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

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五四运动领军人物，他们都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倡导新文化，他们都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文学革命。他们意气风发，摧枯拉朽，同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一道书写中国现代史新篇章。五四以后，《新青年》分化，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走上革命的道路，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奔走呼号。胡适则恪守“美国思想”，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走改良主义道路，批评国民党以党代法，一党专政，致力于建立民主政治，“好人政府”。

胡适谈及此事不无遗憾地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自由主义者的变弱”，与陈独秀离去有直接关系：“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陶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张家康《相知有素的胡适和陈独秀》《读者文摘》2004年第9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蔡和森也说：“仲甫（陈独秀）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

胡适和蔡和森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都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陈独秀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同胡适政治上分道扬镳，免不了思想交锋，互不相让，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之间依然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这其中既有相互争取之意，更多的是对对方的人品人格学识学养的敬慕之情。

陈独秀一生多次被捕，每次胡适都积极关注设法营救。

例如，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胡适与翁文灏、罗文平等人致电蒋介石，希望蒋介石能“依据法律特赦”陈独秀，未能成功。1937年8月，胡适为此专门找汪精卫，为在狱中五年的陈独秀求情，从中斡旋。汪精卫回信：“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不久，陈独秀便予以释放。

1938年8月，陈独秀携妻子潘兰珍流落四川江津县鹤山坪，是时，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胡适为陈独秀生活计，建议他到美国写自传，被陈回绝。

1942年5月陈独秀在四川江津县与世长辞。在此之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论怎样变化，胡适对亡友陈独秀的思念之情依然如故。近几年有文章披露，1949年4月胡适在前往美国的途中读到《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感动莫名。他立即把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并提笔作叙：

“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一想。”“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

胡适尤其赞赏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中说的一句话：

“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认为“在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的感言自然不无道理，我虽然还未读到《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却在李扬的《陈独秀的‘最好见解’》一文（《南方周末》2007年12月6日第24版）知道其大概。这书收集陈独秀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期间发表的4篇文章和写给朋友的6封信。中心是民主问题。1936年斯大林大清洗大审判，伤害无辜，甚至把大批老布尔什维克以“叛国”、“反革命“罪名予以处死，对此，陈独秀表示强烈义愤，质疑道：“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陈独秀把英美的政治制度与俄德意的政治制度列表加以比较，愤慨指出：“每个康米尼斯特（共产党员）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陈独秀确实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陈独秀的这些认识得到胡适的赞赏或者说产生共鸣，是可以理解的，胡适一生都在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努力。但是如果由此就认为陈独秀放弃了社会革命的主张退回到自由主义和社会改良的立场，那就是一种错觉，一种误读。胡适就是这样看问题的。在胡适看来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即关于民主的论述，“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是“中国现代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1961年8月28日胡适在一封信中，对陈独秀一生作了评点：“我觉得独秀早年思想大都是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胡适一褒一贬，其思想倾向何其鲜明！他认为陈独秀晚年背叛了社会主义理想和他走到一起来了。

真是这样吗？否！如果说前面的引文还不足以把陈独秀同胡适区别开来的话，那么陈独秀对斯大林的批评则是胡适无法理喻的。陈独秀说：“不能一切都归罪于史大林（斯大林）”，“是独裁制度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这种批评已经触及到政治制度层面，实际上他提出了党内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政治洞见。对此，胡适虽然也颇有感慨，但不得要领，说什么陈独秀“心存厚道，正如太炎先生吊袁世凯‘败不出走，于今犹杰，均书生本色’”，此纯系皮相之论。

不能因为资产阶级倡导，无产阶级就不能讲求民主，否则就是被资产阶级同化了，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文明成果。资产阶级需要，工人和劳苦大众也需要。

不能因为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和反动势力反对社会主义苏联，中国共产党人就不能对斯大林及其专制制度进行批评，否则就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反动势力合伙加入反苏反社会主义大合唱。批评，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有恶意的，有善意的，外科医师的手术刀和刽子手的屠刀有本质的区别。

由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所致，这些道理，胡适是无法明白的。

我们还可以从陈独秀生平几次遭遇来认识这个问题。

五四时期，陈独秀因宣传新文化、倡导科学民主多次被捕。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豪迈声称：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也不推辞。

这个时期他还就被捕入狱一事发表感想：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

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读到这些文字敬佩不已，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著文《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盛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

