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我说

父亲是2003年8月16日走的，走时72岁。按现在人的寿命来讲，不算是高寿。但父亲走时说很知足了，当时就常挂在嘴上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自感活到了72岁，走得算很是时候。

但作为子女，我们是有很多遗憾的，虽说父亲的身体一向不是很好，但我们也没想到他会走得那么突然。记得是2003年的5月间，在操场上组织训练的我接到弟弟的电话，被告知父亲得了肝癌，医生认为最多还能坚持3个来月。我一下感到头皮发麻，突然感到好无助，就象是航行中突然得知航船就要沉没了一样。因为一直以来，内心中始终认为父亲就是自己的天，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父亲在身后殷切期待的目光，自己的一切都因为有父亲的庇护而底气十足，这种感觉在我离家十几年，年龄三十多了仍然如此，没有一点改变。当突然听说，我的父亲，我的天，他将离去，永远离去，这消息让我置身于一个无法面对的现实。

匆匆回到家，见到了我的父亲。外表看来，父亲的脸色与平时无异，甚至是因为药物的缘故，气色比往常还好些。尽管没人明确告诉他的病情，但心细而精明的父亲实际上早就知道了自己的情况。告诉我，病情很可能在去年去山东时就很历害了，当时皮肤极为骚痒，直透骨髓。到年初不痒时，就脸色蜡黄了，你训哥（大姐夫）回家看脸色不对，非得带着上医院去查，就已是晚期了。我无法表达自我的谴责，后悔自己去年没领父亲检查一下身体。这一切已是为时以晚，领父亲去做了一个CT，得到了一个这样更是确切无误的结果。病中的父亲很谨慎，主动要求吃饭时与大家分开，所用的碗筷、杯子也不与大家混在一起。言谈中尽量调节大家的情绪，反复表明自我的满足。

在我假期临近前，父亲告诉我自己用每月一二百元的返乡干部补贴攒了点钱，大约有五千，要拿出三千来给他的小孙子丙丁。感叹丙丁虽是他寄予厚望的孙子，但不在一处，也从未尽到关爱之情。我羞愧难当，年迈的父亲在需要我帮助赡养天年的时候，军旅劳碌的我，连他每年见一次面的要求也从未满足他，甚至平时总认为家中兄弟姐妹多，电话也不打，这时怎么还能要他的钱呢？我不接受，反而因这事成了父亲一度最大的心病，终于在我离家前一天的晚上，他拖着病体让二姐夫领导着到几十公里外的横石镇将钱取出来。作为对他小孙子的牵挂，将钱交给了我。

到了八月，弟弟来电话告诉我，父亲快不行了。我心急火燎地回到家，还未进家门，母亲迎出来牵着我的手一路哭着朝家中走，念着父亲的名字“阿和，你的儿子回来看你了，你四十岁生的儿子回来看你了。”走到父亲的病榻前，眼前的父亲已无法让我相信，三个来月病痛的折磨，已让父亲形同骷髅，除了骨头和皮肤，周身不再存有一点肌肉。干枯的皮肤如同入冬后的老树皮，也没有一点光泽。这是我当年意气风发的父亲吗？

妈妈告诉我，父亲到了六月间就没再下地了，也很少吃东西，并且一直依赖杜冷丁来止痛。一个在家中度过最后时光的肝癌老人，我们很难想象这是一段怎样的时光。

“阿爸，你受的苦太多了。”我俯身在父亲的床前说。

父亲睁开朦胧的双眼，我发现在眼睛的最深处，仍有深邃的亮意。随后，他竟然颤巍巍地向我伸出了右手。我抓着他那骨瘦嶙峋，但仍然老茧依存的手，禁不住声音哽咽。

盘腿坐在父亲的床上，和父亲一起尽可能地回顾的他的过去。因他已没有力气说话，过去的回顾主要是我就我知道的说与他听，再现当年的峥嵘岁月，告慰他即将告别人世的悲哀。因我的回顾主要是来源于父亲原来的陈述，所以虽然目前是我说父亲听，但实质上还是父亲所说的话，在此就让父亲为主语来说吧，以满足我们让父亲永远活在心间的理念。

