哼起小曲热泪流

一次与同事喝酒，稍多一点，微醉。回到寝室，哼起了小曲：赵州石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留？什么人骑驴桥头上走？什么人推车压了一趟沟？赵州石桥鲁班修，玉石栏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头上走，柴王爷推车压了一趟沟。唱着唱着，我便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这是父亲最爱唱的一支小曲，在他鸣鞭扶犁之后，在他举锄挥汗之后，在他摘完滚圆的西瓜、甜脆的香瓜之后，在他挥镰收割完地里的庄稼之后，他常常哼起这支小曲。不知有多少次，这支曲子唱绿了田野，唱高了青纱帐，唱熟了庄稼，唱亮了小屋。

父亲还喜欢讲故事，讲聊斋故事。那个王子服害相思，与鬼狐之女－－婴宁恋爱结婚的故事，还有地主和长工借奇门遁甲斗法的故事，父亲都能讲得有声有色。雨天他的故事把我们的心讲晴了，雪天他的故事把我们的心讲暖了，夏夜他把故事融进红瓤西瓜，腊月他把故事包进饺子。

父亲还喜欢“说书”，有时候读，有时候唱。父亲只是个农民，不是评书演员。他不是“说”，而是照本宣科，不像评书演员那样加之以体态语言，他们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他的唱，不是按谱唱腔，完全是随意为之。他说的书，我到现在还有印象的是《西游记》；他唱的鼓词有《三全镇》和《彩云球》。《三全镇》写的是隋末绿林好汉罗成、史大奈劫囚车的故事，《彩云球》写的是明朝花姓将军的后代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些书都是黄卷的线装书。在那个文艺荒漠的时代，在那个没有课外书的年月，父亲的说唱的书荫绿了自家的小屋，甜润了我们的心田，也把乡亲们说唱得古色古香了。

实事求是地说，我的父母真正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我没上学前，父母常给我破谜语和字谜。像锅台一棵树，十个人搂不住。东八张西八张，贴在墙上亮堂堂。虫入凤凰飞出鸟，七人头上长菁草，小雨下在横山上，半个朋友不见了。我到现在还能记得。他们就是用这种朴素的方法引导我亲近文化，亲吻文明，启发我养成动脑的习惯。

与共和国同龄的那一代人，小学是没有书法课的。我会写毛笔字，是父亲手把手教的。他用他那常握犁把、锄把、镰把的结满趼子的手，颤抖着给我示范。有时他也坐在我的身后，用他的大手扶住我的小手，教我运笔。父亲只念过两年私塾，毛笔字并不是写得很好，但他却在引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走进古老文化的殿堂，让我练习古老文化的气功。

1988年我应聘到中原油田高级中学，我离父亲遥远了。那时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常收到父亲的信，用钢笔或圆珠笔写成的歪歪斜斜的没有标点的繁体字，流露着关爱、思念和牵挂。自从我调到中原油田以后，父亲来过几次，每次都住不了多少天。他说，我不能再住了，我在这惦记东北，我在东北惦记着这儿。是我让父亲心悬两地啊！

父亲的身体一直是硬朗的。80多岁了，牙齿没一个下岗的，身板还是那么笔直，没有一点屈服的表现。他的腿脚还是那么灵便，走起路来还是当年虎虎生风的样子。只是聋得厉害。在电话里，我说什么他都听不清楚，但他每次都要接听。我想，他听不到我的声音了，但我要说什么他是知道的。这也许就是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最好诠释吧。

2007年冬天，弟弟来电话说父亲的腿摔坏了。我想没什么大事，因为父亲的器官没什么大的毛病，于生命没有什么大碍。按我的想法，他老人家至少能活到九十岁。父亲很会养生，不抽烟。酒，平时是滴酒不沾的。只是来了客人或逢年过节，出于奉陪或凑热闹的原因才喝一点，每次不超过三小盅，一两都不到。谁劝都不给面子。父亲进城不会骑自行车，也很少坐车。他走起路来，大有“神行太保的”味道，十里路，也就是四十多分钟吧。八十多岁了，还常到田里去干些轻微的活儿。但由于父亲年龄太大了，没有一家医院肯给动手术，腿打着夹板，整天躺在炕上，引发了“肺心症”，病竟然加重了。

腊月初，我回到故乡，父亲已不能独立起床了，处于半昏迷状态，清醒时已不能说话了。我护理他二十多天，这二十多天中，他只跟我说过两句话，而且吐字不清，只能听出大意。刚回来时，他说：回来了，丽芹没回来吗？一次我夜里起来给他饮水，他说：睡吧。我知道，他心里有千言万语要跟我们述说，但病魔扼住了他的喉咙，他每说一句话，都要做出拼命的努力。

正月初八，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往事一幕幕出现在我眼前，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父亲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孩子，很少打骂，只是我们把他气疯了的时候，他才不得不惩戒一下。在小学三年级时，我与同学打架了，逃了学，太阳落山时才回到家。父母没说什么，只是叫我快点吃饭。我以为没事了。没想到刚吃完饭，屁股就挨了父亲一顿大巴掌。原来老师把状告到家里，父亲不在饭前打我的原因是怕我受到惩戒不吃饭或者挨打生气，会作病的。

1960年，父亲被派去当民工，到中朝边境的临江去伐木。那时当民工，不象现在的农民工这样普遍，农民一辈子都恋着家园，把出远门看作生离死别一样。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母亲拿出家里仅有的几斤大米，作了当时我们看来最好的菜，全家人吃团圆饭。因为父亲马上要进深山老林的，平时父亲吃饭常常是三下五除二。但这一次却好像得了重病一样，很香的饭菜却难以下咽，母亲把泪咽在肚子里强装微笑劝父亲多吃点。我和弟弟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喷香的饭菜一扫而光，吃得顶了嗉。饭后，我和弟弟上学去了，父亲要到前郭县上火车远行；却绕道到学校再看我和弟弟一眼。我到现在还记得父亲的话：注意安全，好好学习。说完父亲像孩子一样流了泪，而我却少年不知愁滋味，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就蹦蹦跳跳去玩了。

文革期间，我由于缺乏政治头脑，卷入了无休止的激烈的派性斗争。父亲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学校去找我，而我却竟然躲了起来。当时不知父亲多么着急和生气啊！后来，我在文革中铸成大错，进了监狱，羁押了两年半才无罪释放。那两年多，对立面组织五次三番地到家里凶神恶煞地搜查，公安局的人三番五次地到家里盘问，乡亲们议论纷纷，冷嘲热讽。父母真是肠一日而九回，忽忽如狂。母亲在生产队干活，有一次一个人从田里返回，她是因生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而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来。在劳动多年，走了不知多少次非常熟悉的乡间小路上竟然迷了路。父亲到狱里去给我送生活用品，一个常姓的管教对我说：你父亲很平静。他哪里知道，父亲见不到我，不知心里多难受。他的脸是平静的水面，示人以沉着、冷静的丈夫气概；他的心却波澜起伏，儿女情长啊！

父亲去世三年了，我再也见不到他慈祥的面容了。我常常对着他的遗像发呆，我也常常哼起父亲最喜欢的小曲－－《赵州石桥什么人修》。一哼起这支小曲，我的眼泪就很不争气地顺着我的五线谱流下来，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