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国都之十六：蒙哥的和林

毫不犹豫就喜欢上蒙哥这个名字。

没什么理由，只是无端觉得他最应该成为成吉思汗的事业继承人，成为蒙古高原的新一任主宰者。他名字中的“蒙”，通常就是一个强悍民族和一片广阔土地的简称；“哥”，则张扬着骏马和雄鹰一样的矫健身姿、进取的意志、坚强的毅力和果敢的精神。蒙古语中的“蒙哥”，就是长子的意思，他的确是成吉思汗小儿子拖雷的长子，但是长子不能说明什么，按蒙古人父辈财产由最小的儿子继承的传统，他注定要与汗位无缘。但是，成为王者的孛儿只斤氏家族不能再简单按照普通老百姓的习惯处理财产和事业继承的大事，所以在他的上一辈，他的父亲、成吉思汗最小的儿子拖雷没能坐上汗位，坐上汗位的是他的三伯父窝阔台；到他这一辈，他的前任贵由则是窝阔台的长子。然后是长达三年的汗位空缺，是一次次宗室各派力量的明争暗斗，是各派实力和智慧的角逐，角逐的结果，蒙哥成为蒙古帝国的新大汗。

不再称为蒙古高原，而称之为蒙古帝国，是因为这时的蒙古人已经不仅仅是蒙古高原的主宰者，他们的铁蹄已经击碎曾经强大无比的大金政权，完全占有了它的版图；往南往西，蒙古骑兵让整个亚欧大陆闻风丧胆，并将中原、中亚、西亚以及更多地区的广阔得几乎无法想象的土地收入囊中，建立归属于他们的各个汗国和臣服于他们的属国。只有缩到淮河以南、只剩下半壁江山的宋，还有宋以南的大理，还在苟延残喘，将它们纳入帝国版图，只是时间问题。占有了辽阔土地、亿万人口以及土地上生长的、人口生产的财富的蒙古人认识到，在马背上游走掠夺确实是目光短浅的行为，要长久地控制占领的土地和人口，要让天下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进入自己的口袋和钱库，就必须建立城市。一座城市就是一个轴心，它就像是一块强力磁铁，把周围的一大片土地和人民吸附过来，控制起来。众多的城市不能各自为阵，它们中必须有一座吸引力更为强大，足够把所有的城市连同这些城市所控制的乡村吸引住、控制住，这座城市就是帝国的都城。和林，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它是蒙古人在漠北建立的第一座城市，也是蒙古帝国的第一座都城。在这之前，成吉思汗的决断和命令是从宫帐中发出来的，这些宫帐有一个有别于普通牧民帐篷的名字，叫大斡耳朵。大汗带领着他的骑兵四处征战，代表权力核心的斡耳朵也随着迁移，不就是一顶大帐篷吗，搬来搬去也不见得有多不方便，于是就有了四大斡耳朵。然而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城，如果硬要说是，充其量也只是便捷式的袖珍型国都；即使这样也不对，它一搭起来，就固定了下来，但是大汗又在别的地方建了另一个斡耳朵，新的斡耳朵才是权力中枢。这么一分析，也就理解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几句诗的另一层意思了。毕竟是草创时期，制度的设计还有待于时日，传统习惯的破除也要等到这传统实在不利于事业的发展之时。建立城市锁住能生产财富的人民，这个光荣使命就落到了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第二任大汗窝阔台身上。窝阔台汗上任的第七年，他命令汉族的能工巧匠在鄂尔浑河岸建筑都城，这就是蒙古帝国的第一座首都和林（故址在今天的蒙古国后杭爱省厄尔德尼召北）。但是不久，在汗位争夺中胜出的忽必烈就废弃了和林，而把国都定在了自己的发迹之地开平（在今天的内蒙古正蓝旗），进而又将都城南迁到北京，以利于大元王朝对中原和新取得的淮河以南地区的控制。忽略仅坐了三年汗位没什么建树的元定宗贵由，在窝阔台和忽必烈之间，就是一个蒙哥了。

蒙哥就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人，就像他的国都和林。他接手时帝国已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贵由在位三年的实际执政人是窝阔台的皇后乃马真氏，这个女人似乎没什么治国的本领，但谋权的手段还是很高明的。她违背了窝阔台传位皇孙失烈门的遗命，想办法让大儿子贵由登上了汗位，以母亲的身份临朝称制，把持着帝国大权。她大概没能很好地控制住那些贪婪的宗室亲王和手下的大臣，以致群臣擅权政出多门大官小吏以贪赃枉法鱼肉人民为能事，以致于这些人或他们的使臣“驲骑络绎、昼夜不绝”向占领区、臣服的属国去索取搜刮财富，以致“民力益困”、“内外离心”。这之后，因为争持不下，汗位空置达三年之久，可以想见帝国内部是怎样的一派混乱。显然，如果没有蒙哥，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父子开创的庞大帝国或许会在很短时间内就土崩瓦解了；以版图之广称雄历朝历代的大元帝国也许只能淹没于历史深处；和林，这座为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崭新都城，也或许昙花一现般迅速隐退到时间的背面去了。