父亲说：我的童年是靠别人的周济帮助下活过来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十四岁就当了家，也是从此开始，这个家才慢慢地象个家了。

父亲生于1932年，出生时家境已是相当的不好了，不仅是家徒四壁，甚至是度日也已困难。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有兄弟三人，爷爷排行老小。大爷爷稳成持重，宽厚持家；二爷爷则是一个争强斗狠，为恶一方的人；而我爷爷，因为年轻时被军阀拉夫挑担子到江西，路上走不动时被打断了腿扔在路边，自己从山林中爬了七天七夜回到家，从此就成了残疾人，拐着一条腿只能干点细小的活。

听说在爷爷的母亲时家中开了一家豆腐房，日子在老奶奶的调理下，过得还是很不错的。但在老奶奶过后，因为二爷爷全败了。二爷爷据说身高一米八还多，身强体壮，加在为人霸道，一直过着及时享乐，随手花钱的日子。一辈子也未娶，专干看中别人老婆就强行搭伙的活，到得没钱时就把家中的一应家什都卖了赌钱，老大也左右不了他。所以到兄弟分家时，实际上除了每人两间房子，以没什么可分的了。如不分，可能这几间房子也会被老二变卖了。

分家后，因爷爷有残疾，而奶奶又是小脚，更干不了重活。这时已有了一个大父亲六岁的女儿和三岁的父亲。几分薄田主要还是靠大爷爷帮着耕种，但因再没有能力租种地方的田了，单纯这几分田收获的粮食是不可能维持一家人吃饭，所以当时长年都是饥一顿饱一顿地艰难度日，很多情况都是靠了大爷爷帮着周济勉强糊口。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大爷爷看到父亲从小聪明懂事，在父亲七八岁时还送父亲去了私塾。只是可惜，父亲在私塾仅读了不到四个月的书，正在修河堤的大爷爷突然倒地身亡了，使这个本就破落不堪的家庭连最后的一点依靠也彻底丧失了，进一步坠入了苦难的深渊。私塾是不可能再念了，七八岁的父亲就开始了帮助家中干活，打柴、挑水，尽可能地以他稚嫩的肩膀帮助支撑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家。也就是在这个困难时期，他唯一的姐姐，那个大了他三岁的姐姐，在别人家借宿时，晚上上楼梯掉下来摔折了胳膊，因请不起郎中，眼睁睁地看着整条胳膊慢慢烂掉，直至导致败血病死亡。死时不到十二岁。

家乡种田，是依靠牛拉犁来耕种的。学会使唤牛扶犁耕田，是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要强的父亲在苦水的浸泡中慢慢地长大，从幼小就不断目睹的不幸使他盼望着早日有力气撑起这个家。十四岁（父亲常跟我们提他个年龄），父亲终于在不断的尝试中扶稳了耕牛拉的犁辕，并且有板有眼的动作得到了同村人的一致认可。父亲仰天长叹，我终于成人了。十四岁的父亲终于在别人的眼中成人了，从此，他便有资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养家了。于是，村中常会看到一个半大的少年不论天晴下雨使唤着牲口耕田的身影，一日复一日的劳累，是日暮时得到主家半升粮食的喜悦。

