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春天和夏天

我的家乡坐落在渭北旱塬上的一个沟凹里，门前有一条由南向北流淌的小河。人是背靠土崖住着的，坡上是漫山遍野的刺槐树林。

春天

在寒风料峭的时候，崖背上的迎春花开了。嫩黄的花儿，映入眼帘。对于飘落的雪花和刺骨的寒风，没有丝毫的畏惧。

母亲把我揽在怀里，用手抚摸着我的头，看着昏暗朦胧的天空说：下过着一场，春天就要来了。我就成天趴在土炕上，等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盼望着雪过天晴。等不及了，就用手拉着母亲的衣角说：娘，天怎么还不放晴。

母亲就笑：傻孩子，急啥？天一定会晴的，春天总会来的。

说来也怪，春天说来就来了。首先是河两岸的柳条冒出了嫩嫩的芽儿。坡上零散的桃花开了，在丫丫叉叉的树枝中间，显得格外惹眼。

大人们下地干活，剩下我们孩子，就满世界地疯跑。被大人骂的紧了，就三五个一起，提上笼子，在绿油油的麦田剜草。

田里的播娘蒿，荠荠菜，麦和苹等，那时候没有除草剂，地里的杂草确实很多。我们在坡上塬下的麦田里溜达，看见草了，就弯腰挖一棵。等到日头西斜的时候，草笼子早都满了。

实在没有事情可做了，就在地上挖一个拳头大的坑，拿一个鸡蛋大的石头，两个人一组，站在十米开外，往小坑里扔石头。谁扔到坑里，如果那个人仍不进去，就给扔进去的一把草。如果两个人都扔进去了，谁也不给谁给。我们管这种游戏叫丢草窝。有时候会输个笼子底儿朝天。

这时候就撅起嘴，抬头看着太阳像个火红的圆球，在西边的山梁上晃悠了一下，就落下去了。村庄，田野，逐渐的变得模糊起来，夜幕降临了。

回到家，已是掌灯时分。母亲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纺线，父亲坐在土炕吧嗒吧嗒的抽旱烟，浓浓的烟雾顺着窑洞壁弥漫开来。

看见我提着空笼子，没精打采的进得门来。父亲就怒气冲冲的问：你剜的草哩。我吞吞吐吐，找不出合适的言辞来辩解。父亲就在炕沿上磕了磕烟锅，脱鞋就要收拾我。这时候，母亲就赶忙站起身来，把父亲隔到一边。

你做啥呀？动不动就发驴脾气。母亲就把父亲推搡到土炕上。给我端出热腾腾的饭来。我也就吸里呼噜的猛吃一通，对父亲的责骂充耳不闻。

等到风和日丽的时候，走到河滩。折一根柳条，拿在手里一扭，然后折断，把里头芯子抽出来，洁白洁白的。放在嘴里一啧，有一股很甜腻的味道，那时候水果糖很少，特别留恋那一种味道。再把扭出来的皮子用刀子割齐，做成柳笛，拿在手里郑重其事的说：喇叭不响笛子响，咯吱吱响。然后放在嘴里吹，柳笛便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孩子们脸上也便是满意的笑容。

不知不觉，树上已经长满嫩绿的叶子。

杏子花开了，我们便爬上山坡，在杏花里剥杏子吃。等到杏子长到大拇指大的时候，已经吃完了，杏树枝头已经没有了几颗杏子。

大人们说，绿杏子吃多了或感冒发烧，土话方言就叫放牛。可孩子们谁管这个事情，偶尔有个头疼脑热，也就抵抗过去了。

哪像现在的人金贵，动不动就挂吊钟，打液体。

槐树花开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散发出芬芳甜美的味道。我便上到土坡上，摘一笼子槐树花。母亲倒在案板上拣净，放在锅里，撒上点白面，然后烧火闷，做成槐花闷饭。或者烙成槐花馍馍，味道香甜可口。在那个瓜菜代的年代，起码能吃饱肚子，让人觉得比过年还开心。

