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次受官府训诫的经历

这不是小说，而是真实的故事。

上星期四（5月6日）上午十点，因为下午有课，我正打算像往常一样上床睡觉（相当于午睡），这时手机响了。我一接，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是■■学校的■■■老师吗？”

我说是，问他是哪位。

他自我介绍说，他姓陈，是■■公安分局的，问我最近是不是写过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说要对我调查一下，最后我们商定周六上午九点在他们局里见面。他还以命令的口吻让我去的时候带着那部关于毛的作品（原名《弄权巨匠，祸国奸雄——21世纪一位知识分子眼中的毛泽东》，为避免过于刺激，现名《毛泽东生平要事述议》）。不过，他还说之所以直接找我，而不是经过我的单位，主要是为了避免给我造成麻烦，还说只是调查一下，要我不要有心理负担。

但我怎么会没有心理负担？这一段时间一直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我当时就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正如我当时向他表白的，我一直是遵纪守法的公民，除了去办户口、身份证之类的事外，还从来没有进过公安局派出所。我感到屈辱、悲哀，这是我这一天半的基本心绪。我一没偷二没抢三没诱骗拐卖少女，怎么到了几乎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对象”的边缘？

后来我就想起了《论语》中所说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可见，“邦”“有道”还是“无道”，“耻”是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我写《毛泽东生平要事述议》，对一个历史人物发表自己的看法，按一般的说法，这是言论自由，是十七大明确承诺要保障的“表达权”，这有什么过错？除非这个“邦”真的是“无道”的。我甚至做了最坏的准备：如果因为这件事丢了工作，我就和老婆离婚，以免影响她和女儿，我自己也许要被“逼上梁山”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些国安人员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我写这么一个东西的？当时我随口问了一下陈警官，他说到时候再说。我反复推测，一个可能是从网上——我正在某博客网上连载这个东西，但从他让我带着稿件来看，似乎又不大可能；另一种可能是从我的通信中——我曾向台湾的一家出版社投稿（那家出版社只接受纸质稿件），向香港的三家出版社寄信，现在看来，这种可能较大。那么，我的通信自由就这样被限制、剥夺了？难道褒贬一下历史人物，谈论一下以往的政事是非，就“危害国家安全”了？

后来，我又想，从陈警官绕过单位的行为，以及对我的安慰来看，也许真的只是对我“调查”，也许还要警告、训诫一下。毕竟现在不是遇罗克、张志新等人遇害那样的时代了。事已至此，再想也没有用……这样一想，我倒坦然了许多。我甚至还产生了一种比较大胆的想法：我倒要看看这个社会“自由的边界”到底有多远，这些神秘的国安人员（传说中的“秘密警察”）是怎么工作，怎么对待我这样“脑后长着反骨”的公民的？

按照约定时间，我早早地去了■■公安分局。8点50分左右，我来到了分局附近，正要给陈警官打电话问路怎么走，他却先打来了，还挺守时的！我按照他的指引，进了一条小街道，老远就看见分局门口有一个很大的警徽，接着又看到旁边一个楼门上挂的刑警中队的木牌，我立即感受到一股冷飕飕的寒气。虽然我还算镇静，但底气比刚才已虚了一些。

到了二楼某个房间，敲门进去，陈警官倒还客气，口称我为“李老师”，和我握手，让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茶水。他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中等身材稍高，体形匀称，肤色较白，面容还挺和善，和我想像中的反差极大。

陈警官到走廊里喊了一声，马上又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警官。这女警官也和陈警官一样，两人着的都是便装。女警官坐在我右边一个小茶几的另一边，拿着笔和本子，看样子是记录员。我问了她贵姓，她也回答了，可是谈话还没结束，我就记不得了。

陈警官坐在我对面的办公桌后，先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公安分局国安中（大？）队，然后问讯，或者说训诫也就开始了。他问，我答。整个谈话中，两位警官都表现得比较客气，一直和颜悦色，对我的回答不时表示理解，有时甚至还附和两句。我呢，虽然一直意识到自己被讯问者、受训诫者的身份，但心里的压力也不是很大，基本上是畅所欲言。气氛还算比较融洽。