1927年“四一二”大革命失败，同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共中央，宣布陈独秀停职。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还于同年11月12日至13日，三次《致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信》，提醒同志们，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可做一些改善农民生活的实际工作，不要盲动，以免革命损失太大。第一份封信中他说：“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信中意见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他对党的事业耿耿忠心，则天地可鉴。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于第二年4月对陈独秀公开审讯，并以“危害国民罪”判决陈独秀十三年徒刑。6月15日陈独秀上诉，他从中国近代史说起，说到中国共产党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目前任务，表达自己为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翻身解放肝脑涂地矢志不渝的立场，接着他又从法律、民主政治方面，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对内独裁，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政治黑暗，对外屈从帝国主义，制止人民反抗，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上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它的成功，是要靠多数人民之拥护，而不尚少数的英雄主义，更非阴谋分子的集团。予前之所行所为，即此物为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作，亦此物为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帝国主义及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也。（1933年6月15日《辩诉状》）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出狱。8月25日国民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蒋介石的英文秘书陈立夫二兄弟邀请陈独秀与妻子潘兰珍作客，说是为陈独秀洗尘。作陪的还有国民党高级官员。席间陈果夫讲话，说是“蒋（介石）先生十分赞赏独秀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爱国精神，想聘请独秀先生任劳动部长，为中华民国效劳。独秀先生，你意下如何？”陈独秀则断然回绝：“果夫先生，请你转告鄙人对蒋先生的谢意。不过，她要鄙人当劳动部长是假，为他装门面，当他的走卒是真。这是异想天开。”

在场作陪的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朱家骅又发话：“独秀先生，鄙人也受蒋先生委托，要请独秀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员五个名额。独秀先生，你意下如何？”

陈独秀听了同样义正词严：“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关了我五年牢，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要我组什么新共产党，则更是异想天开，我陈某决不干这种事。”

还说：“请朱先生转告蒋先生，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我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蒋介石诱降手段彻底破产。

在这不久，一日陈独秀的老朋友胡适（时任驻美大使）远隔重洋托人传话请陈独秀到美国一家图书公司去写自传。胡适此举不同于陈果夫和朱家骅请客，完全出于朋友情谊，不带政治色彩。陈独秀知道这一点，但他还是婉言回绝了。他对传话人说：“鄙人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传奇的东西，不用去美国写自传。我是一个中国人，若是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同时鄙人也厌烦见生人。”

传话人还是要陈独秀“再好好考虑一下，这是难得的机会。”

“请你转告胡适先生，我是决意不去的，过去一些大军阀大官僚垮台后，都跑到国外当寓公，这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我陈某是不会干这种事的。”陈独秀主意已定，不容讨论。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携带妻子潘兰珍几经辗转来到四川江津县鹤山坪，直到1942年5月27日溘然病逝，在这三年半期间，陈独秀一直过着孤寂凄苦的生活。陈独秀晚年离群索居，被边缘化了，但他还在思想，他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一直潜心研究文字学，他编写《小学识字课本》，盼望中国劳苦大众的儿女们能够享受文化教育。

我陈述这么多事实，无非是想说明陈独秀至死都忠于自己的信仰，他没有动摇过，没有转向过。非但如此，其思想更加成熟。认为陈独秀早年的思想是浅薄的，“最后见解”才值得称道，甚至认为陈独秀晚年已由“俄国思想”（马克思主义）回到“美国思想”，那是胡适的错觉，或者是胡适的一厢情愿。（当然，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和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也不是一无足取的，胡适本人确实也作过不少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情。过去把胡适“妖魔化”是不对的。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我甚至还想到要重新认识1927年大革命失败。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谁领导那次革命都会失败，不独陈独秀然。原因很复杂，主要原因就在于反动力量太强大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处于绝对的劣势。在这种形势下要在短期完成革命任务，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革命失败具有必然性。但那次革命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那次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实践，伟大的演习，就像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失败一样。马克思对巴黎工人的“冲天壮举”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是永存的。

同样，中国大革命失败了，但它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大革命又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它使中国共产党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走向成熟，领导革命走向胜利。没有大革命的失败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有句古话叫“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候，要注意着一点，否则就简单化了，有失公允。因为成功和失败只是现象，而且往往是一时的现象，而造成这种成功或失败的因素又是极为复杂的和不容易在短时期认识清楚的。

我有时候还想，现在我们常说的“人性化”，不但指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的同时代人，还应该包括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人，特别是对于陈独秀、瞿秋白等这样一些所谓有缺点有错误的革命先驱。他们在大夜弥天、荆棘遍地的旧中国带领苦难大众走出一条生路。在这个过程中有苦闷有彷徨有困惑甚至有身不由己的时候，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对他们有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何况，他们并没有标榜自己一贯正确。

他们是殉道着，生活在那样特殊的年代。

“人有病，天知否？”

说明：本文写作参考文献出了已注明出处的以外，还有吴晓的《陈独秀传奇》（四川人民出版社），《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