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日记

2月17日早10点

吃过了饭，已经到了乌鲁木齐，这里非常冷，空气似乎要把人的骨头上的皮膜全部刮干净，我在碾子沟长途汽车站下车，有很多人喊着“火车站，飞机场”“有去火车站飞机场的来坐车啊”之类的，带着浓重地新疆味的普通话。

我不会这种口音，这种口音大概是来自回族维族和哈萨克族，因为汉语的不标准，而且语气尤其嚣张，渐渐的常和他们接触的汉族小流氓也学会了这种语气。动辄就是“诶——你那的嘛。（你住在哪）”“诶”这个字要拐几个调子，拖得挺长，“你”发一声，“嘛”发轻声。或者“你甘萨（嘛）”（你干啥，你干什么）。

我没有坐他们的车，一方面是因为我并不放心他们，新疆（尤其是乌鲁木齐火车站汽车站这边）比较乱，我有过一次大冬天晚上被黑车拉到城外讹诈的经验，也就不肯再吃亏。另一方面是我早来了一天，并不急着赶火车，而且为了省钱，头一天我只吃了中饭，连晚饭都没有吃，现在既然已经到乌市，我可以先转转，然后找个饭馆解决一下早饭问题。头一天晚上在汽车上的时候我想，我不应该把钱浪费在汽车路上（天山上）的高价餐厅里，那里的食物不好吃，而且价钱几乎翻了两倍多，一碗七八块的面在那里可以买到十五六块。所以我并不打算吃晚饭，另外同样为了省钱，我打算在火车站的售票厅坐一天一夜。

我在汽车站附近转了一阵，肚子里非常饥饿，汽车站附近有很多充满了新疆民族风味的餐馆，但我对它们提不起兴趣。气温非常低，空气中飘着纷纷扬扬的霜花（并不是雪，雪花要更重更大更密集），呼出的气是一股股白烟，可能在出我身体十几厘米的地方就已经变成了冰霜散在空气里。我把羽绒服的帽子裹紧脑袋，这帽子有点大，十分不好对付，如果全部戴上就会遮住视线，非常不方便，但是这个时候，因为太冷，我也顾不了太多。好在衣服的面料已经被冻硬，我勉强选了个合适的戴法。

我抽了根烟，手指冻得生疼，又哆哆嗦嗦地发短信——给我远在杭州的爱人。天还未亮，周围黑黑的，这大概是黎明前的黑暗，显得尤其冰冷深邃。

因为我带的行李很少（只有两个书包），这些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大概把我当成了乌鲁木齐本地人，因此也不来招呼我，我正好得以安静。

我仔细观察着周围，有几个人在公交车站牌那里等车，车辆在马路上来来往往，现在天还没亮，车站附近已经很繁忙了，我在这附近转来转去，最后实在耐不住寒冷和饥饿，打算坐公交到火车站——先到售票厅去暖暖身子。

走到公交站牌处，正好来了一辆公交，我没有坐，先是仔细浏览站牌上的文字。有一路公交是从火车南站开过来的，我不知道这个火车南站是不是我要去的火车站，但我还是穿过了马路，到另外一边看看。

汽车站对面还很冷清，没有多少人，餐馆和商店都还没开门，我想这多少是受到了半年前的事件影响，还没有恢复过来——这个城市也是这样，像一头还在疗伤的巨兽。

我转过了站牌，那里有几个人在等车，带着行李，正在询问着一个胳膊上带着“协防”标志的中年女人一些问题，我看她在忙着应答，就去看站牌，这边和那边一样，不过方向是相反的，我因此也就还不明白火车南站是否就是火车站，我向前转去，周围还是一片黑，在一个路口我停下了，这是个十字路口，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于是只好转回站牌。

回到站牌的时候正好有一辆四十四路公交停下，那几个带着行李的人上了车，车开走了。我看着“协防”的女人，这时她已经闲下来，就打算向她询问，于是我拿出我的火车票，问她是否应该坐四十四路公交，她说是，并且又说了一些什么，因为太冷，我没有听清楚，而且在我询问的时候，另外一个带着“安保”标志的女人也围上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这时又来了一辆四十四路，我就上车，询问了票价，一块钱，这尚且在我的接受范围内（我本来是想顺着站牌走到火车站的），就掏了钱找了个空位坐下。公交最前方的一个牌子不时显示着下一站的名字，我就看着它，同时注意着公交经过的地方。

很快到了火车南站，我下车，这时天已经亮了，外面却还是很寒冷，鼻子暴露在空气里，不时有水一样的液体滴落到地上（我在汽车站外转圈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

我左右寻不到售票厅，被寒冷和饥饿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打算到宾馆问问价格。大宾馆我是不打算去的，因为那里的价钱想必会很贵；小旅馆我又不怎么放心，治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找不到宾馆，就继续转，突然听见一个喇叭的声音，是一个女生，说着“小件寄存，铁路旅馆”等话，我转头，看见一个招牌是铁路旅馆的地方，那里我本来看过，但是因为它显得挺大，所以也就没有进去，但是这时我看见几个看起来并不富裕的人进了门，在服务台排队，我就打算进去看看，好歹我还是有一些钱，这寒冷的滋味又太不好受。

服务台的墙上标着价钱，标准间120，双人间80，三人间每床40，四人间每床25，多人间每床15。我一寻思，打算住四人间——标准间的价格把我吓着了，我又孤身一人，不适合双人间和三人间，多人间太乱。