但是有了蒙哥，是蒙哥挽救了行将崩溃的蒙古帝国，让都城和林继续保持繁华昌盛并领先于世界。

蒙哥确实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士，他参加了蒙古人征服世界的众多战斗，并在战争中屡立奇功。是的，以征战掠夺为生存手段的蒙古人个个身手不凡，但蒙哥不仅仅是一名战士，作为新任的大汗，他继续着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向外扩张的事业。他靡下的骑兵西征木剌夷和阿拉伯帝国，南征大理、宋，在有生之年把木剌夷、阿拉伯帝国和大理国纳入帝国版图，并招降了吐蕃，并使南宋在战战兢兢中等待被兼并的命运。让他多活几年，那么完成统一中国全境的伟业就不会轮到忽必烈。在合川钓鱼城下的那场战斗中，一支利箭击中了蒙哥，这位英勇的统帅倒下了。没有人会去谴责那支利箭，那支箭饱含着报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值得我们敬仰。但是如果抛开对战争正义与否的判断，我们会为一位优秀的统帅的阵亡感到惋惜。

蒙哥的可贵或许不是因为开疆拓土。在我看来，和林城里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才真正显示了蒙哥的价值。不说他为夺取汗位采取的策略，也不说他对反对势力的血腥镇压，这是历史过于司空见惯的事，而对于蒙哥，这些行动或许出于无奈，而且正是通过这些残酷手段，他制止了即将出现的分裂，保证了帝国的统一，对于还不太明确意识到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和一个团结统一的国家在保障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中的重要意义的蒙古人来说，蒙哥的见识要比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更为高明——不说这些，我们只说蒙哥的反特权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蒙哥无疑是胜利者，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今天的人同样感受着特权的可怕和可憎。

作为强盛帝国的都城，蒙哥时代的和林在当时必定是世界上最繁华热闹的城市，天下的财富汇聚到漠北高原上的这座城市，帝国各个地区汗国的汗、附属国的君主、地方行政机构的长官甚至他们的属下不断前来进贡珍贵稀奇的物品，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商人用车用马用骆驼用骡子毛驴将金银财宝和纷繁芜杂的商品运到这里来叫卖。如果说过去靠征战掠夺积累财富的方式作为一种传统的常态，为蒙古人带来了很具体的踏实感受，那么在巨大的财富凭空摆在面前任由索取的现实就一定让他们在眼花缭乱中感到一种恍如梦幻般的亢奋。他们利用强势地位尽情地强取豪夺，至于法律和制度，在他们看来只可能是针对被征服者，完全不可能也不应该使他们自身受到约束。他们收受地方的“合法”和不合法的进贡，而且只要能得到财物，他们公然利用权力践踏公平正义、视百姓的生存权发展权为无物，他们甚至与奸滑的商人狼狈为奸，做起发高利贷的生意。他们可以自行制定政策法令，可以在自家的院子里设立公堂，刑罚违反他们意志的弱势群体。一句话，作为征服者的蒙古贵族，他们拥有了任意索取的特权，特权很容易就导致他们的无法无天。一个由一群无法无天的人操纵着的政权，它的颠覆是迟早的事。这时的和林确实是繁华热闹的，繁华热闹的背后潜藏着重重的危机。蒙哥看到了危机，也看到了危机的症结。他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禁止中央政府官吏勾结商人放高利贷，禁止他们贪污受贿，禁止他们私设公堂直接抓人加以刑罚，禁止他们鱼肉百姓；他将刑法大权收归中央和大汗本人，对地方案情，要求直接及时上报大汗。他命令，凡是朝廷及诸王滥发的各类牌印、诏旨、宣令全部收回来；宗室亲王出门，只许乘三匹马，再远也不能超过四匹；首都和林已经够气派了，扩建工程立马停下来，一千五百人的施工队伍解散，民工们遣散回家……这一系列动作的核心，是针对那些无法无天的宗室亲王和各级官吏，直接目的是剥夺了他们不受约束、政由已出、任意索财的特权，在更广更深的层面，是加强了中央集权，保证了帝国领导权的统一，同时体现了对民生问题的关注，照顾到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民可载舟，也可覆舟”，在蒙哥之前数百年，一位英明的皇帝说过这句话，可惜除了有限的几位，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以为然。对人民的不屑，是因为他和他们的官吏们习惯于高高在上，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人民的供养和仰望，他们把这些视作天命，也向人民宣扬着这样的天命，仿佛他们所拥有的特权真的是上天之所赐。

“天命靡常，唯德是辅”，西周时期周公就认识到了所谓的天命不太可靠，真正可靠的是行仁政布德政，仁政和德政是针对人民而言的。人民实在很不起眼，然而不把人民当回事的人却从来都没有好下场，这也是被历史不断验证过的真理。蒙哥未必很深刻理解了这个真理，但是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发现了这个真理。

扩建工程叫停的和林繁华如旧。它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很自然把自己的国都身份让给了上都开平和大都北京，保留着自己作为蒙古帝国精神首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巩固了政权、使帝国大业得以延续的蒙哥，对他的功绩，历史似乎略显嫌轻描淡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