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为人梯的老黄牛——刘思奇

说起老黄牛这个称谓，曾经是一段时期内的社会风尚，人格座标，工作态度。老黄牛，吃得是草，挤得是奶。多少文人墨客赞美这种品格，然而却沒有渗透到今日的文明当中去。随着时代审美的不断更新，这个称谓也消声匿迹了，如果谁还冠以“老黄牛”这样的称谓，那一定是被人嘲笑的对象。抑或是被人同情的傻瓜。其实老黄牛精神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不计报酬，不事索取，只知默默无语的奉献，这是一代人的风尚，刘思奇老师便是其中的一个。熟知他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在他工作期间，夜晚，他的办公室窗口的灯光永远是最后一个熄灭，堆积如山的稿件，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作者，皆等他审阅回言，而刘老真诚的心灵，永不会失信与信赖他的人。

每天早晨，掖下夹着一个人造革包，低着头像一股劲风，好像永远有着要紧的事赶着做，他一溜烟地匆匆走向办公大楼准时上班，擦桌打水从来是亲自动手，谁要帮他略理这些日常琐事，他定会关住门拒不接收。他可以带做别人的事，但别人替他做一点事他会万分过意不去。他永远是普通的一分子，他沒有丝毫官架子，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装腔摆谱，他一生的精神面貌可用八个字来形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面对作者他从来都是平和慈爱，谆谆善诱，对一个作者的勤奋就像对待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孩子，不失时机地擂鼓助阵，施肥浇水，我以为这便是一个人心灵的朴素，为人的踏实。朴素与踏实是人的本源意义，但经过世事浮华的薰染依旧保持朴素这就是一种境界了。

刘老不仅朴素无华，他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品格是本分、自律、节俭，节俭在今日物质丰富的人群中恐怕也会不屑一顾的，然而，在文联这个“穷”字当头的单位，可说每一个当家人都须苦心度日，日子总是捉襟见肘。人们说起刘老在刻苦度日的种种故事，总会带着些许戏谑，说老刘到县里找不到一个吃饭地方，谁和他一起下乡，一下车就是到饭滩上吃一碗面。殊不知，即便有人请他吃饭他都不愿赴“宴”，他一向不愿给人添麻烦，更不愿让人为自己浪费资源，他常说：“饭嘛，吃饱就行”。如果有谁让他稍微超出自己的生活原则，他会向对方千感万谢，并且十二分的不自在。然而，有朋自远方来，他从不动用职权到饭店请客，这些人多是各县的作者，或是来自上海、天、北京与单位工作有关的客人，到饭时就领着客人回家吃饭。他说，文联穷沒有办法，只得从自己身上刮油。那时候粮食是有限量的，干部28斤，别人多吃一顿，自己就得少吃一顿。所以客人到家也沒有足够的美酒佳肴招待，鸡蛋也是靠供应号购买，如此，西红柿面是刘老待客的拿手好饭。他说他最感激他的夫人从来没有因此责难过他，想必他们家的粮食很可能从月头吃不到月尾。这个待客习惯及至他退休也不曾改变。

然而，做为一个文联的当家人，有他的大气奢侈之处，培养文学人才他从不吝啬。他省吃俭用办过三次大型读书班，每次四十人，时间一个月，请专家讲课，买一条大前门烟以表地主之谊，剩余几合，还不能归为己有，单位收藏起来以便今后有大型活动再次待客用。在举步谁艰的日子里，他总要坚持每年举办一次文学笔会，让作者与作者，编辑与作者见面，各抒己见，亙相刺激创作热情，讨论新人新作，修改有前途的作品……

晋中文联从一贫洗到两壁书厨都是他这样省吃俭用节攒出来的。经费再紧，只要书店有好书，他每年都要给大家购置回来，加强大家的精神养分，培养发现作者得有过硬的编辑队伍，吃用可以刻苦一些，但编辑须得比作者更有见识，更有学养才行。用他的观点来说，既然是文化单位，千穷万穷，书不能显穷，连书都沒有几本还有文化吗？那时作者们到文联有借书权，作一个登记，借几册自己选准的书，规定几天后归还都是非常严格的纪律。刘老在职期间日子再穷，每二年都要评一次文学奖，为了公平起见，本刊编辑所发作品不许参评，全心全意鼓励下面的作者勤奋创作，不要半途而废。那时候，作者获得一项“晋中文艺”某一奖项是非常自豪的，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如此，因为这里面沒有人情，不拉关系，据知评委为某一篇有争议的作品，讨论得面红耳赤。评委的审美各不相同，有偏爱这篇的，也有偏爱那篇的，但绝非是因人而争。作者的创作热情非常高涨，面对编辑都肃然起敬！因为他们严谨、自律，拥有彻底的牺牲精神。这个氛围现在看来是何其珍贵啊！现如今获一项全国大奖人们都充满了不屑，甚至获了奖似乎是一种耻辱，这其中奖与作品本身的关系还有多少？

刘老是晋中文联筹备委员的原老，那时候文联沒有办公室，没有经费，整点文化人才，有戏曲，音乐、绘画人才，独没有文学人才，为了培养文学人才，从1978年办起《晋中文艺》，刘老和他的同仁们骑着自行车“招兵买马”，发现一个作者就像发现了一颗灵芝草一样爱惜，及时关注，跟踪培养，我即是其中一个。

