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很狡猾(海河词之二)

我曾经很狡猾，欺上瞒下的事情都干过，而且干得并不笨。

我在海河上第一年是拉小车，活儿很重，第二年当了施工员。我当施工员很偶然，并不是因为我拉车拉得好提拔了我，而是因为我们公社的施工员被民工们打跑了，施工完全陷入混乱，这种情况下才找的我接手。

我完全没有施工经验，也没有水利施工的任何专业知识，也知道施工员不好干，但拉车的活儿太累了，相较之下，当施工员要比拉车体面得多也轻松得多。所以也就硬着头皮接下来。我的前任两位施工员我都认识，一们姓贾，是我们邻村的，论起家族还叫他叔叔。他有多年的施工经验。另一们姓刘，原天津水利专科毕业。专业好，才分也高，上大学时就是小有成就的诗人。曾经搞了一个对象，不小心肚子大了，女家一翻脸，告他强奸，为这个入了狱。回家后县里搞个水利什么的，离不了他设计测量施工。后来当民办教师我们在一起。他个性很强，那时候每早的政治学习雷打不动，可他很少去，为此总是挨批，却不料有一天早上他突然来校了，早早地去踢校长的门，大声责问校长，为什么到了时间还不学习，还在睡懒觉，弄得校长没办法。我的脾气不会像他那样坏，但我一直理解当初他们被民工赶跑并不完全怪他们。

我没有他们那样的知识和经验，只有自己下功夫。区县施工员对我帮助都很大，但这代替不了自己的努力。

施工员首要是每天指挥施工。随着工程进展，堤坡往里缩，河坡往下延，而每天每时，施工员都要指挥堤上的土铺到哪里，河坡要挖到哪里。否则工程就出现问题，窝了工，费了劲，出了差错，这是施工员最落埋怨的地方。况且我完全没有经验和资本，说出话来民工和各村带工的都对我充满不信任。当时公社带工的是杜寿芳和黄宗振，两个大好人。一方面鼓励我说有事为我顶着，一方面嘱咐我有事多去找区县的施工员。

好在我十几天就掌握了施工测量的技术。那时的每天的测量都是区施工员司镜，他们忙不过来，为此经常误工。直到有一天我独自操作水准仪时，我的处境才随之改变。这倒不是我有多么聪明，而是情势逼着我努力。我不懂水利，可是测量上那些术语什么前视高程后视高程并不难懂，我干过木匠，只不过木匠说长短，水利说高低罢了，其实都是加减账。水准仪就那么几个旋钮，基本掌握也不难，难的是读尺。因为水准仪看到的影像是倒视，所以在一瞥之间读出倒视的的塔尺上的数字，要经过较为长期的训练。我没有这个条件，只能自己想了个土办法。我把塔尺拿回去，没事时就闭了眼睛，用手摸住一个尺度，然后突然睁眼，要求自己迅速准确读出数字来，这样我十来天的功夫就胜过别人很长时间的训练。

局面打开了，但还有一个问题不好办，那就是河里的界墙和堤上的界沟。这是工地上所有人都面临的老大难，所以施工中最大的问题也是最烦人的事就是处理界沟界墙。河里的土谁也不愿多挖一锨，慢慢就形成了界墙，高的可达二三米。堤上谁也不愿多拉一车土，公社与公社，村与村的工段之间的沟都可以做战壕了。这样一是影响质量，二是有碍观瞻。上级一来检查，往往会为此大光其火，我们都讲共产主义精神了，怎么还能有界沟界墙呢？所以经常是为此省批市，市批县，县批公社，最后就都批到施工员头上。而民工们在这个问题上比谁都横，处理不当敢跟你动口动拳动铁锨。因为谁也不愿多动一车土。如果去解决，这个说自己的工地多了，那个说有人挪了橛子，总之是越解决纠纷越多，越解决问题越大。这弄得每个施工员和领导都是大头翁式的。我初次接手去处理这个问题，要和民工们称兄道弟，要和各村带工的称兄道弟，软语相求。这还不要紧，更要命的是有时好话说尽也不行。好在工段是前任施工员分的，还怪不到我头上。

