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待考证

很多地方都有一种叫花鼓戏的剧种，我也看过一些不同品种的花鼓戏，感觉花鼓子不是花鼓子，戏不是戏。其实花鼓子和花鼓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花鼓戏源于花鼓子。花鼓子是人民群众在劳动之余的一种喜庆活动形式。锣鼓家什敲起来，男女老少唱起来，这就是花鼓子。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一个“闹”字。新春之际“闹”个花鼓子就多了一分喜庆。故而也才有闹新春的说法。要不是我有过切身经历，我也不相信它有着无以伦比的魅力。“花”者“哗”也。“子”即是唱歌的人，人与鼓同哗，故此曰花鼓子。我的定义是否正确还有待考证，然而我的理解仅限于此。我以为：唱腔婉转，内容自由，思想奔放，是其特点之一。不分男女老少，演员即是观众，观众即是演员，情感交流不受限制，其乐融融，此特点之二。屋里屋外，田间地头，只要有一块空地就可随时敲起来，唱起来，不受场地限制，此特点之三。如果你置身其中，你能不感受到人生的美妙么吗、快乐吗？你还会忍心将它变为所谓的“花鼓戏”么？这也许是我不喜欢花鼓戏的原因吧。试想想，好端端的一个大众文化你硬要把它变成少数人的文化，它究竟还有多少魅力可言呢。难怪我听有人把花鼓子戏谑称“花裤子戏”。河南凤阳出了个朱皇帝，如果没有了凤阳花鼓子，我想朱皇帝恐怕要失去一半的光彩。我对花鼓子特点的概括仅限于汉水流域的生活体验，也是因为受汉水流域传统花鼓子的影响而后作出的感性总结。我在秦巴山地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花鼓子演绎出它的多彩生活，悲喜人生将永远封存在我的记忆里。

一

襄渝铁路未修以前，汉水是秦巴山地通往汉口乃至外面世界的重要通道。秦巴山地的特产运出去，外面的洋货运回来。外面的文化并没有和洋货一起影响秦巴山地人们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时的文化娱乐全依赖了这花鼓子。人们通过它传达感情，表达思想，展示个性，歌唱生活，喜庆丰收，寄托美好的人生向往。太阳升起来，歌声就飘起来，不需锣鼓家什也能唱出婉转的心声，悠扬的生活。唱甜了爱情，爱与山泉一起流淌；唱熟了五谷，五谷与向往一起丰登。云在树上，树在山上，山在歌上。甜甜的歌流淌在人们的心窝里。“这山望见那山高，望见一树好樱桃，樱桃好吃树难栽，花鼓子好唱口难开，表妹儿嫁不来”。樱桃树并不难栽，小时候我非常不理解，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难栽的是山上那一树的爱情。这山的歌很轻易地飘过那山，那山的妹子要嫁过来是那么的艰难，山路十八弯则是不足以描述两山之间苦苦守望的爱的。眼望的那一树好樱桃最后能吃上，那你这个小伙子是最幸福的。你肯定是这一年最优秀的青年，你的婚姻会得到人们共同的祝福。祝福的方式还是闹花鼓子。长长的迎亲队伍一路敲打一路歌，荤的素的，男的女的，你几句他几句，对唱中抒发着自己的苦乐，描绘着生活的蓝图。孩子们跟随着跑，赚一天的快乐，也能混个好吃喝。我曾经是那群孩子中的一个。那时偶尔有大人笑着对我说，等你将来如何如何，我似懂非懂地笑。花鼓子给了我一个朦胧的将来，我也曾在生活的跋涉中一次次描绘过它，我童年的甜蜜在期待里并没有长成“一树好缨桃”。当我远离秦巴山地的时候，我的心一直没有远离童年生活过的那种韵律。那是一种淡雅恬静的日子，质朴中透出彬彬之气，那可是梦一般的日子。可惜我不慎将它遗落在秦巴山地里了。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常常只能在茶余饭后从记忆的世界里寻觅那曾经为之感动的韵律。

