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文章的开头，我要改写一句广告词，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比海更高远的是天，比天更博大的是母亲的情怀。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相对今天来说，物质的贫乏是80、90后们不能想像到的。湘中的农村，一个劳动日的价值在那时只值1角钱，我们兄妹五人，我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是两个妹妹，我属于“误增国”里的人。爸爸虽然在地方任支部书记近30年，主政一方，但没有半点贪念。年迈的奶奶体弱多病，一家八口人的吃饭问题使父母焦头烂额，爸爸因公务在家站脚的时间少，生活的重任就落在我妈妈柔弱的但坚韧的肩头。人们碰面总要问：“吃了没有？”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知道其中的辛酸和民以食为天的简朴道理。

“何日不酒，何时不荤”（荤菜指鸡鱼肉之类）是过去穷人指责地方老财的话语，但时序转至今天，普通老百姓也过起了这种生活，每当举箸进食时，我总会想起我那含辛茹苦的母亲。

母亲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没有高窕的身材，没有进过校门，但贤慧大方，外柔内刚。她有八姊妹，在农村常讲：“养女十八岁，吃草都割熔一把刀”。可见我外公外婆是多么地不容易把母亲他们拉扯大，她也从我外婆那里学会了治家的本领。

六十年代中期，每年的五、六月份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地方也讲是鸡婆娘屙青屎的时候，因为庄稼都还在生长期，红薯刚插完不久，玉米不能收，早稻也刚抽穗扬花。可我们兄妹的嘴天天要吃饭，那时，我们就像在燕窝里嗷嗷待哺的乳燕，张着小嘴等飞到外面送食的母亲衔东西回家。

我的家住在一个畔着小溪的山坳里，离县城二十公里，离最近的小镇也有十五公里，天刚蒙蒙亮，我们兄妹还在床上酣睡做梦时，母亲就要往小镇赶，她背上一个士蓝布袋子，当时进城买饭买面都是要粮票的，粮票可能是当支书的爸爸弄的，到小镇端“钵钵饭”是要早早去排队的。

当太阳从屋前的山顶升起的时候，我们兄妹就懒洋洋地起床了，洗完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后门眺望那条通往家里的山间小路，憧憬那香喷喷的“钵钵饭”就口水直咽。过不了多久，母亲的身影就会准时出现在我们期盼的视线里，她穿的是一双破旧的黄胶鞋，裤脚也湿齐了膝盖，头发也湿漉漉的，哪怕是大晴天，都是这样，因为有晨雾和露水。母亲进了屋，我们雀跃地拥向母亲，我们每人一钵四两米的米饭，母亲又连忙打两上鸡蛋，里面放很多蒜苗或胡葱炒一大碗，还放得盐渍渍的，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家里只有巴掌大的菜园。当时，那是最美的盛宴，最开心的早饭，4两米饭下肚虽然欲饱不饱，但我们都会懂事地走开，不再在灶屋里悠转。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钱票不够，有时母亲自己常常饿着肚子，连一角三分钱一碗的“光头面”都舍不得吃，更不要说是二角钱一碗的“哨子面”，偶尔母亲花三分钱买一只卷子充饥。

是什么力量激励着母亲一早往返三十多里崎岖的山路为我们寻找食物？是母爱啊，时至今日，每每想起母亲那时的背影，我就泪流满面。

大概是6岁的时候，我和二哥发生了一次战争，也是我们兄弟到今为止唯一的战争，现在想来有些后悔。那天天气晴朗，是我们兄弟还有邻居的一大帮孩子狂玩的时候，我们在山间的田野里捉蝈蝈、寻蚂蚁、挖蚯蚓，个个都弄得满头大汗，在邻居孩子的唆使下，我偷偷把二哥瓶子里的蝈蝈放得一干二净，后面他又向二哥告了密，二哥就把我用于挖来钓青蛙的蚯蚓丢了还不解气，追着我要打，追啊追，一直追到厕所里，这下没了退路，我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从尿桶里拿起勺粪的当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朝二哥后脑砸了下去，当即二哥因为痛得蹲在地下大哭，我趁机往家里赶，真乃天助我也，父母都在灶屋里，我立即求救：“二哥要打我，二哥要打我。”母亲急中生智地把我放在灶屋的碗柜顶上，再用两个斗笠将我身体挡住，并交待：“不要动。”刚隐蔽好，二哥嚎啕大哭地寻了进来，嘴里骂着：“今天我硬要打死你。”父亲木着脸不做声，母亲一个劲地说：“没有看到你老弟。”

后来我才知道二哥的后脑勺被打起了一个大包，还出了血，二哥消气后，母亲把我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至今我还记得她温柔的脸庞那对严厉的目光是摄人的。

母亲因为绝症，在1995年离我们而去，我饱受着“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虽然离开整整十五年了，但母亲的音容笑貌、谆谆教诲都不曾从我心灵消失，母亲的爱，像条幸福的长河美美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母亲的关怀像条温暖的长河让我一生都沐浴在她宽大温软的怀抱里。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