一个年轻人在我前面开了四人间，我开好后就和他一起坐电梯，房间在五楼，我一询问，原来我们在同一间房，都是530。

找到了房间，里面已经有两家人，都是中年夫妇，并没有孩子一起——他们的孩子想必已经工作或者在外地上学。

房间里有一台电视，一个电源接口，这样我可以接上电脑，手机也可以充电了，有四张单人床，虽然并不厚实松软，而且也不是白床单，但看起来还是挺整洁，似乎是常常收拾（这点在我入住两小时后得到了证明，两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女人进来收拾房间，并且在一小时前她们已经过来检查过一次），看来如果是单身没有洁癖并且并不富裕的人，此时此地公家的旅馆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我将电脑和相机等贵重物品带在身上，下楼寻了个餐馆吃饭。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的餐馆还算不错，价钱并不太贵而且分量也比较实在，与其它地方的火车站相比实在是好很多。

我吃了碗猪肝面，用了七块钱，吃了七分饱，饭钱我看见一个青年（大概二十七八岁）男人和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子在一起坐着吃包子稀饭，我就和他攀谈。他喝着二锅头（一种便宜，250克左右一瓶的白酒），看起来很朴实，我就问他要了一点，喝了两口暖暖身子。

男孩子已经五岁了，看起来尤其可爱，小鼻子大眼睛红红的嘴唇，干干净净的，并不像其他打工人的孩子一样显得邋遢，又很秀气，不顽皮。我因此对这个青年男人更添了一些好感。

我的面上来了，几片青菜几片猪肝和一大碗面，飘着红红的辣椒，看起来很暖和。我吃得很快，吃完后青年男人还在解决那剩下的两个包子，我和他招呼了一声，就结账准备走，顺便问老板娘要餐巾纸，老板娘很爽快，给我拿了一沓，足有七八张的样子。

我在餐馆外擦了鼻子，这时已经有工人在清理垃圾箱里的垃圾，天还是很冷，我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对中国劳动人民的敬意。我恭敬地走到她收拾垃圾的小推车边，将用过的餐巾纸丢进去。我想我恭敬的姿态她们大概是分辨不出来，不过我依旧对她们抱有极大的敬意。

我在一个小店门口的摊子停下，打算打一个电话给我的爱人，这时一个学生在我面前询问老板电话的价格，是市话，老板穿着一件很老很厚的军大衣，他的摊子只有几个电话和几碗方便面，露天的一两个平米没有取暖的地方，这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缩着身子说，“市话四毛。”

我想这个价格有些贵了，但因为要打电话也顾不得这么多——外面太冷，手机漫游又更贵。于是凑到他身边问，长途多少，老板看了我一眼说：“长途五毛。”我摇摇头没有说话，拿起电话拨号，电话上显示号码的屏幕被一张白纸遮着，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自备零钱”。我想了一想，人是有各种各样的，劳动人民和生意人也是如此，因此也不必苛责他，他这大冷天的守着这个小并且冷的摊子也不容易。

电话没通，话筒里传来闷闷的声音，“来电管家提醒您……”

我放下电话，嘟囔了一句，“来电管家……”。这个业务我在手机办理好后很快就已经退掉，这样可以省一些钱，但是我的女友现在已经大三，却仍然没退，看来人和人因为生存环境的不同，果然是不一样的。

我开始往铁路旅馆走，很快，进了大厅，电梯前一个中年男人和气地问我，“小伙子去几层？”我知道这是为了旅馆里的治安，就笑着说“530，四人间。”他没有为难我，冲我和气地笑笑，电梯下来我就进了电梯。在电梯里我回想起这个中年男人，他坐在一张木桌前，面前摆着一个登记用的本子，上面写了几行，他笑着问我，“小伙子去几层。”我又自顾自在电梯里笑了，和善的人是这样容易让人感觉到温暖，因此我应当更加和善。

回到房间，听中年人和那个与我一起进来的青年人讲他的儿子，说他的儿子很争气，当年多么多么穷，自己在上学的时候还打工，后来脱颖而出找了个好工作。

我想起之前我进房间的一些举动，比如拿起电视遥控换台等，显然有些“先来后到”了，不过我也还很和气，并没有让他们觉得失了礼貌，我就把遥控器拿在手里，示意他们自己换台，他们忙着推辞，“我们就是随便看看。”这样我更感觉到他们的朴实，这与现在的年轻人很不相同，他们是好相处的，与他们交往不用担心他们会坑害你，他们很朴实，总是为他人着想，他们是真正的中国劳动人民。生活的苦难并没有让他们变得太奸猾，虽然他们的衣着并不光鲜，也当然没有现在养尊处优的年轻人干净花哨，但是他们的灵魂却是干干净净，一点小事就会让他们感觉惭愧，一点小的恩惠就容易让他们觉得受宠若惊。

看着他们，我就知道我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不是穿着名牌开着名车住着豪宅包着二奶在大酒店里铺张浪费的老板或官员，而是一个顶天立地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劳动者——当然金钱和权力是没有罪的，我还是会以它们为追求的一部分，但是不能被它们蒙蔽了本心。

人啊，在人的社会里，被蒙蔽是一种悲哀，没有能力也是一种悲哀。我们的世界悲剧如此之多，让人喘不过气，但人们总要活下去，每个人的生存态度和生存方式都不相同，思维方式和道德观念也各有差异，但无论如何应当兼顾个人和大家的利益。现在社会已经变化，一心为集体的人往往无法成功，但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虽然放弃个人利益太艰难，但至少不能损害他人利益。

这应该是一个现代人的底线，超出此底线的人，大多是被蒙蔽的悲哀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