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吾诗，传吾志

余观古之经典传世之作，浩浩乎如汪洋，望而无际，悠悠乎如浮云，遥不可及。盖观名家之言，成一家之说，吾某诚惶诚恐，若有失其意，盖余年少愚蒙之词。书吾志，传吾言，是为文旨，若有志者偶得吾文，辨其拙劣，吾当敬而思之。

古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吾以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然诗亦是矣。一代有一代之风韵，各成其气，后世之人多有效仿，或及之，或胜之，或辟之。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儒家之经典，礼乐之典范，虽名不可详，言止而意远，四句之体，抑扬顿挫，无心而用韵，然民之智可见矣。后之文人多学诗，谢诗“絺绤虽凄其，授衣尚未至”，言风之至，天亦寒，表其志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少陵亦承诗之遗风也。吾以为诗，可谓之自然也，讽之谓真，不加掩饰，怜之亦切，无以复加，后世之人孰可如诗之抒情而表志哉？若非处开明之世，遇圣明之君，孰又可抒其情而无虑邪？

盖及汉时，始见五言之体，然班固《咏史》，古人谓之“质木无文”，然其创“咏史”之题，亦传于后世也。《十九首》，吾所尚者，感生命之短暂，哀身世之不幸，抒人生之无常，故及时行乐，以解其忧，虽无唐诗之盛，然无前人栽树，后人亦可乘凉乎？吾以为其启后世之风，遗响亦远矣。及至魏晋，士人各显其志，虽无太平之世，文亦不衰，吾以为处安乐之世，人无遭遇之感，不可成其诗，处乱世，碰壁而无以自处者，多感世态之悲，人情冷淡，抒其悲愤之音，后人和之，传于后世。于此时，吾独爱孟德之诗，其为人也，亦随兴所至，求贤若渴，怀雄壮之气，凛万世之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可见其之志也，然则后世之人或颂之，或恶之。吾以为帝王之气，必有异于凡人之处，无霸气，则不可成事也。子桓、子建继其父之才，子桓始创七言，犹《论文》传世，知其好文也，一国之主尚文之如此，可知其国之风气也。子建，虽有文采而无谋略，郁郁不得其志，亦有建功立业之心也。吾以为观诗可知人品，然不乏人品不胜之佳作，若潘安，读其文，亦感其悲怆真切，于人而不可效仿也。文人之骨，莫如山崩而色不改，无趋炎附势之嫌，无临死惧怕之色，然尽显于嵇、阮二人矣。陶潜，吾亦尚之，其诗、文皆佳，是为当时之稀者也，犹如清凉之气拂面，古人云：“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吾以为陶诗得其旨也。

然至于唐，可谓盛矣，唐之盛，亦诗之盛，开明之风气，文人之酿成可知矣。世代之才名尽显于唐，四杰异于附势之风，然命途多舛，才气甚高，吾悲其早逝诗文不得传于后世也，然虽作之不多，亦可见其功力也。与古人，留于后世，止于片言只语亦足以留其名千古传颂尔。吾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亦感其悲矣，然文人之不得志，壮气之势亦表于言语矣。吾读摩诘之诗，禅意慎重，然吾崇其清远脱俗之风，诵其诗，知山林之美，青石之美，自然之美，抒其言传其志也。诵唐诗，不可不谓李杜也，太白之诗，悠悠乎飘然若仙，诗随意动，不可习得，读其诗，得其人之旨，吾亦崇其豪爽随性之气，太白之诗，吾畏评之，止于吾所感也。少陵之诗，少时诵之，只觉多悲凉之感，吾以为年愈长，愈感其沉郁也，吾尚少陵之诗，顿挫可读，虽年少不得其意，渲染之气亦于吾身也。古人谓“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读此句，可见乐天之风也，吾得其常诵其诗于老妇，抒易明之礼，传无尽之意，吾以为今日之文人，非以繁杂于世，世人得其意是为文旨，然异于俗，不得其意，于文，有其意乎？是以古之人传其法于后世，后世亦学之深尽其力也。于唐末，吾独好义山之诗，其诗，朦胧之意可知矣，吾读其诗，可感万千气象，或不得其旨，或无尽之旨，言只其中，意蕴无穷，是万千之人读其诗存万千之旨也。

诗，传情达意之体也，吾谓之止于唐，然宋亦有其崇尚之体，诗之盛于唐，可知矣。吾以为，得事之盛亦可观其大体也，古人吟熟读唐诗，亦会诵诗，然吾以为，诗亦异于众人，非人人可得其旨，得其要领。非得其要领，何谓作诗也。

然作诗，求其格律，附于音韵之说，然吾以为诗之质，在其传情，亦可于古人不拘于法，任其抒发，吾好随性所至，随感而遇，又何以已有之制，约其无限之情耶？

吾诵诗，作诗，亦观其情也，若不达其意，吾旨之不高也。乐时作诗一首，不拘于时，悲时亦抒吾志，感吾所感，不拘于外物也。作文一篇，表吾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