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之碎片

人在闲暇的时候，脑海中经常会闪现出已过去的画面。人的这一生，经历过许许多多事情，一边成长一边遗忘，脑海中只留下刻骨铭心，有着切肤之疼的记忆。日子像一壶越续水越淡的茶，新的生活像奔涌而来的潮水，越来越将过去岁月的事情冲远冲得没有了影子。一年又一年，新的记忆盖住旧的记忆。大多数的欢乐和悲伤都随风而逝，刻在心上，抹不去的永远是那些经过岁月沉淀，经历风雨过滤后的，一些闪光的碎片。这些斑驳的碎片，有时会映出些七彩的往事，令我们得到心灵上的慰籍；也有的会象锋利的刀子，割的我们鲜血直流。但，我们却无法把它们从脑海中删除掉，像小草一样割了还会再长出来，年复一年，摇曳在我们的心上。

（一）

从以前的岁月里翻出来，抖晒于阳光下的六、七十年代的服饰，上面的尘埃飞扬着那一辈人留恋的往事。翻出相册，谁没有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不带领章、帽徽）胳膊上戴着红袖标，手拿红宝书的神采照。

那些有着特殊含义的衣服，只生存在某个特定年代人群的集体记忆中。作为一个时代的侧写，可以非常典型地映射出所属时代的特点和人类心理。

当记忆的长镜头拉回到从前，把你又带回到那个狂热浮躁的年代。

那是一片绿色的海洋，自从毛泽东穿上军装，戴上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数以千万的红卫兵以后。草绿色就成为文革十年间中国上下的流行色，就开始了“十亿人民十亿兵”的军便服时代。

文革初期，我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新鲜，自然对草绿色军装也是一往情深，梦想着能拥有一件。但在那个物质生活极为拮据的年代，一切都需要凭票供应，因此这个梦想很久都不能实现。

为了我的梦想，我开始实施我的计划。我开始每天殷勤的帮着妈妈干着干那，一边漫不经心地说：“XXX同学今天穿了一件草绿军装真好看，大家可羡慕了。XX妈妈给她做了一条草绿色裤子……”最终，妈妈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终于同意了给我买布做一件草绿色上衣，虽然不是一套，但也大大地满足了我的小小虚荣心。

清楚地记得，那天我在给父亲送完晚饭后，（父亲文革时被关押在学校里）手里紧握着妈妈节省下来的几尺布票和钱，来到站前联营百货商店，买好了布后，准备回家，当时天已经蒙蒙黑了，我登上一辆电车，抚摸着手里刚买来的布，心里美滋滋的想着穿上新衣服后的样子。

车开出有两站路远，车上的人少了许多，我抬起头从车窗里向外看，忽然觉得窗外的景致和回家路上的景致不一样。此时售票员告知东坟车站到了，我一听和我回家的车站名称不对，这时才反应过来，我坐错车了。

我慌慌张张地下了车，辨不清东南西北，心里有点发毛，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心里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眼想，只要沿着车来的方向往回走，应该不会错吧？天已经漆黑了，我沿着来的方向往回跑。耳边的风呼呼地刮着，心跳开始翻倍儿地加速。周围黑漆漆的，我看不清任何的东西，仿佛笼罩在身旁的黑暗就要将我吞噬，脑海里涌出许许多多可怕的传说。眼泪也不争气的流了出来。我上气不接下气地一直跑回到原来的车站，这才敢重新坐上另一路车。当车窗外露出我熟悉的景致时，我的这颗恐惧的心才稍稍感到了平静。

等到我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看到家里透出的灯光，我有一股说不出的亲切。推开家门，妈妈正焦急的等着我，看到我惊恐的样子，妈妈问我怎么回来这么晚？我把坐错车的事告诉她，妈妈担心坏了。当我把草绿色布拿出来时，刚才的恐惧和疲劳都抛到脑后了，催促着妈妈快点给我做好。

两天后，当我穿上梦寐以求的草绿色上衣时，心里别提多美了。我对着镜子前后照着，虽然它没有现在女装那优美的腰身，领子也是保守的小翻领，但在那时这已经是我最好看的衣服了。我精心地穿着它，晚上把它板板整整地叠放在我的枕边。梦里还做着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胳膊上戴着红袖标，手拿红宝书照像的美梦。

几十年过去了，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衣着也从蓝、黑、灰单调的颜色，发展到现在的五颜六色。大街上映入你眼睑中的是五彩缤纷绚丽的色彩，连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敢穿鲜红的衣裳。当我有时为了去参加一个聚会，站在衣柜前，不知道穿那件衣服好时，我会突然想起文革时的这件事。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是很难体会到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心情的。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所喜爱的各种颜色和款式的服装。他们不用再为一件衣服去朝思暮想，我相信过去的日子不会再重现了。

（二）

说到家庭成份这个词，相信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它就像一顶紧箍咒，紧紧地箍在每个人的头上，从你一出生，这个幽灵，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你，影响着你，缠绕着你。不论是上学、参军、招工、提干、结婚……