第一本刊物发出来，他们挑着担子送上火车，省里的老作家看后非常高兴，读者抢着买，开始从三千五千以至到八千册，外面的人谁卖一册挣五分钱。晋中文联便有了微的收益，邮寄的信封不再用手工制作了。

正当《晋中文艺》打开了局面，就要决定公开发行的时候，文化革命冲散了作者，停办了刊物。及至到了1984年复刊，经过努力，《晋中文艺》改为《乡土文学》并在全国公开发行。那时为了扩大刊物声誉，打出市场，刘老和高厚坐着火车，舍不得坐卧铺，有时硬坐也没有，去贵林整整站了一夜，下车后双腿都有些微肿了。如此日夜兼程跑了七个省，还上了老三前线，为住宿费用，住在营房里，回到单位时，两个人总共花了四百多元车费，补助一天仅有一元钱。他满怀激情举办了“恒泰杯”、“新华杯”，大型征文活动，全国作家踊跃投稿，编辑各管几省，每稿必看，每信必发，每上一篇稿子都要开编辑会集体审定。《乡土文学》的声誉陡增，谁的文章上一次《乡土文学》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著名作家刘绍棠在《乡土文学》发表过十几万字，很多著名作家纷纷投稿，《乡土文学》在那时还真有些盛唐景象。及至现在到外面各地的作家们提起《乡土文学》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地、市级刊物要自负盈亏，刘老又得寻找出路，有一书商意要“三包”包销、包稿费、包印刷，这样的好事机不可失、时不待候，是谁都会义无反顾的。第一期发行八十万册，第二次五十万，创造了历史的最高记录，在全国刊物范畴中可说名列前茅。为了进一步养刊，双月刊变成单月刊，当时没有汽车，买了一辆平车做运输工具，发行是全体编辑们最繁重的劳动，火车托运，大卡车白天不能进太原市区，只好晚上雇用汽车，星夜工作，刘老和他的全体同仁们再次创下了辉煌。编辑们自我解嘲地封自己为“搬运工”。

然而好景不长，反对自由化时，压刊物时突然出了意外，《乡土文学》被误压了，多少业内人士为《乡土文学》鸣冤叫屈，大声呼吁都无济于事。这是刘老工作期间最痛心的一件事。就像法官错斩了一个人，人头落地，生命难归。《乡土文学》的辉煌就这样暗然失色了……

但无论大起还是大落，追忆刘老的工作历程，他是认认真真做事，实实在在做人的，《乡土文学选瘁》、《大路宽又长》、《全国乡土文学大奖赛》这三部集子，正是他在职期间创下的历史性记录，成为《乡土文学》唯一可以考证的足迹。之后，这样的活动再无出现过。

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说，《乡土文学》的兴起与衰落，使他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在我看来，一个人努力做事，勤政廉洁，这样的品格现如今行迹罕至，世上没有完人，常做事的人不可能沒有失误。比起那些只唱高调，不做实事，落得一身清闲还说三道四、评头论足的人，刘老的品质又是何其珍贵。饥饿和贫穷都不能剥夺的东西才真正可贵，文学，对于晋中的初始景况是个遥远的光点，就如渺渺星斗难以企及，然而，刘老和他的同仁们节衣缩食、收心敛性，以牺牲、以毅力、以不懈的精神，带我们走向文学殿堂，从文学荒原到文学绿洲这个艰辛过程，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如果一个团体有一个拉犁拽套的“老黄牛”，那么整个集体都充满了“黄牛”精神，如果一个团体的领头人心术不正充满骗局，那么整个团体都会被连锁反映成狰狞不堪的骗子。你可以努力使自己不骗人，但你无法拒绝被人骗，在矮人堆里，你须得把高出部分一律砍掉，否则你便无法生存。虽然老黄牛的称谓不再被人提及，可老黄牛的精神又怎能不被人怀念？我一直认为真诚的过失一万次都会被人原谅，但虚伪、欺骗却让人终身唾弃！披着知识分子的外衣，不做知识的贡献，却嗜权如命，不择手段，在势与力面前乖如一条狗，成为权欲利欲的可怜虫！打着正当的旗号，假公济私，还要摆出一本正经的姿态大谈所谓的“理想”是何其的苍白无力，卑微可笑，经不住内省，充其量也只能算得上一个灵魂小，架子大的伪文人。知识分子的风骨就是被这些不学无术的空心人彻底败坏的。真正的“知”应该达于“灵”，知识分子的庸俗化是伤人心的，因为他失去了灵魂的性质……

刘老退休多年，但他的黄牛精神已然渗透到他的灵魂当中去了。应该说，刘老是解放以来的老作家，但他为了建设文学队伍，一再荒芜自己的田地。退休后他终于可以经营一下自留地了，然而很多作者依然请他看书、看稿，他总是有求必应，他一生的谦恭，沒有学会“拒绝”二字。他忙于看稿，写信，还为作者写评论写序，竟是比在职时更加忙碌了。然而他在忙里偷闲中还写了《陈玉英传》、《赤子》等著作。他在颐养天年，我们途中相遇时，看上去他依然是低着头走路如风，神态的坦然辐射出他内心的晴朗。只有瘦小的身影永远会让人想到他早年的贫困造成营养不良，导致体态上无法补充的亏空。然而他满脸的微笑会永远给他人送来温暖，他依然不注重仪表，但他一生都注重内心的严整！

在此，我谨以做为刘老扶植起来的写作者真诚地向他致敬！并祝他晚年幸福！

2010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