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国都之十七：大都藏巨奸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句话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在上位的人有什么爱好，下面的人必定喜欢得更加厉害。单从字面理解，似乎没有什么褒贬色彩，不过是一句警示语，告戒居上位者特别是一国之君要慎爱，不可以有不良爱好，以致于上行下效，搞得全国上下一团乌烟瘴气。实际应用中这句话却有了贬义，通常是用来批评君主或官员治国理政的一种失误。无数的历史证明，孟子的这句话是绝对真理。如果在他说出这句话之前人们没有找到乱政败国与掌权者不良爱好之间的密切关系，不断重蹈覆辙还情有可原，那么在他之后，当他总结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后的两千多年中，权势者的不良爱好使国遭祸使民遭殃的事几乎无时无刻不发生，至于当今甚至未来，这样的故事还在上演或者还要继续演下去。

在上位者的不良爱好，最典型也最受世人及后世诟病的有两样，一是钱财，二是美人。皇帝爱钱爱女人，臣下们为讨得皇帝的欢心，就要不断地给皇帝送钱送女人。得到皇帝的宠信也就得到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所以钱和美人，实在是太可爱了。从皇帝到大臣，从大臣到小官，从小官到不是官的地头蛇，大家都爱钱，大家都爱美人，这就是所谓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爱钱爱女人都算不上错，问题是，钱从哪里来？美人从哪里来？自己的那几片工资，应付一家人的衣食住行或许还有点儿捉襟见肘，就算是官高禄厚，家庭收支有盈余，也绝对不够长久向上进贡之所需，不足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也就不足以保住自己的收入和与收入有关无关的消费、声望；至于美人，自家即使能生产也太有限，哪里够向上进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向属下要，属下又向属下要，层层要下去，就要到了平头百姓。要狠了，让百姓活不下去了，于是就发生了暴乱，发生了起义。偏偏习惯于享受进贡带来的好日子的皇帝和大臣、习惯于享受盘剥百姓带来的好日子的小官和地头蛇舍不得放下既得利益，一边继续狠着向百姓要钱要女人，一边动用自己掌握的暴力机器镇压百姓的反压迫反剥削行动，以致于事态进一步扩大，直至把一个王朝玩完。这样的故事，历史也在不断重复着上演。

元朝的创立者元世祖忽必烈就是一个特别爱好钱财的人。要说皇帝富有天下，怎么还那么爱钱呢？这真是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通常的解释是，越有钱越爱钱，说了等于没说。那些混账皇帝也就算了，他们本来就是糊涂蛋嘛，可忽必烈绝对雄才伟略，蒙古人统一全中国进而成为这片广阔国土的主人，这项大事业就是在他手上完成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第一，刚从草原走出来的忽必烈还没有完全抛弃旧有的财产观，在他的观念里，财产的占有是直接的个人占有，而天子富有天下、不以具体钱物的占有为念的汉文化财产观还没有在他的脑子里完全获得认可；第二，以武力甚至流血的方式掠夺财产几乎可以看作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的一种生产方式，因此掠夺财产的多寡就成为事业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荣誉观驱使人以占有为骄傲，力争多抢多占；第三，忽必烈一生都在为征服他国与镇压反叛势力而战，打仗要花大钱，为了保证战争开支，必须备足大量钱财，而身兼蒙古大汗和中国大皇帝的忽必烈在认识上显然还未把国家财力和个人财产完全分开来。中世纪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里写到新年第一天忽必烈接受各地进贡时的场面：“在元旦这天，大汗治下的各省和各王国中拥有封土或掌有大权的官员纷纷向大汗进贡金银、宝石等珍贵礼物，并且配上白布，意思是祝大汗万寿无疆，并且拥有更多的财富……大汗在这一日所收的马不下十万匹。大汗拥有的五千头象在这一日全都披上金银线绣成鸟兽图案的富丽堂皇的象衣，排成队伍……”这是一种排场，排场是为了炫耀，炫耀是因为对自己的权威和拥有财产之丰富感到荣耀。