这时的父亲，就象刚长成的家犬，不知疲倦地奔波。农闲时就跟保长当通信员，黑夜时分为保长送信曾被看门狗咬得遍体鳞伤。就这样在劳碌中一天天成长，在劳碌中品尝着能以一已之力养家的喜悦。因为一家人不再长年饿肚子了，这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父亲说：毛主席真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劳动人民翻身的喜悦，绝对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四九年，全国终于解放了。家乡也像全国各地一样，开展了轰轰轰烈烈的农村土改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在苦难中顽强地长大的父亲经历了这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在这场大变革中，使他第一次认识到像他这样贫苦的人也可以象人一样生活，一样拥有自己的田地，一样扬眉吐气地说话。而这一切的改变，是来自一位人民的大救星，是伟大的毛主席。从获得解放的那一天起，毛主席是心目中的红太阳的形象就深深地烙在了心中，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毛主席领导的土改运动中，参加了农会，并很快成了农会的骨干。在农会中，父亲以他不到四个月私塾的底子，博闻强记，居然慢慢识得了不少的字，虽然还无法很好在会议中作书面笔记，但惊人的记忆力却使他能完整地传达会议内容。火一样的热情，良好的表现给农会的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五一年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人民公社后，父亲又被公社主动要去做了通信员，后来一步步干到了家乡邻近一个公社——集潭公社的副书记主。

父亲说：共产党的政策肯定是为人民着想的，党就是一时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也得想办法帮着党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

父亲到集潭公社当副书记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但当时仍然片面强调一大二公，不允许有一点私有土地。但饥饿驱使人们在日出日落干好生产队的劳动后，仍然悄悄地在山洼间开辟出一小块一小块自留地，种些菜疏增加口粮。这种作法按当时政策是坚决不允许，自留地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是一定是铲除的。

一方面是上面政策是硬性规定，一方面是公社人民的饥饿现状。面对这种情况，父亲在茫然中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作为一名共产党干部，内心对党无限忠诚，但更坚信共产党一切工作都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现在人民群众饿得都开始吃观音土了，怎么能不体恤他们种点自留地，这可是解决即将出现饿死人局面的唯一办法呀。终于，他作出了在一个在当时是极为大胆的决定，要象保护人民群众生命一样，保护他们的自留地。当时，父亲是公社二把手，在各大队实地抓生产劳动主要是他领头出面。到各大队、小队检查情况时，开始老乡们看到朱书记来了，都紧张得不行，但看到父亲在经过一家家的自留地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终于都放了心。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在集潭公社有老百姓种自留地的事还是传出去了，这事首先让公社书记大为恼火，冲父亲发起了火，进行了暴风骤雨式的责问。父亲流着泪对书记说：“人民群众现在这么困难，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肯定是为人民着想的，党就是一时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也得想办法帮着党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即使我们现在为这犯点错误，也比眼睁睁地看着饿死人强。真要是因为这事上级追查下来，这错误算到我一个人头上。”

父亲终于说服了书记，让各家各户保留了几分救命的自留地，当上级来检查时，父亲就出面尽力进行遮掩。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他管辖的集潭公社，尽管各生产大队、小队像其他地方一样将生产的粮食绝大部分交了公粮，但凭借老百姓的自留地，没有出现一起饿死人的个例，这在周边几个公社是绝无仅有的。为此，那一方老百姓，但凡上了点岁数的，多少年以后说起来，无不对父亲感激得涕零泪下。直到我十九岁那年，因弟弟的事和父亲一起到集潭去买木材，当地的老人碰到父亲，仍然激动得哆嗦说不出话来。

父亲说：大炼钢铁的火热，吓退了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

1958年大炼钢铁，父亲作为高湖、集潭、宝石三个公社组成的钢铁连连长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大生产。父亲以极大的热情，带领他的钢铁连，背打行李，拿首杠子、斧头，以纯军事化的管理，在群山之间筑起了一座座炼钢的土窟，抱着超英赶美的伟大抱负，以拼命的精神进行了生产。在这场运动中，因钢铁营营长中途累病在工作岗位，父亲作为全县四个钢铁连长中表现最突出的一个，被临时任命为全县钢铁营营长，直到12月份党中央宣布胜利完成了全年炼钢1077万吨的任务。

对这场运动，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站在全县的高度开展工作，其中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也是他一生中最引以为豪的经历。回顾中，也承认作为一项运动有大的盲动，但他始终认为，也正是这场运动，让全世界的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高昂斗志，全民动员起来的强大力量，这足以吓倒一切反动派。

