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劳作篇

（一）

我的童年时代，正是祖国灾难深重、处于生死存亡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次战争，加上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七年两次大饥荒的劫难，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家由于父亲早逝，母亲带着我们弟兄三人艰难度日。

家里只有五分水田，另外种着氏族公田二亩多地。那时种田都是施土杂肥和人类粪尿之类的有机肥料。为了帮助家里积肥，我从五岁开始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床，提着粪筐（“猪屎篮”）到村里街头巷尾、房前屋后空地或晒场拾捡猪、狗粪。那时是日本鬼子占领的沦陷时期，因战争禁运，洋油（煤油）奇缺，在农村，家家户户夜间照明只能点豆油灯。家里穷，没有灯盏，就用一只小碟子，倒上豆油（花生油）放上灯芯或用棉纱搓成的捻子点上，那黄豆粒大的火苗就是照明灯了！我常常是天未亮就摸黑起床，为了省油，是很少点灯的。开头几年因拾粪人少，加之我早起。常常是天亮时我已拾满一筐粪回来了！我有个远房堂哥也爱早起出门拾粪，我们两个还在暗中竞赛有时他比我早起，有时我比他早。由于我争强习惯，后来竞赛我比他早起的多。有时我天还未大亮已拾了满筐回来，他才出门哩！起的早另一个原因是，随着年龄渐大，懂得害羞。因在旧社会，一个拾粪的孩子是被人看不起的，大人、小孩见你就叫你“猪屎弟”听着心里不舒服。因此，早起可以少碰见人。解放后提倡劳动光荣，就不怕人笑话了！解放初期我念高小时，也还是每天早晨坚持起早拾粪。不过这时拾粪的人也多起来了（大概与劳动光荣有关的原因吧！）往往到天大亮时还拾不到半筐。后来常常是好几个人在同一个晒场等猪出来，跟在猪屁股后面赶猪拉屎。（养猪人每天早晨把猪从圈里放出来到晒场空地活动拉屎撒尿。）有时还发生两三个人争一头猪的事，都争说是自己先看到猪出来的。争执、吵闹是有的，但因此而打架的却很少发生。

每天拾来的猪狗粪就倒进自家的厕池里。家里养猪养鸡收集起来的猪、鸡粪和菜地里收成后的烂菜叶什么的都往厕池里倒。再就是从街巷排水沟里舀上污水挑到厕池，加上天然雨水的加入，让厕池里的粪、尿、菜叶、杂物发酵沤制成“水粪肥”，在每年两季水稻生长期间往稻田里施用。

“厕池”是农家都要有的，一般是几家或十几家亲邻在一块偏僻的公地上挖下几个或十几个象地窖样的深坑，在底部和周壁抹上贝灰以加固和防漏，敞口向天就成。潮人称之为“东司”，再砌围墙就是“公共厕所”了。也有人挖建好若干“东司”然后卖给农户的。农家人如厕自然到自家的“东司”的。那时家家户户都是在家里放一只“尿桶”供自家人小解、放一只马桶供女人大便用。（解放后大概在合作化以后才在“公共厕所”隔出一两个“东司”作女厕所，以后家里才不用马桶）。尿积多了可以挑到菜地浇菜，也可以倒进“东司”沤肥。人尿是很好的肥料。解放前及至解放初期时，每天凌晨，大街上常有人吆喝收购人尿的。镇上有不少生意人，不种地就把积下的尿出卖。为了积肥，有时在外玩得正欢的孩子（当然包括我）尿急了也要回家尿后出其不意来再玩。不会随便尿在外头的！家里放尿桶至今在不少老人家里还是常见的。

（二）

小时候家里除了耕种着两亩多水田外，还有几分旱地。主要是种蔬菜，我从懂事起就常到地里帮哥哥干些小活，如拔草、松土。稍大一些大概是七、八岁时就能挑着浇水桶给菜浇水。种菜主要是为了出卖，自家吃的很少。如果天气正常，买菜种子来种，一两个月就有收成，可以贴补家庭的日常开支。