一九五八年前后，花鼓子的兴盛在秦巴山地达到了顶峰，它艺术展示了了秦巴山地的生活，艺术了一个大山的时代，纯净了精神，激扬了热情。秦巴山地的人民在自己的歌声里向险恶的自然宣战。一座座水库在花鼓子的韵律中建设了起来。因为花鼓子创造出的文化底蕴，所以这里才能诞生出震惊当时文坛的诗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声五岳开道/我来了”。这首诗的标题就叫《我来了》。它展现了当时秦巴山地人民的精神风貌。它一问世就得到著名文学评论家周扬的称赞。我很小的时候就能背下它，至今还很喜爱。我生命里的豪情，不屈，坚韧与顽强深深地扎根在这首诗里。

五八年前后的岁月发生了些什么事我不是记得太清楚，但我除了能背《我来了》这首诗以外还记住了两个人：一个是花鼓子鼓手满堂，一个是花鼓子歌王满山。满堂姓王，满山姓何。他们几乎是我记忆中花鼓子的全部。我长大后才明白，他们是我遇到的最早的艺术家，花鼓子也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艺术。

满堂的父亲早年给货运行老板跑了一趟船，到过汉口，见了一次世面，回来后就跑起了小生意。那时满堂还小，家道随着满堂的成长也殷实起来。所以只满堂家能置办得起一整套锣鼓家什。这在当时十里八村并不多见。满堂的命运好像就是与花鼓子联系在一起的。满堂从小玩鼓，十二岁就能集各家所长打出一套套新鲜的鼓乐。满堂的名声传播得很快，渐渐成了花鼓子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主角。满山是个孤儿，满堂的爹收养后起名满山，满堂爹走村串寨把他带在身边。当初满堂的爹也想带满堂，满堂就是死活不肯。满山随养父在大山里转悠，他不断地唱山地的歌谣，为养父解闷，时间长了炼就了一副好嗓子。他不记得走了多少路，唱了多少歌。反正每一道山，每一道水都带有他快活的音符。我记得五八年前的一个大事件就是满堂爹的去世。满堂爹去世后，满堂和满山才真正走到一起，他们一起在花鼓子这种娱乐活动中寻找着人生的快乐。他们在快乐的同时也给乡亲们带来快乐。这一点我至今还感受得到。

四婶儿结婚是哪一年我的记忆很模糊，但我清楚地记得有他们兄弟俩，没他们是不热闹的。我仿佛看见满堂那翻飞的鼓棒，听见的好像是风的节奏，雨的韵律；满山的歌似泉，又像松涛，又好似春风从山顶掠过。哦，那的的确确是个春天，新年刚过不久，人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神。满山以一敌十，人们好像要一下子把对新一年的向往与祝福唱完似的。花鼓子闹了一天一夜，我的整个感觉就像又过了一个春节。

沿汉水西行距丹江口市两百余里的汉江边，有一座山似牛饮水，人称卧牛山。牛尾有一大川，有良田千倾，那就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那一带的村子依山而建，全都以湾，坡，沟，坝命名。满堂们的村子就叫彭家湾，在卧牛山尾，那里很早就没了彭姓。听老人们讲，彭姓原本当地一大家族，灭于匪患，好像是多行不义的结果。我曾站在卧牛山上远望那一座座山头儿上的一圈城墙，遥想那匪患迭起的岁月，山顶修筑的一个个城堡确是躲难的好去处。每当太平盛世间白云从它们的身边流过，它们静听着花鼓调很浓的山歌，山歌又叙述着它们的历史，它们定然会发出悲怆的回声。

满山曾带我上过一座山顶，满山站在城墙上唱花鼓调。我看见山下有个穿红衣服的人向山上望，满山就唱《十爱姐》。他唱得很投入，很动情。山下的红衣在静静的听，她根本没移动，我能感觉到。我那时很小，不知道她就是满山的相好。那季节是六月天，六月的金银花开得最旺，山里的女子天天在山间采花。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的红衣女叫凤子，我不仅认得她，而且叫她凤子姐。她的美貌在彭家湾数第一，我常听大小伙们谈论。凤子让我一生中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美。除了凤子没人知道我心里珍藏着什么。