父亲说：做为父亲，生下孩子来就一定得让他们吃上饭，我得尽到父亲这个基本的责任。

1968年，母亲已连续生产下了我六个姐姐，加上奶奶（爷爷在65年已过世了）和父亲、母亲，家中已一共有九口人。一个九口人的大家庭，在生产队中参加生产劳动的只有母亲一人。在当时，生产队是按参加生产所得的工分到年终分配各家的口粮与余粮，因只有母亲一人参加生产，所积累的工分肯定是很有限。工分不到平均数，所以每年分配的只有口粮，生产队按人口分完口粮再进行分配的余粮就一点也分不到我家了。并且分配的口粮还得按家庭工分缺额补交超支款，所以我家当时在每人只能分到一百多斤口粮的情况下还要每年交生产队一百多元的超支款。

父亲当时在公社每月只有二十几元的工资，除了拿回家交生产队的超支款，也就所剩无几了，再说当时粮食统购统销，家家户户吃不饱饭的年代，也没地方买粮食。父亲自己的口粮也很有限，再节约也支持不了家中多少。听父亲说，当时在公社，几个干部都是为了节约点粮票给家中，大多都是能省则省。很多时候晚上开会晚了，大家都饿得受到不了，就非常惭愧到菜地去偷棵白菜来用白水煮了吃，回头再跟老百姓把钱送去。但回到家中，看到孩子一个个面黄肌瘦，发育不全，则更是内心难受万分。

在这种情况下，66年国家出台政策精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时，父亲就提出了回乡的申请，因当时的县革委会陈书记极力劝阻，直接提出放谁回家也不能让父亲回乡，所以当时没回得了。到六姐出生时，家中的困难情况又进一步加重，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父亲就直接找到了县里陈书记，倾诉了家中的困难与自己身为人父的责任，并表示到了乡中也一定会尽最大能力带领乡亲们搞好生产，同样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作用，终于赢得了陈书记的理解，同意了父亲返乡。

于是，父亲在1968年冬天从公社副书记的岗位返回了家乡——高湖公社高湖大队，并按民意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

父亲说：当领导的可不是吃素的，领导大伙做事有水平，比生产也绝对不比大伙差。

父亲回到家乡当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抓革、促生产，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一九八四年，因看到自己培养的青年人已成长了起来，自己年龄也老了，就主动退了下来。

我是一九七一年出生的，从我记事起，父亲当时留给我的印象就一直是非常忙碌，每日天不亮就到家中的菜园子施肥除草，吃完早饭又领着乡亲们到生产队上工。晚上，家中的中堂天天都有会议，就是每日吃饭时间，也时不时有社员因家庭发生矛盾过来记支书评理的。父亲回乡任生产大队支部书记的日子繁忙而充实，并赢得了乡亲们很好的口碑。

在他当支部书记期间，最大的一次社会转折，那就是农村由生产队转为包产到户了。1979年，家乡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的田地及生产资料分到了各家各户，生产牲畜则由几家合分一头。这之前，虽说当支部书记的他也亲自参与生产队的生产劳动，但乡亲们更多的是领略他在各类会议中讲话的风采。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有些乡亲同父亲打趣道：“支书，你抓生产没得说，现在干生产就不一定干过我们了。”父亲笑道：“你可别小看人，当领导的可不是吃素的，领导大伙做事有水平，比生产也绝对不比大伙差，不信咱们秋收比比看。”

农村田地到户，在当时可谓是中国农村的二次土地革命。农民经过多年的生产队联合生产，一下转到在自己私有的田地里干活，收获的粮食归自己所有。多年来在饥饿中一直对粮食处于渴求状态的人们对耕种自己的土地差不多全投入了养育孩子一样的感情，进行精耕细作。而父亲凭他十四岁就开始独立耕作的经验，认真耕种分到家里的七亩粮田。从春季选种开始就进行反复挑选，耕田时把每一块将每一块能摸到的小石块挑出，每一个土坷垃碾细，并屯积了大量的人畜粪便与草木灰等农家肥。在稻苗成长期间，凭着丰富的经验，认真把握稻田什么时候积多少水，什么时候施肥火力壮，就是没事时也是在田边看着绿汪汪的稻苗，像是欣赏，也像是交流。