夏天

早晨还光屁股在被窝里趴着，就听见三叔在门前的场子上大声呐喊：

精屁眼，打板板，牛屎窝里晒暖暖。

我就赶忙从被窝里爬出来，往门前的场子上跑。

三叔套着牲口，拉着碌柱光场。人常说：碌柱后面是夏天。

三叔的孩子比我小一岁，小名叫牛牛。一直跟在三叔的碌柱后面晃荡。冷不防被一泡牛屎给滑到了，绊了个四脚朝天，哇哇的大声哭。

三叔就幸灾乐祸的放声大笑：白牛牛，起来早，一泡牛屎来滑到。

场光完以后，气温也一天天高了起来，田野里的麦子也变成了黄灿灿的一片。

孩子怕热，就背过大人，泥鳅一般一个个溜到河滩，跑到水里。

在沙滩上挖一个脸盆大的坑，里边汩汩的渗出水来，水清澈见底。

孩子们就脱光衣服，拿上笼子，扑腾到水里。站在满是水草的河边，把笼子放到水里，逆水在水草里向前一刮，就会捞上活蹦乱跳的小鱼。然后，上得岸来，把小鱼倒在挖好的水坑里。

太阳已经升的老高，毒辣辣的照耀着大地。常言道，立夏遍地生火。热，成了夏天留在记忆中的唯一东西。

我们在河里玩累了，就上岸来，趴在水坑边，看无忧无虑的鱼儿在水坑中游弋。它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和孩子们的恶作剧给他们带来的灭顶之灾。

孩子们热了，就在河水里扑腾一下。如此周而复始的往复了几次，鱼儿便在水里不游动了，白白的肚皮露出了水面，鱼儿都死了，一个没有剩下。

大伙都觉得晦气，失落。好端端的鱼儿，怎么会死呢？真有点不可思议。

现在回想起来，孩子的残忍也是年幼无知，纯属一种天性的恶作剧。

如今你如果跟着我夏天回一趟老家，看一眼家乡的小河，你就会觉得是惨不忍睹：河床里几乎没有生物，水也变得乌黑恶臭，河岸上的柳树也干枯死亡了。上游的工业区都把污水排放在了小河里，明朗的天空，清澈的活水，欢快的鱼儿，已经永远的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

夏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五月端午。

现在气候变得飘忽不定，过五月端午的时候，麦子还有黄。

我记着小时候过五月端午，麦子已经黄透了，那时候没有收割机，全凭人割。算黄虫不停的叫唤：算黄算割，算黄算割。

门前的场上，插上了防火，防盗，防事故的牌子，在大缸里盛满了水。

三夏大忙季节，家里是没有闲人的。孩子们跟在地里拾麦穗。队里规定，拾一斤麦穗三分钱。一个收黄天过了，也能挣个三两块钱。

等到割完麦子，第一场雨落下。我家门前土槐树上的铃铛就会响起来，父亲就对我说：去，领你拾麦子的钱吧。父亲是生产队长，说的话当然没错。

我就飞也似的跑出门，来到队委会办公室的门前。熙熙嚷嚷的，大家伙都来了。我排上对以后，就焦急等待。等着会计叫名字，出纳发钱。

领上几块钱，攥在手心，心理面怦怦直跳。拿回家交给母亲，母亲脸上露舒心的微笑。孩子大了，能挣钱了，真不简单。父亲照旧一锅一锅的抽老旱烟，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如今的孩子是很少参加地里劳动的，那些陈年旧事他们也不愿意听。现在的孩子是好吃懒做一族，除了伸手要钱，很少考虑钱是怎样来的。

夏天在我的记忆中是很短暂的，地里的活路很多。碾场，种玉米，浇地。那年月很少风调雨顺，浇地是农活里不可缺少的项目。那时候讲天大旱，人大干。铁头，二斤半，一挖挖到水晶殿，龙王见了直打颤，浇水浇水，我照办。那是一个人定胜天的年代，主席说得好：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