋鼓开，然后迅速将右手内套伸进去，如卓别林《摩登时代》里流水线上干活一般。一分钟能套十几个，逗的儿子哈哈大笑，老公说他的弱项是糊火柴盒。常常是糨糊没抹到火柴盒上，反而抹得身上到处都是。好在能勉强完成老师叫给的任务。

学毛选

学《毛选》是我们小学的必修课，尤其是到了四　、五年级的寒、暑假除了作业外，必布置的作业就是学《毛选》。并在放完假后，将自己学完后的心得体会写在笔记本上交给老师。

那时学校早读天天要求大家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张思德》、《愚公移山》，说实在的，我们背诵老三篇就跟背乘法口诀表一样溜。

到了放寒、暑假学校则要求我们自学《毛选》并写心得体会　。刚开始不会写就摘抄，每读一篇，觉得对自己有用的或在报纸上见过，就大段大段的把它抄下来，一个假期要写三十篇，而且还要写满一硬皮本，这也是不小的工程量。后来会写读后感了，就改写读后感。每篇开头总写：“我读了某某文章，很受感动，特此写下读后感，以供勉励，如有不对，请老师批评指正”，三十篇开头全这么写，觉得太没有新意了，就开始写心得体会，刚开始还不太会写，就偷偷翻看大人的笔记本，因为那时全民都在学毛选，写心得，剽窃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剽窃的次数多了，自己慢慢也悟出其中的道道，于是乎，将剽窃来的东西稍做加工，该头换脸，将大人的语言去掉，粘贴上自己的想法写进去，满不错的，嫁接挺成功。再后来觉得大人的东西太程式化，太条条框框了，就彻底抛弃剽窃来的东西，重新操刀，亲自披挂上阵，将毛选一篇篇读透，（自认为读得很透）再结合现实社会，联想自己的学习等等，一篇篇发自肺腑的心得体会就完成了。当时觉得满有成就感，四、五年级总共写了五大本，当然包括那些剽窃的作品，后来因其质量、数量以及学习态度，还被评为学毛选积极分子。

这是一个很光荣的称号，因为那时的人非常注重政治素质教育——借用当时的说法“这小孩的政治觉悟真高”。

现在儿子的语文课本偶尔也会出现几篇毛主席诗词，儿子背了半天也记不住，我就大段大段地给他背，甚至有些诗词都能倒着背，儿子很诧异，“妈，你怎么回背我的课文”？我说“趁你晚上睡觉，我偷偷背的，瞧，你妈我都四十，还能过目不忘，你怎么就不行？”儿子被我臊得满脸通红：“哼，不信我青春期拼不过你更年期”。不到半小时，该背的都背过了。现在的孩子到底是聪明，到现在我还珍藏着《毛主席诗词选》。我觉得伟人的诗写的很大气磅礴，没有伟大的胸怀是根本写不出的。一再告戒儿子，要想胸襟开阔，成就一番事业，一定要读《毛主席诗词》。儿子嘴上没说话，行动上，则悄悄把爷爷珍藏的毛选诗词拿去了。

过年

小时候，常听大人说，“有钱人过年，没钱人过槛”。并不知其中甘苦，只是一门心思盼过年。

过年，首先能饱口福。因为平日里很难见荤，也很少吃饱。

进了腊月二十三，大人开始忙活的准备年货，拿着平日里省下的豆腐票、肉票、糖票去排队采购，采购回来之后，便开始炸、煮、蒸、抄。炸肉丸子、素丸子、煎豆腐、煮大肉、蒸蒸碗、抄肉片。将炸好的丸子、煎好的豆腐，煮好的大肉，一碗碗的放进一个大瓮里，储备起来。母亲的甜饭做的最拿手。拿一个大粗瓷碗，碗底抹上一层猪油，青红丝、铺上葡萄干、花生仁、核桃仁、黑芝麻后再盖上泡好的糯米，上笼蒸熟。每年的年夜饭，都是最受欢迎的一道菜，直到现在，母亲还保留这个节目。进了腊月二十八，就开始正馒头，炸麻叶。每次炸麻叶都炸上好几盆，蒸馒头要正上好几锅，年年蒸馒头到二半夜，还要做出各种造型如蝴蝶、兔子、蛇、鸡还有刺猬等等，累的大人小孩都说明年不干了，可是望见家里到处摆放着香喷喷、甜滋滋的每食，来年还是这么干了。做的这些吃的必须要吃到十五，否则，会被人笑话的，当然，年夜饭里少不了中国的传统每食——饺子。每年包饺子母亲总让找上一个一分硬币塞进饺子里，谁要是吃到，就意味着新的一年大吉大利。大年初一的一大早，孩子们的新衣口袋里就会塞满花生、糖果。再穷的家里桌上都摆着这几样，图的就是个吉祥。

再说穿。一年到头我们穿的都是补丁衣裤，而且小的拾大的。衣服常常短到肚脐眼儿，裤子遮不住脚脖子。只有到了过年，里外全新，棉袄新的，棉裤新的，罩衣罩裤更是新的，那时的父母都会做针线活，偶有不会的，家里也有奶奶、姥姥帮着做。

记得有一年，流行大花的平布，母亲便和同院的阿姨去商店买布，排了一下午队才抢到两块布。听母亲说买布的人可真多，里三层、外三层，把商店的门都挤坏了，柜台的玻璃也被挤碎了。拿回来后，母亲便赶紧下水，晾干后便连夜踩缝纫机做，熬上两个通宵，新衣新裤就做成了。做好的新衣、新裤是不能穿的，只有到了三十晚上，一切年货准备妥当后，母亲才把做好的棉衣，棉裤取出来，套好并放在我们的床边，然后再将换下的旧衣旧裤拆洗干净。三十的晚上母亲通常只睡两个小时。由于小时候年年穿新衣，在我的脑海里打下深深的烙印，直到今天，我依然是要在奶奶头买上臆见新意并在三十挂在床头，以便新年头一天穿在身上。

最后说一说玩。有了吃，有了穿，对于小孩子来说，就剩下玩了。那时侯，穿上新衣在院子里相互串门，一来是给叔叔阿姨拜年，二来也是显示显示自己身上的新衣，常常是东家串串，西家串串，东家吃吃，西家吃吃，口袋里再塞得鼓鼓囊囊，一到晚上睡觉，盖在身上的衣服里的“宝贝”就会撒得满床都是，咯的人睡不好觉，那时侯的玩不象现在有说头，那会儿是疯玩，由着性子，想到哪里玩就到那里玩，那时有一样我最不原做的事情就是初二以后走亲戚，七大姨，八大姑，走了这家，走那家，每每这个时候便帮大人提着点心、糖果走亲戚。去了大家聚在一起吃一顿，放下礼物便往回赶，过了几天，七大姨，八大姑又来回访，整个年内都忙活了走亲戚，我曾问母亲，年年走太累了，能不能省了，母亲回答是不行的，亲戚越走越亲，不然走到路上就会不认识了。那会儿没电话，交通又不便，同城的亲戚也全靠内内才聚一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