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晌午生死攸关

1965年暑假，我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贴补家用。那一天早上起来，母亲用豆油给我烙了几张玉米面饼，在那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的年代，在我看来那就是美味佳肴了。我把玉米饼放在饭盒里，扛着锄头，到“下坎”（江边）去铲地。

到下坎大约有三里的路程，社员们三三两两的上路了。松嫩平原的早晨虽说是夏天，但并不很热。出了屯子，就是沙丘。夏天的沙丘一片葱茏，白杨树站在高处瞭望，花杆开满的兴高采烈的紫色小花，碱草长出了脱颖而出的的小穗，络朵秧扩大了它们侵略的领地，蔓延得到处都是。

到了老崴子，一眼就看到了松花江了，闪着银光，像玉带一样缠绵着松嫩大平原。不一会就来到了高粱地，高粱已窜得有膝盖高了，野草也很疯狂，欺凌着少年的高粱。社员们挥锄朝高粱的敌人铲去。社员铲一根垅，我只能铲半根垅，社员们挣10分，我这个初中没毕业的学生，只能挣5分。当时，一个劳动日10分，最好的时候，能开2元多钱，如果和现在的日值合算一下，大约一个劳动日能挣20元钱吧。我劳动一天，只能挣10元钱。

太阳升高了，气温也逐渐在升高，满脸流汗，身上也湿漉漉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古诗写得多好啊！农民就是祖国的老黄牛！脸朝黑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脚下是泥土，头上太阳晒，遇上阴雨天，淋个落汤鸡。铲地时要使出全身力气，夏天的草很顽固，你不用力，它们就赖在地上不走。还要小心，既不能伤着高粱的根部，还要斩草除根。一上午，累得人腰酸胳膊疼。终于可以歇晌了，到江边去洗洗澡吧，快把那一身臭汗除去吧。大家和我的心情一样，还要看看美丽的松花江啊！

那时的松花江还是个少女，眉清目秀的，不像现在的松花江已经被糟蹋得成了老脏婆了。太阳就在头顶上悬着，天好像在下火，人好像在蒸笼里。但岸边的柳条由于近水缘故，还是那么有精神，江边的野花也开得红红火火，蝴蝶翩翩起舞，蜻蜓飞来飞去，蜜蜂嗡嗡地闹着，蝈蝈和青蛙比赛似的唱着歌。几乎就没有风，江水像白色的绉纱，又像铺展在草原上的哈达。对岸有两间窝棚，那是第一生产队的。对岸的地也是一队的。岸边常常停一只小船，可是今天没在那里。是到远处打鱼去了吧。

社员们吃罢饭，我也香喷喷地吃了带去的美味佳肴，他们在水浅的地方洗了一下身子，就有的在岸边聊天，有的躺在沙滩上闭上眼睛歇晌了。我也在江边浅水的地方洗了一会。不敢往深处去。我想洗洗裤子，因为裤脚都是泥。我想洗洗裤头，由于怕羞，不得不试探着往深处走，走了有十来步，突然身子一沉，就再也身不由己了，原来我滑进了“王八坑”——水下的深坑了。水打着漩，我怎么努力也上不来了，心想，这下坏了，没命了。我淹死倒不要紧，父母还不得疼死啊。因为父母养了我16年了，不是三岁两岁的幼仔。我只好屏住呼吸，拼命扑腾。连呼救的喊声都没法发出了。我在昏迷中觉得有一只大手抓住了我，我终于得救了。

救我的人是谁？原来他叫李国义。他中等身材，双眼皮，一只眼的眼皮上有疤，嘴歪。那个形象实在是丑得可怜。后来人们常讲起这段惊险的故事。他是一队的社员，与张海峰、王连友刚驾船回来，看到我溺了水，三个人不容多想，火急划船来救。船是从对岸驶过来，逆水行船，船速很慢。我还在漩涡里挣扎，已经冒了七八冒，不知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船已经驶到离我还有十几步远的地方。说时迟那时快，李国义急了，不能再等了，他纵身跳入水中，奋力朝我游来，他的“水量”（东北方言——游泳的功夫）很好，于是我捡回了一条小命。

后来每逢杀年猪时，母亲总要我把老李四叔找来，给他斟酒，感谢他的救命大恩。常听媒体报道，现在要是有人溺水，不紧忙去救，要谈好价，才能去。不给钱，要救人，没门！要是赶上这个时代，我的骨头渣滓早烂没了。

难忘啊，1965年暑假，那个生死攸关的晌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