种菜是农活里技术性较强的，需要细心侍弄的活儿。晴天时每天要浇两次水（早晚各一次）要是新移栽的菜秧子，早上浇完水后还要用稻草一行行地盖上，傍晚太阳下山以后再把稻草揭开再浇一次水。有时太阳猛，中午还要在盖上的稻草上浇一次水。大约五、六天后菜秧子扎根返青以后，才可以不再盖稻草。而这时就该用小锄在行间松土，然后施“水肥”（人尿兑水）。

到了蔬菜收获上市时，为了卖个好价钱，大哥常把菜挑到潮州城里卖。在我七、八岁以后大哥也常常带我挑菜进城。大哥挑八捆（把）一百多斤，我挑四捆（把）也有五、六十斤重。菜要头天傍晚拔（割）捆扎好挑回家放在院子里，撒些清水加上夜间露水，以防青菜脱水萎蘼。夜里三点钟左右起床，做些菜饭吃后就上路。三十里地走上三个钟头左右，途中歇一次脚。天朦朦亮时就到城郊“孝子坟”的地方，坟前有一湾泉水，把菜放进泉水里浸泡十来分钟，使蔫了的菜叶，重新挺拔鲜亮，再挑到集市上去卖。常去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城近郊是厦寺菜市场，它开的早。天一亮我们就赶到市场，一般都能很快把菜卖出去。也有“败市”的时候，菜卖不完，只好又挑进城在西门菜市场卖，那里闭市较晚，如果再不好卖就只好贱价卖掉了！然后每人吃上一碗“粿条”或汤面就往回赶，回到家里已是近中午。

那段时间二哥则做起贩菜生意，主要是在乡里收购韭菜或韭菜花（韭苔）然后挑到汕头去卖。那更辛苦了，因为到汕头要五十多里路啊！有时候也有多人合雇一条小船在韩江里顺流而下到汕头去。那要轻松得多，但赚钱却少了！

（三）

小时候，母亲为我缝制“虾弓”让我每天晚上外出捕捞小鱼虾。

“虾弓”是用旧蚊帐或透水性好的麻布缝制。缝成一尺五左右见方，每块四角栓上一小段扣绳，然后用两根两尺长左右的竹篾，两头按对角拴牢，然后在竹篾十字交叉处拴上五、六尺长的细麻绳，再用一根小竹竿一头拴上细绳就成了。“虾弓”就是一张四方形的小捞网。

每天晚饭后，母亲把一些米糠炒到焦黄有香味时用小半碗剩稀饭（有时是预留的）调匀，揉捏成团，就是饵料了。太阳下山黄昏以后正是鱼虾出来觅食是时候。我便抗上七、八支“虾弓”提上水桶到村边，村外的池塘里捕捞鱼虾了。到池岸后，每支“虾弓”放上花生米大小的饵料以后就投到水里，每隔几步放一“弓”。把“弓”放完后，就可以从头起“弓”。这时在“虾弓”的小捞网上就可能有小鱼或虾来吃饵料而“落网”。起“弓”时当然要小心轻起，以免惊走鱼虾。将收获倒入水桶重放饵料再抛入水中。在鱼虾少的地方，提“弓”间隔时间就要长些。

“虾弓”小捞网捕小鱼虾（主要是虾）在夏秋晚上最好，遇上有月亮的晚上，很晚才收“弓”回家。运气好的时候一晚上可以捕捞到三、四斤小虾（鱼很少）一般也有一、两斤。母亲将虾倒进大锅里干煎，撒些盐水，出锅后留少许作自家送饭用。大部分第二天早上让我在街上摆卖。

煎虾的锅趁热倒进晚上的剩稀饭（多数是母亲专门留下的）捣热后，有点咸也有点虾味算是给我的“夜宵”了。就这样我也吃的津津有味，高高兴兴的！

“虾弓”捕捞一般只捕虾，鱼是不会轻易上钩的。就是鱼吃了饵料也会很快游走，不像虾那样在网上停留。也因此鱼塘主人才不干涉（因为虾不是放养的）。但也有意外的时候，有一次天很晚了，我在提“虾弓”的时候竟提上来一条一斤多重的草鱼。趁天黑我把鱼倒进水桶里。急忙收“弓”回家，告诉母亲说捞到一条大鱼，满以为会得到夸奖。那知被母亲痛骂一顿，说鱼是人家养的，捞到了应放回去（在有人时或天黑以前是这样做的）。可惜由于水桶里没有水鱼已经死了。就没有送回去。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把鱼往家拿了。

