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办教师转正记

读初中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想当教师。因为那时当教师被视为“孩子王”。民间流行“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的俗话。我读小学时，看到那些恶作剧的学生，调皮捣蛋的学生把老师气得茄皮子色，就心中暗想：我长大之后，无论如何，不能干这个差事。一九六八年春，我看到“文革”前途渺茫，就“解甲归田”了。这期间家乡的学校教师缺编，要招聘一名临时代课教师，那时家里缺少“孔方兄”，我已近“弱冠”之年，为生活所迫，答应了校长的招聘。也没考试，也没试讲，就走上庄严的讲坛。教小学四年级，每月代课工资二十八元五角。

干了三个月，“文革”事发，遭遇牢狱之灾，出狱后，回乡当了农民。脸朝黑土地，背朝热太阳，热天一身臭汗，雨天一身污泥。总想逃离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课堂。一九七一年春，学校缺初中教员，大队干部和校长来找我，我虽然不愿意干，但摇笔杆总比捛锄杆要轻松一些，于是就答应了。到了秋季，由于一个学生公开在课堂上跟我顶牛，我对他施以惩戒，公社教育科要对我口诛笔伐，在一个阴雨天，我的心也阴云密布，心雨淋漓，我不得已逃离的学校。

后来在生产队当了半年会计。我哪是当会计的料，不懂算盘，不懂记账，常常求人帮忙，干了半年。学校校长要求我回校，我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允许体罚学生，不然我是不会回去的。当时村里文化人凤毛麟角，校长不得已答应了我的要求，前度刘郎今又来，还是教初中语文。回到学校不久，就打了一名闹课堂的男孩，家长来校抗议，校长把我回校的条件摆出来，家长不吭气了。从此，再也没有闹堂的学生了，我的工作也就顺利多了。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县教育局举行了全县社办教师文化水平测试，考的是初中语文教材，我仅得58分。我到现在还记得下面两个考题：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这是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一个语段。

这段文字是怎样连贯起来的？这个题我只能乱答一气，因为我根本不懂什么叫连贯。还有一个题是翻译古文《冯婉贞》中的一段，这个题我也答得乱七八糟。

不少同行都及格了。但是我心里清楚，他们在考场上使用了一些妙招。我虽不及格，但成绩是真实的。虽然如此，我自惭形秽，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但我并没有消沉，抓紧时间学习。一九七七年有了高考的消息，年龄放宽。这个消息振奋了成千上万学子的心，我的心也波澜起伏起来。我仅仅是个初中生，只好借来高中教材。考文科吧，文科自学难度较小。我一边上班，一边起早贪晚地学习。数学多年不学，一蹋糊涂，只好放弃。我抓紧时间学习政治、历史、政治这三科。但报名时，因“文革”问题受了限制，不许报名。一九七七年高考的机会永远地失去了。但我没有绝望和放弃学习，我想，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能考大学，当社办教师也需要文化啊。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那两年，我几乎到了头悬梁，锥刺股的程度。一九七八年又开始高考报名了，我找人通融一下，终于把名报上了，也参加了高考。

考试那天，中午我一觉都没睡。在二姨家那狭小的居室里，把古代历史地图，全都结合重点考题查了一遍。还真巧，居然碰上两个考题，我的历史卷答得最好，是78分。虽然语文没复习，也及格了。政治和地理也都及格了。数学科最惨，只得了5分。总分接近300分，虽然不算优秀，也进了录取分数线。后来转正时，教育局不许转正与上大学兼报，我都过了而立之年，孩子、老婆、热炕头，还是老老实实当我的老师吧。

一九七八年暑期，有社办教师转正的消息，但报考有名额限制，只有取得过镇一级的先进工作者才有资格报名。我没有这个荣誉，当然没法参加考试。不上考场怎么能金榜题名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只好托我的知心朋友张国玉，找镇里的干部刘忠学弄个额外的名额。当时张国玉是大队干部，刘忠学是镇里的宣传干部，他跟镇里管教育的干部岳子彬说了情，给了一个名额。当时我是一文钱也没拿，要是现在没有几千元这个名额是拿不到手的。打听一下，考试内容以高中课程为主，有百分之二十的大学课程，教哪科考哪科。加试政治。心里有了谱，我抓紧时间复习。这次考试的试题，我还记得一道，是作文，改写周总理的一首七绝：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语文科，全县参考几十人，转正名额为11名，我名列榜首。事后，我知道我不是第一名，那位第一的老师被刷了下去，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实际上是第二名。接下来就是讲课，课题是毛泽东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是高中教材。这篇课文是一篇哲学论文，要讲好，也不容易。考试这一关过了，讲课只是参考分。讲台也站了五六年，总不会讲得太差。评委是教师进修学校的教研员吕英和李凤阁老师。李老师，大个，长脸，大眼睛，体格偏胖。吕老师，中等偏高身材，有点发福，红赤面，小眼睛，戴高倍近视镜。他们两位都是教育界的名流。粉碎“四人帮”后，教育系统加强了教师培训，吕、李二位老师都给我们讲过课，培训时也考过试。他们二位对我的印象也很好，还在进修的课堂上表扬过我。讲课也顺利地通过了。体检也通过了。但我的麻烦却来了，那就是涉及到“文革”问题——我曾经入过狱。人事科的那位张姓教师，“文革”期间就在扶余一中，虽然没教过我，也算是我的老师。那时我们正好是对立面，我对他也有不恭的行为。他对我的问题不依不饶，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去公安局调查。

那一年我的运气十分好，恰好这时中央下达了28号文件，有学生的问题一般不整的指令。我的转正问题由我的老同学孟宪玉反映到县委，那时他正担任人大常委会的秘书股长。县委坐下来研究，一致同意我转正。但我心理还是没底，害怕到白城地区批复时会出差。我就找到我的老乡兼同事——刘树毅，他与我曾在农林小学当过社办教师。后来上了师范，被提拔到白城地区当了干部。我只好给他打电话，要求他帮忙，他很热情地答应了。就这样，我终于得以转正为国家教师。

后来我调入扶余一中，当时是全县的重点中学。后来又离开吉林松原市，到豫琼粤各地教书。教书四十载，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现在我在遥远的儋州，苏东坡曾经被贬的地方，离我的家乡万里之遥，我常常想起当年帮助我转正的干部、朋友、同学。他们，有的已经去世；有的还在家乡，有的已不知飘零到何方。当年，我转正的时候，他们没有吃过我一杯酒，没有抽过我点的一支烟。有的根本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却热心地为我办了一件大事。那没有沾染铜臭的乡情、友情，直到现在还在我的心里散发着幽香。

从那时起，我才正式投身到教育行业中来，经过多年的历练，我才发现，我是多么地热爱这门职业。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