到了秋收时，家中一下子收获了六千多斤谷子，一万多斤红苕，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大丰收，收获的粮食足可以让全家人放开肚子吃一两年。也让乡亲们真正服气了，支书耕种真是把好手，因为按亩产计算，父亲种的田差不多排在全村第一名。

父亲说：世上最苦是农民，我家祖祖辈是农民，到了你们这一代，不用再当农民了，就充这一点，这辈子也满意了。

父亲生了我们兄弟姊妹八个孩子，虽说是在毛泽东时期提创与鼓励生育，每家都是好几个孩子，但象我们家这样养育了八个，也是不多见的。这主要是因为在生我之前出生的孩子全部是女儿，父亲又是单传，所以想生儿子的愿望肯定是非常迫切的。但接连降生的六个女儿，已为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所以也本打算认命了。到了母亲第七次怀孕时，父亲考虑再三后坚决地送母亲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在当时做人工流产手术是须领导批准才可以做的，为此父亲找到原来的老领导才争取下来。但不想，流产下来的婴儿居然是个男婴。真是造物弄人，令全家追悔莫及，又重新认定这辈子可能还是有生儿子的命运。于是再怀再生，就分别在1971年和1973年生下了我和弟弟。按当时正热火朝天放映的神话电影《宝莲灯》的名称，跟我和弟弟子分别取名宝华和灯华，也许含有感恩神仙赐子的意思吧。

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对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扒食的辛苦有深切的体会。看着自己的八个子女按梯次地一个个慢慢长大，又最终一个个离开了农村，没再从事农耕来生活，父亲打心眼里感到欣慰。在垂危之期，作为对生命的交待与总结，对子女的成长历程进行了认真回顾与反思，有自豪也有自责。

在城乡户口二元结构条件下，一个个由农村户口走出农村，虽说大多数在城中是从事最平凡的工作，在那个年代中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了。这里面说最主要是每个人自己的努力，但每一个子女的成长是何尝不是在父亲身后的关注下完成的呢？

父亲年老后，流露出当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没对子女走出农村提供更大帮助的自责。在大姐、二姐、三姐相继长大的时候，父亲仍然担任着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那大一统的年代，所有农村青年推荐上学、招工、参军都是通过党支部来办理，经父亲的手送出了十几位大队青年走出了大山，但这里面没有一位是自己的子女。

但父亲坚持了让每一位子女子多读书，他始终告诫自己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吃了很多苦头，让孩子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学习文化。而不象当时农村的大多数家庭一样，早早地盼着孩子长大回家帮着挣工分。在父亲的督促下，大姐、二姐和三姐都相继上完了中学。大姐中学毕业后，因成绩优秀，并且是学校宣传演出的骨干成员，经学校推荐到位公社招过去做了通信员。后来大姐通过自己积极努力工作，实现的入党、提干，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二姐则是农村小学当民办老师多年，最终按国家政策转为了公办教师。三姐毕业出来先是回家务农，后来县里修水电站时，作为村里青壮年劳动力去出公差，电站领导看到三姐吃苦耐劳，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就让留下来干临时工，以后又转为了正式工人。除了大姐，二姐、三姐真正走出山村时，父亲已是一位没任何职务的农村老人了。