家庭成分，也称家庭出身。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人注意，甚至很多人不知所云，然而在40年以前可非同小可。首先每家的户口本上有一栏目必须填写“家庭成分”，其次在各种个人档案中都有这一项。例如：贫农、雇农、革命烈士、军人……称之为红五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被列为黑五类。像另些小商小贩上中农……，便在讲政策从宽时，被当作团结对象，其子女被叫作可教育好子女。

我的童年正赶上史无前的文化大革命，政治的烟云一直笼罩在我生长的天空中。就连我的父母都不知道，刚刚学会写字的小女孩，却有了别人不知道的烦恼，这个烦恼就像一个赶也赶不走的阴影，不管是黑夜，还是白天，都像一个幽魂跟着我，躲也躲不开，这个幽魂就是“家庭成分”。

我最怕提到“家庭成分”，因为当时流行这么一句叫“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那时家庭成分带给我太多的记忆，已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虽然我家不是地富反坏右，但是户口薄上“商人”成分，却让我心里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大截。最让我为难的就是填写表格时，每次见到那栏“家庭成分”，我的心就针扎似的疼。那些“贫下中农”成分的孩子，炫耀着手里的表格，说自己的父母是贫农，是雇农时，看他们扬眉吐气、兴高采烈的样子，心里好生羡慕。自己则每次都是偷偷地填写完之后，夹在书中，等到老师来收时赶快拿出来交上去。

“家庭成分”就像一把政治枷锁，束缚着我，我好像是被时代遗弃的弃儿，蜷缩在壳中的蜗牛，无法像人家红卫兵一样骏马驰骋。内心充满了激情澎湃的渴望，也塞满铁蒺藜样的痛苦。

因家庭出身问题，我在学校时入红卫兵和入团，都费了不少周折。当时红卫兵只有红五类的子女才能参加，佩戴的是印有仿毛体红卫兵三个黄色大字的红袖套。我们这些出身不好子女就得久经考验和审查。看到一批批同学都加入了红卫兵，佩戴着通红的袖章时，自己的胳膊上总是空空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心里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这通红的袖章啊。看到人家穿着草绿色衣服，戴着红袖标照的像，更是眼馋的不得了。

幸好后来政策放宽了，我们这些人，被归于可教育好子女一类。我才有幸被批准加入组织。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了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里面的经典对白“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强盗的儿子永远是强盗”，引起无数人的共鸣，也引发了对血统论的辩论的反思。

几十年过去了，简历中再也没有“家庭成分”这一项了。它在人们的悲、喜、爱、恨中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它却无法从我的记忆里抹去。

家庭成分的存在和消亡，见证了那一段历史。

（三）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遇到的谎诞离奇事儿真是车载斗量，俯拾即是，“改名”闹剧就是这类怪事中的一桩。在当年文革掀起的改名热潮中，不少青少年都希望把自己的名字换上一个新的、革命的、合乎潮流的名字。因此他们把新的名字与他们最最崇拜和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联系起来。于是向东、卫东、敬东、文革、志红……叫响了神州大地。在那个年头，这样的名字才是最光荣、最革命和最响亮的。

我的名字，在文革时期，虽然算不上革命的，但也不反动，不含封资修或小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就这个名字还是让我遇到了一件令我哭笑不得的尴尬事。

那是上初中后，学校组织学工劳动，我们班全体同学到某钢厂机加车间向工人师傅学习劳动。我和另一名同学分配在一位老师傅手下，劳动中，师傅问起我们的名字，我告诉他我的名之后，他的反应是一连说了几个：“这个名字不好，这个名字不好，”我问他说：“为什么不好呢？”他回答：“杨帆、扬幡招魂，不好不好，这个名字太不好了。”（文革期间，常常有大字报上写到，XXX为地主、资产阶级扬幡招魂一词，因此这位老师傅，把我的名字同这个意思联系起来了。）

我尴尬的兀立在那，不知怎样来解释，才能让这位老师傅能懂的这个名字的含义。我想起我曾经问过父亲，我的名字的来历，父亲对我说：李白有一首诗叫《行路难》其中有一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父亲希望我的人生能扬起风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可那位老师傅却把它解释为扬幡招魂，让我无言以对。我不能也不想再辩解，不然会被扣上不尊敬工人师傅的帽子，这件事始终让我耿耿于怀。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改了富有革命斗争内涵名字的人、当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有不少改了名的人立即把名字改回来，他们不再让人叫他（她）向东或文革了，又用回爹娘原先给他们启用的名字。

这一小段插曲，我至今都不能释怀，它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证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受那个年代的影响，对许多事物的理解均有偏颇之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或多或少都给我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一段段记忆，有温馨的、有伤感的、有痛苦的、也有悔恨的，过去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它只是我们生活中一段小小的插曲，随着时间的流逝，代际得更迭，这一段记忆，如果不是经过我们有意识的去唤回它们，它们就会永远那样沉睡在角落里，被我们自己更被时间所遗忘。

一切都可以成为历史，人生如流，岁月如流。“文化大革命”以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名词，在未来的词典中，撰写这一词条解释时，需要颇费斟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