彭家湾东有个天书洞沟，沟长十里，最深处百余丈，绝壁处有三个洞窟，传说曾藏匿着天书，刘伯温盗取了天书，保朱洪武得了大明天下。我无心考证传说的真假，但这条沟对我来说很神秘。沟的顶部和中部有两眼泉，人称龙眼，也叫上泉和下泉。上泉出水则本年雨涝，下泉出水则本年干旱，上下齐出则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我亲见的怪现象。这条沟水常年流急且冬热夏凉，人们常来此洗浴。我小时候很调皮，经常闯祸，因此经常挨打。一个满月的夜晚，在挨了一顿痛打之后我躲到溪边，哗哗的水声里我看到了凤子姐。瀑布般的头发从头顶泻下，遮掩着半个身子，玉一样温润的肌体在月光下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就像夏日池塘里一株怒放的荷花。看得见弹性的乳峰，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那里面珍藏着无尽的母爱。她发现是我，但并不慌忙地穿好衣服，把我带回她家。那夜我和她睡在一起，感受到从未有过的人生温暖。她第二天警告我说要是告诉别人就打我的嘴。我竟然特别乖，至今没告诉任何人，包括满山。也许是这一层原因我的童年得到她很多关爱。满山因为她的原故对我也特别好。凡是好吃的东西他都给我带回来，凡是有好玩的地方就带我去。他和满堂被人请去闹花鼓子一定要带上我的，我也会受到大家的特别优待。

满山与凤子的婚姻是四婶保的媒，应该准确地说我才是真正的媒人。四婶只不过走过场而已。满山结婚那天下大雪。我喊叫地问，“满哥，听说小时候骑羊，长大接媳妇才下雪，你骑了没有？”，轿子里的凤子姐听我喊叫就笑出声来。山里接媳妇，抬嫁妆是受人尊敬的事儿。满山接媳妇，我给他抬嫁妆，不过我和另一个小男孩仅仅抬了一对椅子。这是特意安排的。满堂满山都会吹喇叭，满山在半路上一时来瘾，忘了新郎倌的身份，脱下披挂，抢过乐队的喇叭和满堂一起吹起来。迎亲队伍进村的时候眼生的客人还弄不清谁是新郎。这一直是一段佳话。

二

一九六九年襄渝铁路工程上马，满堂兄弟俩必须抽一个去修铁路，因为满堂还没找到对象，也是为了照顾哥嫂他去了铁路建设一线。满堂走的时候对嫂子说，等襄渝铁路通车回来接全家去坐一回火车。可惜的是满堂一走再没回来，他死于塌方。襄渝铁路通车后，满山没有去坐一次火车，失去兄弟的悲痛使他对外来的新事物充满排斥，比如说看电影。他认为那些洋玩艺儿不真实，不吉利。他的感触错觉最终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电影的流行给山里年轻人的文化生活带来巨变，以满山为核心的花鼓子娱乐活动陷入了沉寂。办喜事，庆丰收等一系列喜庆活动都用一场电影代替。年轻人听说什么地方放电影更是不惜跑几十里山路。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大唱样板戏的时代。那一天革命委员会组织群众看《红灯记》，满山送凤子到场后暗自回家。这在当时本身就是个错误，偏偏他在回家的路上忘情地唱起了花鼓调。“高山推车来得猛，城墙不怕母猪攻，秋后的茄子做不了种”。歌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天不亮满山就被抓，他成了反革命的典型。凤子由于不愿与自己的男人划清界线也被揪去陪斗。每次批斗会上我从她的眼睛里读出了一分坚贞，读出了一分生命的亮色，她凄美的神采常常使会场变的有点灰谐。

满山和凤子姐结婚后生一男孩。当时我高中毕业在村小学当老师。凤子姐叫满山找我，给孩子取名。我反复猜测凤子姐的用意，感觉有一种什么东西需延续，我就给孩子取名九儿或“久儿”。久儿很聪明，虽然当时的教育尚处于半瘫痪状态，但我受了凤子姐的嘱托，还是对久儿实施了正规的教育。久儿读初中，我也调到初中任教。这个反动派的儿子因了我的良知在健康中成长。

