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永远的杨朔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句“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杨朔的名字便从此刻在我的心上，成了我崇拜的偶像。那还是小学四、五年级的事。

上中学时赶上“文革”停课，无所事事的日子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天，一个和我差不多爱看书的同学神神密密地告诉我：他偷偷撬开了学校图书馆的窗子，可以进去看书了。这真是天大的福音！那时候，老师被学生组织管制劳动，绝大部分学生都出去串联了。学校里难得见到人影。我不喜欢对老师的“专政”，也无缘借串联之名行旅游之实，日子无聊透顶。于是就和他一起，在光天化日之下，溜到图书馆所在的那个小院，跃窗进入了图书馆的书库。

久不开放的图书馆里，随着我们俩的脚步踏落，起了一阵小小的烟尘。我们在烟尘里去书架上摸索自己的心之所仪。可能是缘份吧，我一下子就找到了《雪浪花》，六十年代几位散文大家的合集。好像找到了初恋。

那个同学早不知在什么地方啃书去了，此刻四周是静悄悄的。我选了临窗的一个地方，背靠着墙壁，席地而坐，借着窗子透进来的阳光，打开书。这本集子里没有收录《荔枝蜜》，我有些许失望。扬起头闭上眼睛，让照进来的阳光从脸上流过，暖暖的。眼前似乎流淌起南国从化带着荔枝清香的阳光，作家放下手里那喝了半杯的荔枝蜜水，走进了阳光；他有些忐忑地目光，望着老梁手里的排板上的蜜蜂；老梁平静的声音：“一窝蜂每年能割几十斤蜜”，“工蜂的生命最多只有半年”。

“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此时，那个小时候就蛰过他的生命，在作家眼里幻化为养蜂者老梁，幻化为远处水田中插秧的农民。我猜一定还有，他一定是想到了无数并不在他眼前、却怀着这样一种情怀生活和劳动着的人们。第一次读到这些句子时的那种感觉，在不知不觉中，再次渗透到心里，一种说不出的甜蜜和宁静顺着血脉被输送到全身。

“革命师生请注意：下午一点半，以班级为单位集合，在操场举行批判大会，批判邓......”

大喇叭一声呼啸，现实顿时驱赶着我和那个同学从书库里落荒而逃。

下午要批判的邓老师，是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在狂潮之前那些正常的日子里，她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高高的身材略微发福。一件洗的掉色的中式对襟上衣，永远熨烫得平平整整。讲课带着一点旧时代“南京国语”的口音，那种激情和韵味，如同舒秀雯的话剧念白，抑扬顿挫，震撼人心。她给我们班代过一个星期的语文课，当时因为感冒发烧，使她的脸总是红红的，那激昂的声音不时被剧烈的咳嗽打断，却无法打断她为我们营造的课文意境。运动来了。听说她的先生是右派分子，听说她曾经说过“天下本无真理，又何必黑白辨是非”。于是，她成了批判对象。可是，我无法磨灭她抑扬顿挫的讲授带给我的震撼和感动。

这样的批判会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批判的对象如同走马灯不停地更换着，也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批判会开始不久，我照例溜了。无法接受她那被剪得参差不齐的头发，那张被涂了墨汁的脸，还有用铁丝挂在胸前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当时，她大约正是我现在的年龄......

我没忘记从图书馆带走那本《雪浪花》。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不法行为。我不内疚，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革命”的火焰会把它付之一炬。我不太相信杨朔真的做了一个变成蜜蜂的梦，我想那是作家的美丽谎言。

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呢？我在自己漫长的人生里慢慢揣摩出，那是作家非同一般的热爱和渴望。来自蜜蜂一样勤劳而贫苦农民的杨朔，热爱着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那个对于会咬死蜜蜂的大黄蜂要“赶，赶不走就打死”的细节，我从不敢漏掉。作家用自己那颗象小溪一样清澈温柔的心，吟唱着当今被称为“弱势群体”的人们，呼吁着呵护如邓老师这样投入于奉献的劳动者。杨朔的浪漫是属于劳动和劳动者的悠悠情怀。

《荔枝蜜》把我带入一个阳光灿烂的梦，至今不愿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