第二年在永定新河，该我亲自操尺分工地了。我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事实上100米的工段，我作101米分，这样，每个村分到的工地都是数字大而实际小。为了公平公正公开，量工地时，我让村干部们自己去读尺上的数字，去钉界桩。而我在尺的另一端，我的手把多余的尺寸的握起来，这样他们分到的工段正好谁也不会吃亏，当然也不会占到便宜。可是事后，我给他们说，知道你的工段是多少吧？我少给了你多少多少，不信你去量。不过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一旦让人知道了，我绝对不责任，就说你们自己挪了界桩。这一招果然有效，一个工期没有人为这个事找茬。大家都以为我给了他们便宜，所以都以为我对他们不错。所以该解决界沟界墙的时候，只要我把标志插好，大家就痛痛快快把界沟界墙消除了。做了几年施工员，我没跟民工包括各村带工的发生冲突，反而成了朋友，其实是我用了欺人之道。虽然不是恶意的欺骗，但是我从此也深深知道，人心有时候并不承认真实。我的前任施工员分工段就分得非常准确，但他们却总是处在别人的怀疑之中。

如果说我对民工们的欺骗还有几分喜剧色彩的话，我对上级的欺瞒就有几分悲剧了。

做施工员的责任我明白，但坚持工程质量，是好说不好做的事情。从良心讲，我知道应该坚持质量，而且我也尽量那样去做。但是从村里带工的到公社，区，县领导，首先关注的是进度，如果你为了质量影响进度，自然就会被骂个狗血喷头。相反，如果那一天你没有控制好质量，而恰恰这一天上边按要求来检查，把你给查住了，你仍然逃脱不了挨骂。这样，我这个工作实际上时时都处在两难之中。站在本位的角度，我得时时想办法把已经发生的问题遮掩过去，而从上级和质量要求的角度来说，我得尽量保证质量。因此常常被挤在夹缝之中，让人退无可退。

那一年好像就在永定新河，宝坻县靳庄子一带。不知什么原因工程完不成了，可能是设计时误算，也可能是施工困难超出预料。为了完成任务，已经从家里调来两批增援民工，还是不能完成。当时天寒地冻，到什么程度呢？工地上的土已经冻了四寸来厚，天津地很湿，一旦冻了，冻土就很有韧性，所以每天上工先得用刨斧把冻刨开。手被冻地震得开了口子，鲜血直流的。晚上住在工棚里，所谓工棚，其实只是一层席，一层塑料布。天津那边地野风大，上冬时节常常是八九级风。晚上的狂风把塑料布都抖起来，能看到马路上汽车的车灯。我们睡觉的时候都是用绳子把被子扎起来成一个筒，然后再钻进去。这样的天气条件实际上已经无法干活，人们被赶到工地上，也是软磨硬泡，可有一天人们忽然干劲倍增，所有小车都装得满满的，潮泥块子拍起老高老高，直到不能再往上拍为止。路哪儿不好走就往哪走，一辆小拉车三晃两晃，三趟两趟，轱辘就被拧扁，聋得转不动了。所以那天不到中午，所有小车都停在了修车工的面前。下午就干脆停了工。我知道这按马克思讲的就是自发斗争。

当时公社带工的是黄宗振，人非常好，处理问题稳重而有经验。他对这种现象没有大惊小怪，只是如常地申请了上级验收。晚上他对我说，一定要设法交工。我说谁来验收，他说是省里领导。那时根治海河是政治任务，为了保证质量，要省海河指挥部的工程师来亲自司镜验收。我说省里的就好办，如果是县区的，成天在工地上转，那里高哪里低他们比我也不算不不清楚。当然困难还是有的，事实上河底离验收标准还差一米左右。我预想省领导不会下河底踩着泥去踏堪。我立即布置民工们到河底去挖坑，到时候我把塔尺往坑里放就行了。但我很快就知道地冻得太厚了，费了半天劲，没挖出几个像样的坑来。直到省里的领导来了，其实我还没有想出过关的办法。实在不行，我只能是不顾专家的手势，脚下跑快一些，找到坑深之处再放塔尺，争取多测一些合格数据吧。

省里专家来了，水准仪架在河边，要引水准点的时候，区施工员老冯问我这个水准点是多少？我忽然找到了救星，随口把水准点的高度降下了一米。我是凭直觉做出的判断。我知道老冯是在帮助我解套儿。因为按照常规，使用一个水准点是不能凭记忆的，必须查资料才能确认，重要的水准点还要与附近的核准之后才能使用，哪有问我的道理？如此，验收当然很顺利了。

事后老冯和公社领导都夸我很聪明，我想我当时很可能是苦笑，因为那件事在我心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大学毕业后，我没有选择其它职业，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我没有能力，我不能做到上下圆熟，游刃有余，但起码我并不傻。但是我不愿意心太累。唯有教学，我可以并不违心地把知识讲给学生。

我曾经很狡猾，我只是没有选择用狡猾来表现我聪明的生活方式。我的心中也有恶魔，我只是不愿意把恶魔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