简单地了解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如年龄、籍贯、求学经历、专业背景后，问话很快进入了正题。

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弄权巨匠，祸国奸雄——二十一世纪一位知识分子眼中的毛泽东》的？

答：第一个念头是在去年春天的时候，但犹豫着一直没敢写，因为我也知道这是犯忌的事情，写了之后肯定是吃力不讨好。但几经反复，还是没有拗过自己的写作冲动。正式写作是在去年10月份，今年2月份写完，大约写了4个月的时间。

问：你也知道不好，为什么还要写？

答：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是受正统教育长大的。自小就对毛泽东充满敬仰之情，崇拜他的“丰功伟绩”。大学二年级（1992年8月）军训一次休息时，我还主动为全班同学唱《东方红》。那时我喜欢唱一些“红歌”，如《太阳出来照四方》、《乌苏里船歌》、《浏阳河》，喜欢看一些反映革命战争的文学和历史书籍。多年来，我还观看过收藏过许多主旋律的影视片，如《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开国大典》、《重庆谈判》、《长征》、《太行山上》、《风雨下钟山》、《新四军》、《八路军》、《中国命运的决战》，放了整整一纸箱子。

但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我渐渐知道了许多历史的内幕。知道原来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原来是个极权主义者，犯了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没敢用“罪行”两字）。原来他在我心目中是神，现在发现却不是，这个反差是很大的。

陈说：可能你以前看书太片面了，现在又走向了另一个片面。又问：你得出关于毛的那些负面结论，都有哪些依据？

答：我这篇文章虽是历史随笔，但我却把它当成了严肃的历史论文来写，除了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外，基本上每个事件、数据、引文都要注明出处，文后还列有参考文献。引用的著作除了少数港台著作外，大部分也是内地正式的出版物。有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菲力普•肖特的《毛泽东传》、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海南出版社）、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大学出版社）、胡鞍钢的《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

我还提到了几本港台出版物，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高华的《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为了避免麻烦，我说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陈对此并倒没有深究。他说：了解历史，还是要看“正史”，不能看“野史”。

我说：其实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高华的《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都是严肃的历史著作。高华还因为他这本书评上了教授。而且，这些书描述的内容，也从我父辈们讲述的“成大伙”（即“大跃进”）时的故事间接得到证实。

“大跃进”时，我的家乡周口川汇区（当时周口所辖各市县当时分属商丘、许昌等专区）一带未出现严重的饥荒，但因邻近大饥荒的重灾区——信阳（当时驻马店也属于信阳），因而在父辈的记忆里也有不少大饥荒的记忆。我讲述了我舅舅（当时七八岁的样子）因受我后姥姥虐待饿死的故事；我父亲当时十多岁，曾饿得走不动，到食堂泔水里捞碎面条吃。我母亲曾讲过当时一个外乡人饿死在我们村头，还讲过一个外地女人杀死自己的孩子吃，最后被枪毙的事。

我说：我是一个读书人，喜爱文学和历史，平时爱舞文弄墨。以前写文章只想着发表，现在没那么多功利心了，写文章主要是写给自己看，就像写日记一样，所以要写心里话，自己认为是什么就写什么。我也知道这样写毛泽东很敏感，可能会犯忌，但还是忍不住写了，这从文学上叫创作冲动，从心理学的角度可能也是一种强迫症。

这时，陈警官插话，说作家都是这样的，可以理解。又问：主要写了哪些内容？要求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详细地说。

我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该文长约18万字。

第一部分：开篇絮语，主要叙述此文写作的社会背景：毛左人士对毛的宣扬、追捧，以及我澄清历史的意图。

第二部分：雄才伟略，主要介绍了毛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毛的《论持久战》及建国后的一些政绩。

第三部分：屠戮异己，主要包括富田事变和西路军的故事（因陈对这些历史不了解，还简要解释了这两个事件）。

第四部分：弓藏狗烹，主要讲了高岗、彭德怀、王稼祥、邓小平、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等建国后的不幸结局。

第五部分：焚书坑儒，主要叙述了延安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压制民主、毁灭文化的事情。