一九七六年的一个夜晚，我从手收音机里听到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隐隐感到满山一家的苦日子要到头了。果然第二天全乡搞庆祝，人们又想起了花鼓子，又想起了满山。由于满堂死了多年，花鼓子也停了多年，一时人手都难以凑齐。书记找到我要我想办法。我想到的是满山的冤案，故意以满山为借口。我不是推脱，我想满山一家的苦难应该有个头。不为满山也要为凤子姐。书记似乎领悟到我的意思，一拍桌子说“满山的事结了，你小子，他和你什么关系？算了，只要他能应这个差，弄好了明天我就给他摘帽子”。我连夜赶到彭家湾村，把这天大的喜讯告诉了他们。四婶当时还健在，她笑着对我说，你做了一件人事。我感觉凤子姐是那天晚上最快乐的人，要不是有别人在场，我想她会像小时候一样把我搂进怀里的。为了第二天的工作，我们商议了一夜，就好像一家要办婚事一样。缺一个鼓手，我想到了久儿。因为久儿在闲暇时喜欢玩鼓，并且颇有他满堂叔的风范。为这事他还挨过他娘的多次打。后来因我劝说才有所放宽。庆祝活动总算开展起来了。这一次满山父子第一次合作，也是最后一次。四人帮打倒后的几年，县文化局为振兴地方文化事业，组织一支精干队伍把花鼓子改编成一出花鼓剧，并作为地方剧发展。戏排了几出，看的人不像看电影那么多，年轻人更是寥寥无几。如果搞个花鼓子活动他们也许会凑个热闹，图个快活。花鼓戏下了几次乡以后就渐渐匿迹了。在大力发展花鼓子戏的年头，满山被邀请参加过剧务工作，具体的工作约略顾问一类。但不几个月就回来了。满山一生最后一次带大家闹花鼓子是迎接“红宝书”毛选五卷的出版。那一次也只是为完成政治任务而已。

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后的日子人们各忙各的土地。满山和凤子干脆开了个小吃店。土地承包给了别人。这是满山的主意，他本身就是个生意人家。生意使他染上了爱唱的习惯，因为歌唱他才娶到如花似玉的妻子，也因为歌唱使他一家饱受十几年的煎熬。现在回到生意上也许能找回自己。他是这样想的，凤子也是这样想的。他们只想一心一意地供久儿念书。

小店开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集贸市场旁。我常常光顾是因为自己懒得做饭，就是我有时做了饭，凤子姐也会抽空送吃的来。我到小吃店最主要目的是从满山的歌声里享受一天的快乐。满山整天歌不离口，无论是干着活还是闲着。渐渐地我发现和我的想法相同的人多起来。生意渐渐红火起来又得益于满山的歌。他在劳动之余吼几句小调，抒发一下内心的快乐，让人们又看到了真正的满山。我听他唱的最多的小调是《卖饺子》，这个小调我以前没听他唱过，偶一听倒蛮新鲜。周末的一天傍晚，生意打烊了，他坐在店门口扯起嗓子高唱：“姐儿今年一十七，挑起担子上街去，做起饺生意，哎吆做起饺生意。昨日卖的是三百钱，今天卖的是三百三，还是老价钱。”很快围拢了一圈人，人们开心地笑，凤子姐也在开心地笑呢。我也曾试着唱这首小调，可怎么唱就是唱不出那种生活的韵味。就是换个现代走红的歌手也未必能唱出来，我是这样想的。

三

七九年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秦巴山地。几年后久儿也考上了大学。他比我要幸运，因为他遇到了好时候。听说他在大学很迷恋架子鼓，还参加演出获得过大奖。前几年他给我带来一双他娘亲手为我做的布鞋。我望着一双千针万线缝制出来的鞋仿佛听到大山的歌声。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再次回到秦巴山地的时候是个春节，在外打工的青年男女都回到了家乡。秦巴山地的大门已彻底打开。春节期间麻将声声，人们已不再用花鼓子或者电影来获取新年的快活。我也找不到昔年节日快乐的影子，我所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听人说满山和凤子被久儿接出去过，可又回来了。他们不习惯大都市生活，说自己的心落在秦巴山地里。他们回去不久就先后离开了人世。他们也许满足了，终于坐了一回火车。

正月的天永远是美好的。为了寻梦，我爬上一座荒弃的山寨，望着其它山顶上古老的山寨，白云依旧缭绕。我叫几个跟随的青年吼几句花鼓调，他们笑着说不会。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读出了两个字：“老土。”他们带着“随身听”，正听着春节晚会上的歌《吉祥三宝》呢。我又想起了那古老而熟悉的小调《卖饺子》，就放声唱起来：“姐儿今年一十七........”，我还没唱几句身后的年轻人就笑出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