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冯道“翻案”

冯道被史家骂为“丧君之国未尝以屑意”，是“可谓无耻者也”。冯道原本是个读书人，布衣出身，唐末幽州刘守光的幕僚，后在唐明帝时任宰相。有“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之说，前后达20多年，全靠“个人奋斗”，适应不同的最高统治者的需要，是五代史政治舞台上最典型的“不倒翁”。大家知道，五代乱世，随时就能“城头变换大王旗”，百姓朝不保夕，官僚朝秦暮楚，数易其主，习以为常。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让冯道“忠”，他到底忠哪一位君主？在“数易其主”的那个时代，除非没有一个明主了，个个都与冯道“臭味相投”，但是这种说法是多么不现实。若允许推翻这个观点，那么冯道在所有的“主”心里面定有大致相同的认可。若是完全排除“直诚”，试想一下，在不断“易主”的情况下，惹恼了哪一位就很容易有杀身之祸的，决不会让他在整个五代忽悠50多年的。史家给他的最大罪名就是“圆滑，以求新主之欢”。笔者近时萌发了一个转舵思维：即使是粗直、淳朴、义勇之士，如果尽采取以卵击石的办法，也不一定就是上策。鲁迅先生说过，在“大恶”面前一笑了之，也不失为没有骨气。

但终于也有人对冯道发出了赞美之声：“作为一个社会人，冯道也作了一定积极的事情。他在后唐明帝时当了7年宰相，力劝明宗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生产。明宗采纳了他的劝谏，才比较关心民间疾苦，保持后唐的稳定，使后唐出现了五代乱世中少有的小康局面。另他倡议校订《九经》，使之流布天下，也是他对古文化所作的贡献。”批判冯道的史家们，你能否在他那样的局面下“乱中取胜”，在那样的局面下做这样的贡献？退一步讲，即使冯道为“忠”而死了，那个时候还不是一样乱下去。换一个评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怎么样？当然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吕端。无独有偶，中唐名将郭子仪可是尽得褒词：“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令书考二十有四。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主不疑。哀荣始终，人道之盛，此无缺焉！”郭公为四朝元老，也在朝代更替中稳居朝中，让“主不疑”，虽然历史条件不尽相同。虽然郭公为“纵向”交替，而冯道总体上是“横向”交替。而冯道亦是让“主不疑”吗！最“平和”的道家也提倡：“居上谦下，虚怀若谷。”还有文史却没有看到记载冯道以势欺人的故事，若是“居上谦下，虚怀若谷”和所谓的“圆滑”能搭上路桥，冯道还是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的。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若说冯道为了追求富贵“以求新主之欢。”孔夫子比他历史地位高得多，也伟大得多，为了富贵竟要“执鞭”。由此看来，就不要在延续批判冯道了，他也不见得是那么的“无耻”！

笔者看到一些史料，很多对冯道进行了“臭批”；但也有评价折中的，如上文的“功劳”。冯道一生口舌甚严，所有很少惹祸，有说是：“闭口藏舌。”其实这也不尽可以成为受攻击的理由，要比当今的投机者乱嚼口舌要强得多！

对于冯道来说，只要不为权欲而草芥人命，只要不陷害忠良，还能为当时的百姓做出艰难的贡献。就不一定把他的人格批得那么低下，那么难听。在家乱四起的年代，基本上没有什么民族仇恨，也不过是一会你是主，一会他是主，换的频繁了些。像宋朝的秦桧就不可以了，他为了苟且偷安像赵构谏言妥协金人。无论是赵构主谋还是秦桧坏主意，总之他参与了杀害岳飞，这些都是和冯道有本质的区别。因此，笔者认为倒是给冯道“定罪”的史家却有问题的。如果这些史家是那个朝代的人，他就基本没有分清是家难还是国仇，而把目光集中在所谓的一个“主”上，这就是目光短浅的例证，或者还有嫉妒的成分。“家门不幸”不去委曲求全，而是互相诘难，何不是火上浇油啊！“主子们”权欲膨胀，让百姓处在水深火热当中，“臣子们”还要“同室操戈”，横加指责。不去尽其最大努力，忍辱负重尽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和疾苦，却还在谈论别人的“人品和道德”，看起来还是先检讨一下自己的好。

再者，史家们的骂冯道，你肯定是活下来了，也许没有得到重用。可能为了某一“主子”而保全了节操，也委屈得不得了，但是却不知道你有什么贡献，是不是比冯道的贡献大！这个确实是不好确定的，这样假如你的贡献和冯道一样，或者大于冯道。其不同点就是你受了“委屈”，不像冯道那么“风光”，有相形见拙的感觉啊？还有，要是站在全民族的角度，冯道没有错。在“主子们”为了欲望在拼杀，而不顾人民的死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都没有一个“好东西的”！还有“从一而忠”的道理吗？只有目光狭小，小肚鸡肠者才能做出盲人摸象和坐井观天的行为来。怨气的泼洒，大论是非还有什么意义啊！

从以上“事实”和论证上来讲，冯道不一定就是史家嘴中的冯道。如果他真的使出连环奸计，也许给他定罪的史家早就哀哉了的；也许冯道得不到这样的“可耻的谥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