放“虾弓”捕捞也曾提上来见一条水蛇在捞网里，吓的将“虾弓”丢进水里。心惊肉跳地坐在地上好一阵子才缓过神来。

有一次提“弓”时很重，原来是一只“脚鱼”（鳖），因为不是放养的是野生的。就高高兴兴地把它拿回家，桶里倒些水养着。第二天在集市上卖了个好价钱。

用“虾弓”捕捞业可以在清晨进行，天将晓未晓便开始至上午八、九点钟太阳高挂时收“弓”。也可以放“虾弓”，只是收获比早晚少的多。那时用“虾弓”捕捞虾的也不是我一人。村里就有三、四个小孩和我一样放“虾弓”捕虾。后来人越来越多，村边附近的池塘吧太好捕捞就到外村去，远到十几里外的金石、横江等地。

这种捕捞方式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还很盛行，大约在公社化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四）

小时候，还常到河沟或水田里摸田螺，捉螃蟹、挖泥鳅。那时候农作物主要施用农家肥或豆饼、油渣等有机肥，农药就是有毒植物“露藤”的汁液，对土地没什么影响。农村里也没有什么工业废水废渣污染。水田里田螺、螃蟹、鲫鱼等不少。在早稻收割后，吃完午饭，提上鱼篓就到地势较低的水田里去摸田螺。有时大半个下午就可以摸捞得大半篓田螺。回家倒在水桶或脸盆里加清水养着，让其将泥土吐干净后，第二天就可炒着吃，有时也拿到街上卖。

夏日炎炎，早稻收割后，水田里的水很快就被晒得烫手。田里的螃蟹耐不得烫就爬到田埂上或田边草丛里乘凉。晌午过后和小伙伴穿着裤衩，戴上斗笠，背上鱼篓到田野蹑手蹑脚地在田埂地边捉螃蟹。一有动静螃蟹就纷纷往水里钻。走的慢的就被捉住。也有从水里摸捞上来的，或者你耐心守候，过一会耐不住热的螃蟹又爬上来了，就可以逮个正着。虽然酷热难耐，但也挺有趣的！

在水田里“捡”鲫鱼也很有趣味。早稻收割后经过犁地晒田，在晚稻插秧前进行耙地时，因为土地被耙松与水搅合成烂泥水，在田里生活的鲫鱼就浮在泥水上翻着白肚，这时你只要跟在犁耙后面“捡”就是了。

插秧前要耙耕两遍“捡”鲫鱼只能在第一遍的时候。第二遍不仅是鱼少了，而且因地主人也不答应。因为第二遍过后就等着插秧，跟在后面就会踩出很多脚窝，影响插秧。

晚稻插秧后就不能到田里去捉鱼摸田螺了。便约上同伴到沟渠里去捕捞鱼虾，在水田浇水过后，灌渠枯水的时候找到有鱼的渠段，两头筑起泥堤堵住水流，用水桶或脸盆将水淘干，就可以抓到鲫鱼或塘蚤和吓等。然后又将泥堤拆毁让水流畅通，在干涸的水渠底壁的软烂泥中可以看到泥鳅钻入土中的土眼，用手就可以挖出泥土中的泥鳅来！

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现在水田里再也见不到田螺，鲫鱼和螃蟹了！它们早已销声匿迹了！

（五）

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柴”排在首位，在“米”之前似乎不太合理，但也说明它的重要性。只要不像原始人茹毛饮血那样生活就必须用火（其实原始人后期也已经懂得用火了）。自然就得用“柴”，用现如今时尚的话来说就是“能源”。她当然包括电、汽、油、太阳能等等。但在几十年前的农村，是免谈这些能源的。

小时候家里的生活燃料，主要是两季水稻的稻草，由于田地少，稻草是远不够用的，母亲就在农闲时的晴天或早、晚时间，扛上锄头，带上箩筐到野外荒地或河堤坝上锄草皮。我则跟在母亲后面将锄下的草皮，敲捣去土后装进筐里。用干稻草包捆成一小扎一小扎，便是往灶膛里送的好燃料，它比稻草耐烧，火力也好。

