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国都之十九：争夺紫禁城

紫禁城是天下的公器，也是皇帝的私宅，这样说大概没什么不对。它既是皇帝办公的场所，也是他和他的亲属生活的家园。虽然大臣们也在城里工作，但是他们能不能进城、能不能留下来，都由皇帝说了算。至于产权，绝对只属于姓皇的那个家庭，甚至只属于姓皇名帝的那个人。所以说到争夺，那一般是发生在一个王朝末期的混乱年代，出了那么一个两个能喊出“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家陈涉们，或者是实际掌握了皇城这个天下公器的野心家王莾们，于是改朝换代，皇城的产权终于被人用武力或阴谋抢了去。承平时代或者还算和平的时代，大概是没人敢打它的主意。

这种争夺是一种连皮带骨式的完全争夺，还有另一种争夺方式，因为不涉及紫禁城这个巨大的物业本身，不属于产权变更性质的争夺，所以通常不被认为是一种争夺，最多不过被视为争权，也就是强调紫禁城作为天下公器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同时又是皇帝私宅。历史上发生的众多权臣秉政、外戚干政、宦官乱政、后宫垂帘听政，实际上都是这些人与皇帝之间的政治主导权之争。因为出发点大多是为了一已之私，所以特别受当时的正直之士和后代史家所诟病。而且争夺结果往往是政治越来越黑暗，社会越来越混乱，人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要不终于自作自受，最终输给了皇帝，落个了身死名毁、遗臭万年的下场，要不直接导致了一个王朝的覆灭，紫禁城换了业主，弄权的大臣外戚宦官后宫们背上了千古骂名。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通常情况是，文官主政，政治就比较清明，如果是外戚、宦官、武将、后宫主导朝政，政治就比较混乱黑暗。所谓文官，就是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他们熟读圣贤书、洞明天下事之后，怀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走上了政治舞台，因为良好的知识素养和高迈的精神追求，一般都具有较强的治国济世本领，保持优良的政治操守。但是读书人有读书人的毛病，说得好听一点儿叫认死理，说得难听一点儿就叫自以为是。孔子还是懂得时务的，他带着自己的一整套治国平天下的方案到各国游说到处碰壁，似乎也不怎么怨天尤人。倒是捧他为先师的后世读书人，先师的治国方案被当作权威和经典，他们心态却不那么平和了。越往后读书人的这种心态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终于变成了自大症，到了有明一代更发展到了极致。怎么个极致法？他们互相之间就对错问题争得不宜乐乎，而且居然和皇帝也争了起来，简直就是挑战至高无上的皇权了。问题是他们本身并不想挑战皇权，更不想把皇位据为已有，只是觉得自己是对的，皇帝是错的，事情的处理应该按自己思路去办，而不能按皇帝的思路去办。结果一次次把皇帝惹得很不高兴。想想和你们这般人在一起真的很没意思，不是听互相之间大吵大闹，就是挑朕的不是，朕要这样不行非让朕那样，这天下还是朕家的不是，岂能让你们在这里无所顾忌地指手画脚？真是恨不得把你们都杀了，但杀了你们，天下人乃至后代人都只会说朕的不是，算了，躲吧！于是这一躲就躲了三十年。明神宗朱翊钧三十年不上朝，不想看到大臣们的吵吵嚷嚷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明代的文官政治已经相当发达，尽管君权空前强大，皇帝拥有最终决定权，但终明一代，文化精英们在政治舞台上长时间占据着主导位置。明代最明亮的时期，是在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间，一方面是皇帝本身英明，一方面是文官武将用力，所以才有了“仁宣之治”，其中以杨士奇、杨荣、杨浦“三杨”为首的文官集团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之后，文化精英就一直是极为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如果不是文官集团内部出了问题，他们完全可与祸乱国计民生的宦官势力相抗衡，从而继续主导着政治走向，明代中后期的混乱政局或许就可以避免。如是，则朱明王朝幸甚，天下黎民幸甚。