陈插话：坑儒，坑的实际上是方士，不是知识分子，也没烧那么多书。

我反驳：不是那回事，并说，焚书坑儒的要害是迫害知识分子，毁灭文化。

第六部分：地狱天堂，主要叙述的是地主富农在土改和建政后的遭遇。我说，土改虽然从大方向上是正义的，但过于暴力和血腥，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不符合法制的精神。并说还要专门写文章论述。我继续介绍说，这一部分的第二个内容是写农民在“大饥荒”中的遭遇，第三个内容是写文革中的武斗，第四个内容是写毛时代享受特权的官吏，第五个部分写毛的奢侈生活。我特别指出，“大饥荒”中“毛主席不吃肉”是宣传，并说历史学家从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中找到了毛那时的食谱。我说，写书的人可能是要宣扬毛泽东的“饮食艺术”，没想到却被历史学家看到了真相。这时，陈微笑道，不同的人看历史有不同的角度。

第七部分：流水落花，主要写毛泽东的凄凉晚景。我说，毛晚年并不快乐，相反很孤独，经常怀旧，经常回忆建国前叱咤风云，受万民拥戴的情形。

第八部分：盖棺我论。因陈表示不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解释说，这篇文章还有个副标题——，还未说完，陈便接过话头：是是，并说出了这个副标题：21世纪一位知识分子眼中的毛泽东。我说，这一部分算我个人对毛泽东的盖棺定论，主要是主标题上的八个字（弄权巨匠，祸国奸雄）。我还说，评价毛泽东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20世纪中国的主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许多政治人物都陆续倾向于专制集权，如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而21世纪中国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不应该从历史中，向毛泽东那里找，而应该带领人民发展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当然，我还没忘了说，我是拥护党的现行政策的，改革开放，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并说自己真心赞成邓小平。事实上，这些话即使不是100％，至少也有70－80％出自真心。

陈警官又问：你对“八九风波”怎么看？我说，我当时正高中毕业。他说，当时高中生也有参加游行的。我说，当时我虽然在心里也同情大学生（当时中央也有两种声音嘛），但当时将要高考，关系自己的前途，谁也不会开玩笑。后来上了大学，接受教育，当时我是衷心支持政府的。并举例说，1992年暑假自己练习普通话时，我还用《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和《4－26社论》作为练习普通话的材料。我看到，作记录的女警官也笑了。不过，在这里，我话题一转，讲起了赵紫阳的评价问题。我谈了赵紫阳的两件事，处理1962年逃港事件和“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并说，将来一定会给赵积极评价的，正如现在对林彪的评价就比以往客观许多了一样。

陈问：向外投过稿没有？我说：曾给香港的三家出版社写过信，但没收到回信。陈问出版社的名称时，我只说出来一家，其它两家记不得了。陈又问向台湾出版社投过没有，我一开始推说想不起来了，后来因实在不知底细，只得说在网上向台湾的一家出版社也投过稿，但至今没有回音。

陈严肃地说，你也知道为什么让你上这儿来。你这东西写写可以，自己看看可以，一旦出成书，影响就大了，性质就不一样了，那时我们恐怕就会常打交道了。

除了问讯，陈这天的训诫实际上也就是这句话。但我还是能感受到这其中的份量，连连说明白。

陈又恢复了客气，与我握手告别，还将我送到办公室门口。因U盘中的文件夹在他的电脑里没有显示，他嘱咐我将《毛泽东生平要事述议》的word文稿发到他邮箱里。第二天上午我的手机开机的时候，还接到他的一个短信：“收到（文稿），谢谢”，时间是前一天深夜23点多。

那天，我本来是想问他们是怎么知道我写这个东西的，但最终没敢问。又过了几天，我接到台湾那家出版社的电子邮件，知道他们收到了我的投稿，看来问题是出在那三封信上了。其实那三封信也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全文如下：

“尊敬的老师：我叫■■■，笔名落桂闲人，我写有一部17万字的长篇历史随笔《弄权巨匠，祸国奸雄——21世纪一位知识分子眼中的毛泽东》，不知是否符合贵社的出版方向？如回复，请给我回邮件，我的电子信箱是■■■”。

2010，5，17草就，5，31修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