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我的“痛”

我的小学是在本村上的。那时候，每个村子都有一所小学，学生全都来自一个村子。我记事时，计划生育刚刚风生水起，还未成燎原之势。由此上溯几年，我出生那当儿，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每家都至少有两个孩子；有的人家，脑子里还满是老传统，说什么“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于是乎，噼里啪啦，生出来好几个。上工下地，身后稀稀拉拉跟了一小群，还与人笑着说“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所以，那时，村里的孩子比较多。上学路上，大的领着小的，哥哥姐姐牵着弟弟妹妹，是惯常的风景。

小学校也如一只羊，很安静，蜷伏在小村的身旁。小学校的身旁，崛然立着一座沙土岗。站在沙土岗上，仿佛一抬脚，就能轻而易举的迈上校舍的屋顶。沙土岗上很荒凉，寸草不生，却是我们的乐园。放学后，不回家，先在这里玩一会儿，玩“八路军攻打敌军据点”的游戏。沙土岗的身旁，寂寂然，再不见炊烟袅袅。那时，我常想，那个被我唤作二爷的村长，眼光真是很高远，选了这么一个僻静的地方，供我们好好学习。不过，后来，听父亲说，这并不是村长的本意。事实上，村里面精致的地块儿，都让他做了人情，批了宅基地，等到筹建小学校时，就剩下这块倚沙傍边无人问津的地皮了。

小学校不大，只有前后两排房子。前排房子中间有一条过道，被劈成两半。西半部用作储藏室和一间大音乐室，东半部是老师的办公室。后排是一拉溜十几间大屋子，用隔断隔成五间大教室，正好五个年级（我上学时，还没有幼儿园和六年级）。办公室前面，有一棵大杨树，繁枝茂叶中藏着一口大铁钟，一根筷子粗的长绳摇曳着垂下来，末端系在树身上。敲钟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常搬把椅子，端一个锈迹斑斑的茶缸，眯着眼，坐在树荫下。一到上课时，眼一睁，手一抬，拉几下钟绳。“当当当”，清脆的钟声响起。正在玩耍的我们，仿佛骤然听到枪声的小鸟，扑楞楞，全都飞回了教室。原本叽喳鼎沸的校园，顿时鸦雀无声。然后，从办公室里闪出几个老师来，拿着书本，向教室走去。

学校不大，老师自然也不多，全都来自本村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其中的多数是民办教师，还没有农转非，属于代课性质，家里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课前，下课后，来去都很匆匆。上学时，我曾多次看见，有的老师，骑着笨重的自行车，慌慌张张的来。车架上还别着一把锄头，新泥犹在，颤颤悠悠。

学校的校长是位男老师，姓刘，名叫刘金旺。刘校长当时三十刚出头，正是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时候。他个头高，一米八五左右，往那一站，颇有玉树临风式的帅气。唇上一撇小黑胡，于火性青春中隐约透着成熟稳重。双眸不大，却很晶亮，与其对视，不怒自威。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他教我们数学课，而且是班主任。他嘱咐我们，在校外可以称呼他刘校长，在课堂上，必须叫他刘老师。

刘老师爱打人。刘老师打人，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他打人，不用戒尺，用肉掌。一巴掌下去，半边脸立马涨起来，红红肿肿，像发得忒好的馒头。我曾见过一次。那是一节自习课，没有老师坐镇。有个同学，不知从哪儿听来了“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故事，正转回头，和后面的同学说笑，不想被刘老师撞个正着。正在我们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时，刘老师已经到了他面前，不由分说，就是结结实实的一记耳光，清脆响亮。好半天，被吓坏的那个同学才嘤嘤的哭出声来。

那时候，老师打人，家长一般是不会计较的。家长都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成年累月与土地打交道，满身土，浑身泥，深知庄稼人的苦处。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有出息，谋个正经事儿做，光宗耀祖。而那时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当兵，二是上学。既然当兵不够岁数，那就要好好念书。书念好了，老师自然喜欢你，宠着你。老师打你，是你书没念好，调皮捣蛋了，让老师失望了；老师打你，说明你还可救药；老师打你，是为着你好。