但文官集团内部出问题了。尽管大部分读书人从政的出发点都不错，想施展所学发挥才智造福社稷苍生，但是不同个体的施政设想毕竟不完全相同乃至大相径庭。偏偏读书人又有自以为是的毛病，不同意见很不容易走到一块，走到一块就要争个你错我对。但是个对个，谁也赢不了，赢不了，自己的那一套治国方案就无法实施。而且，即使身居宰辅之高位，上头还有要你生就能生要你死就得死的皇帝呢！皇帝的身边还有皇太后皇后嫔妃和太监，在感情上，皇帝肯定更亲近信赖她们或他们，毕竟这份感情是在日常生活中培育起来的。这些人说你行说你不行，皇帝的心里都记着，脑子清醒时还能分析分析其中的是是非非，脑子一昏乱，那一班人说的话就很管用。要想自己设计的国家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措施得到实施，就得赢得政治主导权，要想赢得政治主导权，一要让皇帝听自己的，二要让不同政见者远离权力核心。一个人的力量不行，那就抱团，人多力量大嘛。于是就要解决团结谁的问题。乡党同道门生故吏，是第一选择。至于其他盟友，要看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比如太监，有时也是可以用一用的，明代最能干的首辅大臣张居正不就是利用与大太监冯保结成内外廷同盟才把他的前任高拱挤出权力中枢吗？

有竞争就有失败者。失败肯定是件不高兴的事，仅仅是不高兴也就罢了，中国的读书人崇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呢！却又崇尚“穷则思变”，“思”这个东西有点麻烦，弄不好就让人钻进牛角尖，从而使性情往偏执方向转变。性情一变，操守就不太容易守得住。耍弄些手段或许可以视之为权变，不辨是非依托黑恶势力就很不地道。盛行于明末的党争，最初还只是文官集团之间不同势力关于政治主导权的竞争，由此形成了表面上是以地域为标志实际上是以不同政见为区分的不同党派，这就是东林党、齐楚浙党以及同期的宣党、昆党等。各党派之间你争我夺，互相构谄，搞得政局很是不堪，弄得万历皇帝实在不爱坐在金鸾殿上，干脆躲到后宫去，这一躲就是三十年。朝堂上没了皇帝，党人们依然争斗不休，那皇帝精着呢，躲虽躲，大权还是紧紧握在手里，让谁主管朝廷的日常工作由他说了算，所以哪个党让他高兴了，就用哪个党的人。这样一来，几个党的领袖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你当政搞我的人，我当政搞你的人，党派利益不知不觉中就高了起来，直到高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东林党人比较多地保留了读书人的清操正气和纯洁的政治理想，但是也认死理，下野了“独善其身”不就得了，偏偏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好像地球没有了他们就转不动一样。他们的主要对手，前期是齐楚浙党，对手也都是读书人出身的士大夫，其中不乏优秀政治人物。势力最大的浙党，他的领袖沈一贯虽然乏善可陈（正是他主政期间拉帮结派排除异己才导致明末党争公开化白热化），但如山东老乡们的党齐党，它的领头人亓诗教，政绩和政声就很不错。再如湖北老乡们的党楚党的领头人官应震、吴亮嗣，也都是清正有为的好官。照理，这亓、官、吴之类的读书人，与东林党人应该是很能够谈得拢的。可是斗争一起，人的脑子就有点昏，胸怀便有点窄，以为党派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于是谁掌了权都要排除异已，甚至不惜耍弄阴谋。在位四十八年、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帝终于死了；他的儿子光宗朱常洛在皇位上呆了才一个月，也不明不白地死了；朱常洛的儿子、天才木匠朱由检，在东林党人的抗争下登上了皇位，这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被压迫了太久的东林党人上台了，现在轮到他们说话的时候了。这时如果能保持大脑清醒，胸怀大局善对同僚，应该可以重新开辟出一个好的政治局面，毕竟东林党人大都是品行高洁想有作为于社稷民生的读书人。东林党领袖人物之一的邹元标就很不错，他能够摈弃党派之怨提出“和衷”的主张，确实难得。可惜他的党人和他又不太一样。与他同为党首的赵南星，就显得偏执得多了。在赵掌印吏部也就是组织人事部期间，凡是非我党人士，一概别想在朝中呆着，也别想谋到什么好差事。明明是党派甚至只是个人之怨，现在借自己在位上施以政治高压，甚至玩弄了不合法的手段，诸如把专门为监督制约部长而设立的相当于今天的纪检组长的吏科都给事中的任命权弄到自己手中，自己任命的人监督制约自己，这算怎么一回事？不就是为了垄断天下官吏的选拔任命权而不受任何约束吗？而且，实在也有点儿说不过去的事，赵南星为了痛打“落水狗”，居然上纲上线，把有功于国而说不上有什么过错、仅仅与本党有私怨的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把他们驱逐出朝廷。还有一些无党派人士也被处理了，就因为他们没有和东林党保持一致。