有嗜利的忽必烈，才有巨贪巨奸阿合马，这种关联大概可以成立。阿合马何许人？史书说他是“回回人”，属于蒙元帝国四个等级人种中的第二位“色目人”，至于身世，史书上没说，如何进入蒙元政权官僚系统，史书上说“不知其所由进”。蒙古人对汉人和南人始终是不太相信的，所以汉人和南人就成为四类人种等级中的后两类也就低级的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两类。财务上的事自然不能交给自己不相信的汉人和南人管理，最尊贵的蒙古人在理财方面能力欠佳，于是这方面的事就交给精于计算的色目人。从蒙元政权的第二任掌权人元太宗窝阔台开始，帝国的财政主要就依靠色目人来主持。中统三年，也就是公元1262年，阿合马被任命为中书左右部的主官，并兼任诸路都转运使，专门处理财政赋税方面的事。忽必烈与弟弟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的战争这时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阿合马的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搜刮钱财，以供军需。受前任大汗蒙哥委托经营中原的忽必烈很自然地把中原地区视作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希望这片土地高产出。这么才能做到呢？忽必烈想不出办法，但精明的阿合马想到了。

阿合马想到的第一个办法是清理户口。史书上说，阿合马上任伊始，即“奏降条画，宣谕各路运司”，这个“条画”，大概是清理户口的条规法令，并在全国各地施行。长时间战乱，官方掌握的人口数字估计是“不完全统计”得来的，清理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那些未登记在册的人口纳入册子。任中央理财大臣的第二年，阿合马受命兼任同知开平府事，开平府在今天的内蒙古多伦附近，是忽必烈的发迹地，也是他即位称汗的地方，在他迁都大都北京之后被称为上都。把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交给阿合马，可见忽必烈对阿合马的信任。阿合马没有让忽必烈失望，他很快就完成了开平府的人口清理任务，清理出三千户没有户籍的百姓。忽必烈在中统三年下诏“核实逃户、输纳丝银税租户，口增者赏之，隐匿者罪之，逃民苟免差税重加之罪”，说的就是这件事，可见清查户口的目的在于税收要实现“应收尽收”。

这次清查户口为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呢？全国的总数不知道，开平地区的情况是，阿合马奏请任命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管已经清查到的三千户没有户籍的百姓，加强炼铁行业，每年上缴铁一百另三万七千斤，用这些铁铸锻农具二十万件，换成粮食上缴给公家一共有四万石。

实在可观。所以过了几年，阿合马又上奏要求清查全国的户口，因为赶上闹蝗灾，百姓日子过得艰苦，有人表示清理户口的事应当缓办，这事才停了下来。但是第二年，阿合马再次上奏要求清查核实户口，这次大皇帝忽必烈同意了。对阿合马来说，这么热衷于搞户口清查，是因为每次清查核实的结果，户口数都在增，大幅度地增，也就意味着有更多人为国家纳税，意味着国家有了更多的收入。把国家财产看作个人财产的忽必烈怎么可能不支持阿合马，不信任阿合马呢？

阿合马敛财的第二个办法是滥发钞票。忽必烈还未登上大汗宝座时就看出了钞票是个好东西，设立交钞提举司印钞票在自己的地盘上使用。开始还大致能控制出入平衡，自至元十三年后滥印钞票的问题就出现了。这时的阿合马以副宰相兼领国家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掌控着印钞权利。征服南宋的战争正在进行中，占领的土地一天比一天多，钞票的使用地区随之在扩大，增加印量很正常。不正常的是阿合马将各地政府用于平准行用库所储的原发本银和兑换到的金银全部搬到京都向皇帝请功，败坏了银钞母子相权之法，结果是地方百姓握在手中的钞票没处兑换，成了无本虚钞；阿合马觉得不够，不考虑出入多少，滥印钞票，民间无本虚钞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值钱，物价越来越贵。老百姓手里空有一堆堆纸钞，却越来越买不到吃的穿的用的，真正的财物都被“合理”地弄到国库里，弄到阿合马们和钞库官吏们的口袋里去了。

阿合马敛财的第三个办法是垄断专卖。阿合马向忽必烈说，应该由公家和私人冶炼铸造铁器，而由官方设局专卖。这是阿合马在至元十二年说的话，其实早在忽必烈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已经在局部地区实行铁器专卖制度，上文中提到的在开平清查户口后让新增人口炼铁，上缴公家，公家又将这些铁制成农具，这些农具制作十分粗劣，而公家却定了高价强卖给农民，换成粮食上缴公家，就是实行铁器专卖的案例。不仅铁，其他如金银铜锡盐茶药材，都成为官卖商品。一二七五年，元兵南下攻宋，有大臣建言，北方的盐和药材，可以让百姓自由交易，阿合马以怕引起市场混乱为借口表示反对，他建议在南京、卫辉等路搜括药材，向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止私相贸易；又建议禁止私造铜器，所有公私冶铁鼓铸统由官府专卖。