父亲提起四姐，是让他最感到内疚的一个孩子。四姐从小就有假小子的风范，吵嘴打架、逮鱼打柴都不落于男孩子后边，但唯独不愿上学，在不间断的逃课后，没上完小学就离开了学校。父亲的内疚不是因为四姐上学少，最主要的是因为对四姐婚姻的包办。四姐十八岁时，出落得窈窕有致，村中追求她的青年有好几个。在这些追求者中，四姐也有心仪的对象。但父亲坚持认为在农村过日子，要想比别人强，就得有一门手艺。于是硬是作主为四姐挑了一位会木工活的对象，一手促成了她的婚姻。但四姐婚后夫妻一直不和，在惨遭丈夫多次殴打后，最终办理了离婚。四姐这段失败婚姻的历史，多年来一直父亲心头的痛。到四姐再婚时，父亲再也未加干涉，并很欣慰她终于获得了较美满的第二次婚姻。四姐夫是位原县城豆腐厂的下岗工人，和四姐都是再婚。婚后两人在县城开了家小饭店，也算是离开了农村，在城里过起了小日子。

五姐、六姐长大后，通过大姐进工厂做了临时工，并都最终实现了转正。而弟弟从小就愿望象二姐夫一样驾驶大汽车，到初中一毕业，就缠着父亲要求学开车。在八十年代学驾驶仍是很多人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因为三四千元学费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父亲倾其所有把弟弟送到了驾校，圆了弟弟开车的梦想。我当兵离乡后，正好国家有政策照顾回乡干部一名子女办理户口农转非，于是弟弟转为非农业户口后顺利参加了工作，到单位当了一名驾驶员。

我高中毕业后，父亲为我的出路一度非常患愁，但又受农业户口的局限，想不出一点办法。知道从小就表现得桀骜不逊的我，肯定不会接受务农的命运。在确实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后，跟我商量筹资在村中开个小卖部由我来打理。但当时自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我，对他的提议简直是不屑一顾。当我最终听从大姐的劝告，抱着大丈夫慷慨赴死一般的心情入伍离乡时，父亲内心也是万般无奈中与我送别。我是他届临四十时生的第一个儿子，在我的身上差不多凝聚了他所有的父爱与希望，却在我反复念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后送我走向军营，无奈、担心、留恋与自责全部交织在他的内心。他又何尝不希望把我留在身边，找到一分好的工作开心地生活呢？听说，随后收到我的一封家书，父亲都要看上好几遍，并回头悄悄地流泪。直到我在部队考取了军校，父亲这分心情才真正在解脱，象孩子般高兴到到处宣扬，说：“孩子出息了，比角锄挖到了金狮子还高兴。”是呀，他高兴我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不用再为我是否憋屈而牵肠挂肚。听说大姐夫为这事特地置酒祝贺时，父亲开怀畅饮，连说“人高兴了酒喝多少也不醉”，可见他当时是多么高兴。

坐在父亲的病塌上，与父亲细细回顾他一生的经历，他子女的成长，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中，父亲竟然没有显出一点的倦意，中间不时用微弱的气息纠正我的表述。对我给予他“一生无私的奉献，实现了当初入党时许下的对党无限忠诚的誓言；一辈子辛勤操劳，上对得起祖宗振兴了家业，下对得起子女尽到了养育的责任；为官几十年光明磊落，和善待人得到了人民群众中肯的评价”时，两行浊泪从眼角中缓缓流出，点头认可。我继续对他说：“阿爸，你一辈子无愧也无憾了。你看你的两个孙子都健康活泼，你对他们也同样寄予厚望，我和灯华也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培养好他们，去完成你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心愿。”父亲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随着这丝笑意，眼睛的最深处那分亮意也弥散开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离开了我们。

父亲在等来他远在山东的儿子后，终于心满意足地去了。我和弟弟按他生前意愿，将他安葬在了家门前的南山上，那是他亲自挑选的墓址，背后是苍翠的青山，前面有一股清泉汩汩流淌。

父亲以一名农民出生，最终以一名农民安息，在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却赢得了众人的爱戴。出殡那天，四乡八邻的群众自发地前来与他送行，他们有的赶了几十里山路过来，有的经历了几小时的车旅颠簸而来，有父亲当年悉心保护的群众，有他和睦相处的乡邻，也有在那段特殊岁月中的右派与下乡知识青年……共同相送我的老父亲——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