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余一中

人生能有多少年？我在扶余一中就学习、工作了八至九年。那是我人生历程中漫长而曲折的几年。初中三年，文革一年多，工作四年。

扶余一中是日伪时期兴建的，校园比较大。北边，二重楼，有地下室。中间是青砖瓦舍，是教师办公室。东北，南边是红砖房教室。在教室与教师办公室之间有一小亭子。教师办公室的东南有一座假山，假山不高，是一座土山。假山南边是一个大礼堂，能容纳一二千人。这里是学校师生员工集会的场所。报告会、入团宣誓大会、歌咏比赛等大会都在这里举行。东南是一座“如来庙”，飞檐翘起，雕梁画栋。那时是学校的仓库。教师办公室、教室、礼堂之间是大操场。校园东边是学生宿舍。

校园里大柳树最多，杂树少，为杨树、榆树。春夏之交，是校园最美的时候。柳树垂绦，莺歌燕舞，花香扑鼻，蝴蝶、蜻蜓、蜜蜂飞来飞去。

初中那三年，我走读了两年，在二姨家住了半年，在学校宿舍住了半年。走读那两年，上学、放学都与表哥一起走。七点钟上课，五点半放学。我们村离学校大约十里路。冬天我们顶星星上学，晚上摸黑回家。那两年，练出了“飞毛腿”。在校运会上，“劲走”项目，表哥第一，我第二。五千米长跑，我也获得了名次，名列第八。那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没有奖品，只给一页明信片似的成绩记录单。我一直保存着，在”文革”变故中不知去向。

那时读书，不像现在，现在读书就一门心思地读书，几乎没有什么活。那时是要经常参加一些劳动的。春天抹房子、打墙。秋天要下乡帮助农民秋收，主要是掰玉米。有时，人拉车，为学校食堂和老师拉菜。冬天要捡粪，那时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业。这些活，不挣一分钱。下乡劳动，生产队派车来接，一个班的学生，四五十人，分坐几辆大马车。自带行李，住在农民家里，有时在农民家里吃，有时在生产队吃。

我所在的那个班在同年级中是佼佼者。文体活动常常在全校拿到奖项。班长李姓同学多才多艺，吹得一口好笛子，能够横渡松花江，各科成绩在班上都处于领先水平。有全校跳舞拔尖的女同学，她的舞是体育党老师辅导的，跳的是毛泽东的词《蝶恋花》曲。据说党老师后来在唐山大地震中陨命了。还有几位笔杆子，作品常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那时我的美术非常之差，几乎每次作业都是程姓同学帮助画。教美术的郝老师，个子高，瘦瘦的，戴着高度近视镜。他常教我们写生，画学校的大楼，画滑冰人物，可惜我怎么练都没长进，直到现在还是什么都不会画，只能画出一笔五角星。教音乐的刘姓老师，手风琴拉得特棒，男中音，歌也唱得漂亮。我天生就没有音乐细胞，视谱始终没学会，但是当时流行的几首歌像《浏阳河》《北京的金山上》等还能唱下来，参加工作后，总也不唱，就忘记了。现在教高三的课，学生很累，有时要求我给他们唱歌，不得已，只好从网上选几首老歌去敷衍。一唱起这些歌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稚嫩的学生时代。

我住校不到半年，是初一年级的下学期吧，东北的冬天太冷了，棉衣又薄。从学校走到家，手都冻僵了。冬天常下雪，有时雪没膝深。住校要自己带粮入伙，带的是玉米。交到学校的仓库里，收粮的是一位姓油的先生，中等身材，白皙的面颜。食堂的伙食以粗粮为主，玉米窝窝头、高粱米粥，咸菜、萝卜、白菜、土豆。在那个年月，能吃饱就觉得非常之幸福了。一次，上晚自习，饿了，几名同学凑了点钱，下馆子，吃的什么呀？煎饼蘸酱油。一位徐姓同学因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冬天从家里带玉米饼子，一次带一个礼拜天的，玉米饼子就咸菜条，红军的生活。现在的校园，常见到扔在路上的白米饭、面包、蛋糕、馒头，香喷喷的菜……一看到这些，我就想起自己当年挨饿的情景，心疼得很。一位孟姓的同学通校，骑一辆旧自行车，常常迟到，班主任老师是教数学的温姓老师，一迟到就罚他到黑板上做数学题。他，人很聪明，这些题难不倒他。但是班主任老师还是要训斥他几句：看，这就是我们的二十五里地的通校生，姗姗来迟已成为常事……我班的团支部书记，李姓，女同学。人非常之大方，她家里条件非常之好。她家到学校的路是公路，她每天通校，骑长白山牌自行车，崭新的。可能是在路上见了我父亲，就与我父亲聊天。她跟我说，你父亲要给你买自行车了。可是，整个初三，父亲都没实现这个诺言。