除草皮有时在人家的坟地边上，还会被人赶；在堤坝上锄也有被堤防人员追赶的时候！很是无奈！

每年洪水期时，在大雨、暴雨过后韩江江面上就有从上游山区漂流下来是树枝、杂物。我们称之为“涝柴”的东西不少，这时江岸边就会有不少人或用手、或用耙捞工具、或抛钩捞“柴”。大哥用很长的一根大竹竿，绑上十几个多叉的竹钩，从岸边伸出去，末端用长绳子绑牢，然后拉到上游用楔子订紧使长杆与江岸成直角，这样那些多叉的小竹钩就可以“抓”住“涝柴”。到整长杆捞满就收绳拉到岸边取“货”。然后再放开去。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反复多次，可收获好几担“涝柴”。二哥则用抛钩捞柴。我则在岸边用手捡拾和帮哥哥或捡或运。

“涝柴”晒干后，粗枝干要用刀斧砍截后才能进炉灶，而最好的碎渣又得母亲用稻草包裹捆成小札，或者用筐装上直接往灶膛里泼撒燃烧。“涝柴”比稻草和草皮耐烧许多。

入冬以后，甘蔗开始收获也就是“榨季”开始（那时家乡农民大都是种“榨蔗”，极少有黑皮果蔗。）乡村里就有人在野外搭建起土法制糖的“车寮”，收购农民的甘蔗榨汁制糖。农民吧甘蔗卖给“寮主”，有整块地的甘蔗估摸着卖的，也有边砍边过称卖的。甘蔗砍倒后，就由挑蔗工挑到“车寮”进行榨汁制糖。挑蔗工一般都是边走边一手扶挑一手拿一根甘蔗吃。这时就会有很多穷人家的孩子挎着筐篮跟在蔗工的后边捡拾“蔗批”（就是蔗皮）。这也是我每年的“必修课”！跟在挑蔗工后面，有时候还能捡到他们丢下的一节甘蔗享受享受。因为有的挑到“车寮”时手上的甘蔗还未啃完，就只好丢掉（怕老板看见）成为我们的战利品。我们还常常对捡到的厚蔗批进行“加工”，即从节中间折断拿到嘴里嚼吸残汁，也是津津有味的！蔗田里砍蔗工也会边干边啃蔗也是可以捡到“蔗批”的。

“车寮”是由一长方形相连的“草寮”组成，圆形寮大约直径三、四十米，在圆心上立两个直径七十厘米左右、高一米的柱形石辘，上半部凿有凹凸齿轮，两石辘两端安上木轴竖立紧挨齿轮相咬，在一石轱辘上装上长横杆，伸出的“长臂”下辘三、四头水牛套拉转圈。两石辘转动起来，这时在石辘两边各有一人，一边往往石辘间送塞甘蔗让其挤压出蔗汁来，另一边将挤压过的蔗渣取出再送回来进行第二次挤榨，然后就送到“寮”外广场晒干作燃料。

经过挤榨的蔗汁，顺着一条竹管道流到长方形寮里，舀进锅里熬煮。“长寮”里砌一长灶放着三个大锅，蔗汁在第一锅边熬煮边捞除杂质，然后舀到第二锅猛火将汁熬稠，到一定程度再舀进末锅慢火继续煮蒸发水分，直至舀起来能象线带一样从杓边垂下来就可舀出来倒进一个两米见方四周有突沿的木槽里，让其挥发水分，稍冷却后，就由一个人那木槌进行踏碾、翻松、再踏碾三、四遍后就成为红糖，可以装袋了。

土法榨汁制糖，只生产红糖，且出糖率低。而机榨制白糖则要到揭阳曲溪糖厂，因路程远，交通不便，很少有人把蔗卖给糖厂的。那年代，江东每年甘蔗特多，为多拾到“蔗批”，我们需坐渡船到江东去。每年农历二月“榨季”才结束，有些熄火晚的甚至到清明节前后还在“榨”。

“榨季”结束，“车寮”就拆除。所占土地又恢复耕作。到新“榨季”开始又重新搭建。这种土法制糖方式到五十年代中期合作化以后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