打击面如此之宽，树敌如此之多，东林党倒霉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天启皇帝在任的第五个年头，头把权力交椅还没坐热的东林党人遭到了一场酝酿已久的毁灭性打击。以大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从阴暗处走到政治舞台中央，以空前强大的力量，开始了一场针对东林党人的屠杀。明代历史进入最黑暗的时期。阉党势力的迅速做大与东林党人的政治斗争策略错误有关。两三年前，所谓的阉党还主要是一班丢了阳根的大小太监，而仅仅两三年时间，阉党内人才济济，冠盖如云，其中一大批是那些进士及第走上政坛的读书人，而且还不乏朝中要员。正常情况下，中国的读书人历来不太喜欢太监，更不用说攀附太监。但是有明一代有点儿特别，外廷朝臣和内廷太监相倚重甚至大臣攀附太监有先例，原因是明代多次出现宦官掌权的局面，而读书人中一方面不可能都是品性高洁视气节如命的纯君子，而且因为这时候的读书人功利心过强，便有些人难免有了权变和投机思想。天启前期，东林党人气焰太嚣张了，原来的对手齐楚浙党恨不过，那些无党派大佬恨不过，于是纷纷投靠魏忠贤，希望借助魏的力量报受东林党打击之仇。有了这些高素质的读书人的参与和出谋划策，阉党的势力如日中天。到了这时候，除了仇恨，或者是眼前的私利，这些读书人大概已经看不见国家和人民了，也看不到年青时的理想和激情了，甚至看不到自己是在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所以他们也就看不到自己的无耻。不用说是读书人出身的士大夫，就是一个平民，一旦不知道无耻为何物，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坐标也就失去了。

但是东林党人不屈不挠地与阉党做斗争，即使受到最残酷的镇压，也不低头不屈腰，一个个刚正不屈的同志倒下了，站着的人接过旗帜继续战斗，虽然有变节者，如阮大铖之流，那不是主流，而且极为少数。冲这一点，他们就比依附阉党的齐楚浙党的政客们可敬可仰。至于靠阉党发家的崔呈秀们、奏请建魏忠贤生祠的潘汝桢们、奏请建魏忠贤生祠于太学旁并祀礼如孔子的陆万龄们，那本身就是读书人中的败类，但是原本正派有为敢替民请命的亓诗教们却终于与他们成为同伙。一方之私，一已之怨，不但对于国家、社会，就是对于个人，也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场争夺紫禁城的斗争终于因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景山上吊而告歇。不久，清兵占领了北京，紫禁城这个巨大物业换了新业主。但南京还有一个不肯干休的南明小朝廷，在那个小朝廷里，没被崇祯皇帝朱由检完全打死的阉党又在兴风作浪，东林党人还要和他们斗下去。也许对于他们来说，与阉党的斗争是义之所在，因为那些人除了祸国殃民，实在没有别的本领，不可与之共谋国是。然而在这些人中间，或许也有为国家存亡而急或仅仅是感到自身受到威胁的人，这样的人都应该是可以团结到抗清统一阵营中来的，何况哪些没有坏品行想着有为于世的读书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