在初二年时，学校还举行一次全校性的军事演习，每班只发一颗手榴弹——是从县武装部领来的，没有杀伤力的那种。同学们在教室里侯到半夜才出发，夜行军到离学校十多里的沙丘丛林中，由体育委员代表全班，把那颗没有杀伤力的手榴弹扔了出去。然后就顺着松花江边返回学校了。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两军厮杀，但走的路却很远。我还记得，第二天中午才返回学校。

我们一九六六年七月毕业，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正开始，废除了中考和高考制度，而实行推荐选拔制。我被推荐到扶余师范，上了不到半年学，又要求那一届的学生返回原来的学校闹革命。这一闹，差点没把小命搭进去。开始是一派，敌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就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两派斗争方式不断升级——辩论，由辩论发展到动手动脚，由动手动脚发展到古代的长矛、大刀、剑、棍……之战，由冷兵器发展到热兵器，连机枪、大炮都用上了。全校大部分人都卷了进去，包括教职员工，除了少部分所谓的“逍遥派”。教学楼变成了“造反楼”，图书被当作废品卖掉，价值很高的实验仪器也被打成碎片，成了垃圾。教室的玻璃全被砸碎。桌椅也坏了不少。平时很要好的老师，同学反目成仇，冷眼相对，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只要是观点不同，形同陌路，更有甚者，刀枪相对，子弹相向。从解放军支左到工宣队驻校，从打派仗到清理阶级队伍，挨斗的由干部转向了普通的工人、教师、学生。谁没有错误，谁是完人？一谈到“文革”，媒体经常提到的词是红卫兵，好像红卫兵罪恶滔天，罪该万死。好像破四旧罪在红卫兵，打派仗罪在红卫兵，斗争革命干部罪在红卫兵，呜呼，何其冤哉！红卫兵还是孩子啊！如果没有“文革”，会有红卫兵吗？我是君子无德怨自修，只恨我当年太幼稚，太无知，太无头脑！我是坐了二年多的牢的，到任何时候我不会隐瞒这段历史的！就是这两年多的牢狱之灾，差点断送我的一生！那些年，真的是肠一日而九回啊！

出狱后，先是在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来由于学校缺教师，才不得不用我这个囚犯当所谓的民办教师。当时我在扶余镇中中学任教。一九七八年，民办教师有一批转正名额，全县42名，先进工作者有应考资格，我是没有参加考试的资格的。我是走了后门的，托我的张姓朋友弄了一个名额。很庆幸，我没有辜负朋友的期望，发榜时，我名列第一。实际我是第二名，还有一位教师不知什么原因，名字被刷下去了。其实，教育局主管转正的领导中，就有教过我的老师。“文革”中我们属于不同的派别。这下他有了报复的机会。四处调查，企图让我永世不得翻身。当时中央28号文件已下达，文件中申明学生的问题一般不整，这才救了我。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县里领导坐下来研究，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全部出动，找人说情，说情一直说到白城地区，才勉强同意转正。我真的要衷心感谢党的政策，衷心感谢当年为我说了不少好话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啊！

一九八三年，我被评上白城地区语文学科教学能手。一九八四年，由于扶余一中缺语文教师，时任扶余一中校长的张文振老师，把我调到扶余一中。我在读初中时，张老师当时担任扶余一中的教导主任，他，文革前北大的数学系的毕业生。后来张校长又让我担任语文组长，我真的不是当“长”的料，直来直去，不会玩人。但老师的信任又不好辜负。张校长永远也不会知道，有多少人觊觎这个位置，把它当作上进的阶梯。张校长也永远不会知道，我当时是多么为难啊！有好多事只能写在小说里，写在散文里，真的玷污了这美好的体裁！我只能简单地举两个例子：我非常注意组里的卫生，有时亲自打扫，但刚打扫完就有所谓的人民教师，当着我的面吐痰，扔纸屑。组里举行公开课，我讲了一节，当然很精彩。第二天，全组二十多人，突然袭击，自己拿着椅子，也没跟我说一声，就走进教室听课。这些我都不会跟张校说的。好歹干了两年，换了人，那个组长真的是难干啊！总之，扶余一中，是我人生经历中重要的一站。我在扶余一中跌倒了，我又在那里爬起来，走向了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