阿合马敛财的第四个办法是增加税赋。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因为价格优势，私盐比官盐吃香，这样自然就影响了国家的收入。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开出了一个药方：大幅提高盐税税额，从原来的一年七千五百两一下子增加到一万两千五百两，净增五千两，分摊到私盐户的头上。八年后，他又一次上奏请求增加太原的盐税，这次是以纸币一千锭为经常的数额，一锭是五十两，那么一千锭就是五万两。

除了以上这些办法，阿合马还有不少创意。开平府清理户口结束，他让新增人口从事炼铁，又用他们上缴的铁打造成粗制农具，强卖给百姓换成粮食上缴给国家，这一整个链条，几乎这些新增劳动力（估计那些原就在册的劳动力也一样）的劳动所得几乎全归了国家。东京（大概是在今天的辽宁辽阳市）这个地方每年缴纳的实物税——布，质量很差，不能用，阿合马请皇帝批准的办法是，用布在当地向老百姓卖羊。布质量不行，可能是下面的官员做了手脚，比如收了百姓的好布自己拿到市场卖了好价钱，又从市场上购进“黑心棉”之类的坏东西充税。国家受损失，阿合马不是去查原因，却想到了把损失转嫁到百姓头上的办法。

阿合马为忽必烈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所以他深受忽必烈的宠信。有了皇帝的宠信，阿合马的官职几乎不间断地升，而且兼职越来越多，直到权倾朝野。他的亲戚朋友、心腹爪牙一个个飞黄腾达，掌控着从中央到地方各个要害部门的权力。他掌管的部门，官员任免不走规定的程序，自己说了算，重大决策，不和有关部门协商、请示就自行做主；他拉扯提拔一大批奸党，遍布中央机构和全国各地，专门欺骗皇帝，打击异已分子，搜罗钱财；他卖官、接受贿赂、向下属索贿、利用职权经商，表面上做得执法严明；百姓有近郊的良田，他明目张胆地抢夺据为己有；那些反对他的人，揭发他的罪行的人，他敢于把人家把死里整。与人辩论，他总是赢，这一张利嘴让大皇帝忽必烈心服口服，甚至认可只有他才是宰相的最佳人选。以致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大奸臣，朝中百官不敢公开议论，只能侧目，忽必烈仍然对阿合马信任有加。人民愤怒得受不了，一个叫王著的小军官为民除害谋杀了阿合马，忽必烈获得消息后大为震怒，第一时间就派人捉拿王著等人并将他们剁成肉酱。死人不会开口，阿合马再也不能以一张巧嘴欺上瞒下，只能任人揭露，忽必烈才最终知道了阿合马的全部罪行。这才大怒，下令掘墓开棺戮尸，听任狗去吃阿合马的尸肉，并诛杀他的子侄，查抄他的家产。百官和百姓聚在一起观看拍手称快。

阿合马其实最适合当一个商人，却成了掌权的大官。他把官位当作商铺把权力当作商品加以运作，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无所不用其及。他没有想到政治不是商场，官和权并不完全等同于商品，人民不完全是生产商品的机器，他们除了生产，还有期望有追求有情感有思维能判断，所以阿合马的最后结果只能是失败，而且不仅仅是倾家荡产。

奸恶如阿合马当然该死，但是阿合马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有一个爱钱的忽必烈，是因为一套与忽必烈的爱钱不无关系的很不规范的行政体制和财务管理制度。体制和制度的弊病不革除，死去的阿合马就会复活。果然，阿合马的后任，汉人卢世荣、畏吾儿人桑哥又重蹈覆辙，虽然受宠一时，最终免不了被杀的下场。在《元史•奸臣传》，这三个人被排在前三位。

理财不力只会讨好皇帝只会中饱私囊的大奸臣一个接一个被杀，蒙元政权的财政状况却一直不见好转。皇帝要钱，中央大臣要钱，各级地方长官也要钱，上行下效贪贿成风，结果是几乎整个元代都被沉浸在铜臭味里。百姓实在承受不起无休无止的搜刮，有谁举起一根竹竿，竹竿挂着一面烂布料作成的简陋旗帜，喊一声“造反啊”，大家纷纷响应，主宰九州大地不到百年的蒙元政权就在一片喊杀声中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