我就有过一次挨打的经历。

那是小学毕业前，我上五年级，一个下午，放学前。太阳虽然已经西斜，阳光却很充足，校园里被照得金光灿烂。我们正在教室里玩耍，不想回家。一个同学跑进来，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我，说刘老师叫我们去一趟。当时，我并未在意，以为和往常一样，只是让我们帮他打扫一下办公室。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办公室门口，看到里面的刘老师时，我才意识到，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放在现在，以我复杂而善变的心理，会毫不费力的窥探出其中的隐意。可是，当时懵懂的我，还很单纯，单纯的像一滴水，映照不出大千世界的纷繁复杂。不过，对于那时的懵懂与单纯，我并不觉得可笑和羞耻。相反，长大后的我倒真的希望，思想永远和那时一样，清澈的像一条小溪，没有旁支侧流，明净见底。

刘老师正在屋里，低着头，背着手，迈开两条大长腿，来回地踱步。很显然，这是一种排解和压抑心头怒火的方式。我知道，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而我们将成为风雨下的“落汤鸡”。

我们一个挨一个的走进办公室。没人暗示，但却听话的站成一排，垂着手，低着头，像一群将要接受审判的罪犯，而我们却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一无所知。

风雨终于袭来。刘老师又踱了几步，站定，面向我们，劈声问：“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没有人敢吱声，仿佛所有的声息都被禁锢了。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脚步移动的声音，我深埋的眼光看见两只大脚已到了眼皮底下。我站在队伍的最边上，所有的“审讯”全都按秩序进行。

“你说！”

“不……”我清楚的记得，“知道”两个字还被我噙在嘴里的时候，一只大手已经抡起来，耳轮中，“啪”，一声脆响，我的左脸颊开始火辣辣的疼，我能感觉到，那半边脸正慢慢的膨胀，膨胀。犯贱的眼泪不由自主的决堤而出，漾满眼眶，眼前一片模糊。紧接着，“啪啪啪”，连声脆响，每个同学的脸上都重重的挨了一记耳光。

打完后，刘老师开始劈头盖脸地斥责我们，同时也揭开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前两天我们进行了一次模拟考试，事后，刘老师让我们试填志愿。当时，乡里有两所中学，一所国办，一所乡办。国办中学硬件条件好，师资力量雄厚，是学生们向往的地方。较之相比，乡中各方面都要略逊一筹。不过，国中的分数线也要比乡中高出一大截。我权衡了再三，还是填了“乡中”。不用说，那几个同学，也和我一样，“英雄所见略同”。

刘老师说，他看了我们填的志愿后，非常失望，非常生气。他说，我们是一群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孩子，令所有的老师感到遗憾，同时，也辜负了家长对我们的期望；最起码，连自己都对不起，每天起早贪黑，披星戴月，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将来能考上一个好学校吗。这只不过是一次虚拟的填报志愿，我们都不敢“好高骛远”，即使将来长大了，也好不到哪儿，成不了什么大事。“你们呀，一点出息都没有。”刘老师越骂越激动，后来，竟把身边的桌子拍的“咣咣”山响。

回家的时候，暮色已经四合，我的脸仍火烧一样的疼。我没有把事情告诉父母，我怕他们伤心，也怕他们真的对我失去希望。我也不怨恨刘老师，我知道，他是为我们好，他希望他的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远大的志向，一个光鲜的未来。对于他的打骂我们，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那一记响亮的耳光，对我的震撼是十分强烈的。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小学校仍如一只羊，却更加孤独，早已淹没在现代化的村舍中，里面也不见了孩子的身影。每次回家，我都要从小学校身旁经过，心中却总不免落寞寂然。于我，小学校是有很深感情的。虽然，那里面的许多片段都已幻化成云烟，随岁月飘远，几近无痕。但是，刘老师，以及他赐给我的那一记耳光，我却始终不敢忘。就像一位老农，时刻挥动着鞭影，驱赶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