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早逝的肖也牧

《红旗谱》的出版和成功，责任编辑肖也牧功不可没。

肖也牧原名吴承淦，参加革命后曾改名吴小武。1937年他高中毕业，因抗日战争爆发，家乡沦陷，由浙江流亡到湖南长沙。经革命老人徐特立介绍，辗转到了五台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曾先后担任过地区小报的编辑，地方剧团的演员。1939年开始以肖也牧为笔名在《边区文化》等报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1945年8月入党，担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的副政委。1949年平津解放后，到团中央工作，连续发表了短篇小说《我们夫妻之间》、《海河边上》和中篇小说《锻炼》，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几十家地方报纸争相转载，并很快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当时他31岁，正是风华正茂、创作之火刚刚熊熊烧起之时，却突如其来遭到丁玲、冯雪峰等文坛头面人物的公开批判，被扣上了“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帽子，成了建国后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使他被迫停下了笔，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任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开始了为人做嫁的工作。

而想当年丁玲和冯雪峰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小资的。丁玲在与胡也频同居的同时，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诉苦。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1937年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她坦率地说：“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1955年，曾对别人打棍子的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反党集团”。1957年整风运动中，丁玲再次遭到了批判，而且陈年旧事都被翻了出来。毛泽东亲自上阵，将《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在延安时期受过批评的作品，当作大毒草重新送上“再批判”的祭坛。毛泽东在亲笔撰写的按语中说：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实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当年曾经把丁玲与王实味相区别的毛泽东，这时又把他们捆绑在一起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也是出语惊人。如她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丁玲晚年创办并主编文学杂志《中国》，发表了遇罗锦、北岛、残雪等人的作品。这些人物在当时都具有争议性。但是丁玲却给予了他们大力支持。终于，《中国》杂志在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勒令停刊。

1954年，中青社文学编辑室正开始由出版翻译作品向出版创作作品的战略转移，走出去向作家广泛约稿，肖也牧听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张云芳说，文讲所支部书记梁斌悄悄写了部关于高蠡暴动的长篇小说。张云芳和肖也牧是晋察冀地方剧团时的战友，她的丈夫潘之汀就在文讲所工作。肖也牧征得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同意后，就和编辑张羽一起，去文讲所找梁斌，把《红旗谱》初稿抱了回来。据中青社老编辑黄伊回忆：“取回稿件，他关起门来，细细审读《红旗谱》原稿。看了稿件，他兴奋得了不得，给作家打电话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黄伊还说：“肖也牧对梁斌这部处女作，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仅写出了如火如荼的北方农民运动的那股气势，小说中塑造的朱老忠、严志和、贾湘农、江涛和春兰等人物的形象，将极大地丰富我国近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肖也牧和张羽把《红旗谱》初稿送回给祖父时，详细谈了他们的审读意见，明确表示，稿子基础不错，已列入中青社的重点书稿，希望他认真加以修改、充实，使之成为一部“能一炮打响的杰作”。

为了将《红旗谱》早日交付中青社出版，祖父毅然决定辞去文讲所支部书记的职务，到河北省文联挂了个“副主席”的名，以专业作家的身份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旗谱》的写作。他在高阳、蠡县走村串户，访问当年参加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充实自己的生活，把全部身心沉浸在创作境界里。在省文联院内的一间小平房里，他埋头写作，每天早晨3点起床，往往一直写到中午，连早饭都顾不上吃。经过半年的奋战，他将《红旗谱》改出了一稿。张羽、肖也牧先后审读之后，由张羽执笔，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二编辑室的名义，给祖父写了一封长达1500字的信，对书稿作了概略的肯定，并提出两条意见：“作品还写得粗糙，有些章节还缺乏很好的剪裁”；“作品中对党的地下工作的艰苦性写得不够。”此外，还强调“作品中所写的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活动，哪些应该肯定，哪些需要批判，有必要明确指出”；“也因为它是描写革命斗争的小说，将会在读者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和你都应以认真的心情来对待它……除了请河北党委审查外，还有必要请中央审查。”最后写道：“兹寄上约稿合同二纸，并约稿费200元，请收下。将另一纸合同签好（请你填一个估计的交稿日期），退还我们。”11月12日，祖父在复信中表示：“感谢你们尊重我的劳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出版前要送中央及作家协会审查一下。”并说：“现在我打算分两部出书。第一部（《红旗谱》），约27万字。第二部《七月》约24万字。第一部约在明年夏初交稿。第二部约在秋末交稿。这样，在现在基础上，可以搞得好一点。”

1956年春末，肖也牧专程到保定审看《红旗谱》。看完之后，他兴奋地对梁斌说：“诗，这是史诗！”并与祖父正式签了约稿合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对《红旗谱》这部重点书稿的编辑工作抓得很紧。《红旗谱》在1956年底交稿之后，江晓天考虑到肖也牧是从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对《红旗谱》所写的高蠡农民运动及蠡县博野一带的生活比较熟悉，就决定由他来当责任编辑。

应该说，由肖也牧来当《红旗谱》的责编，不仅是祖父的幸运，而且，对于中国文坛和广大读者来说，也是一件幸事。当年与肖也牧坐对面桌的青年编辑王扶，在《第一个带路的人——忆肖也牧老师》一文中写道：“我记得，当你看过《红旗谱》的初稿第一天起，你怀着绝不亚于作者的激情赞美它；你为它那些不完善的地方呕心沥血，整夜整夜地思考着修改方案；你为它精心作着文字的加工和润饰。有时为了一句语言，委托我回家时请教一下祖母（《红旗谱》写的是我家乡的事）。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了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你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放弃了睡眠，甚至放弃了吃饭，忍着剧烈的胃疼……”也曾亲眼目睹肖也牧修改加工《红旗谱》的黄伊，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还提到：“也牧有一个坏习惯，一些关键的词句他一时实在想不出来时，他就急得咬手指甲。两三个月下来，我看见他的手指头都咬出血来了。”书稿编就后，肖也牧要求出版部门设法打扮《红旗谱》，给它出大开本、黄胄的插图本、精装本，乃至送到莱比锡去参加国际博览会的道林纸特藏本。连第一版封面上的书名题字，也是出自肖也牧的手笔。正如江晓天在一篇怀念肖也牧的文章中所说：“《红旗谱》是中青社开创后，出版的第一部引起广泛注意的创作长篇小说，给编辑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经验……回想起来，当年一些作家听说肖也牧改行当编辑，一方面感到惋惜，一方面又感到高兴，大概就是因为他搞过创作，对作家冀望于编辑的是什么，有切身的感受。”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部红色经典诞生之际，肖也牧因在“鸣放”中对几年前受到的错误批判讲了几句不满的话，就升级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撤消了编辑室副主任的职务。待《红旗谱》的第二部《播火记》完稿之时，他已经不能再当责任编辑了，而到《红旗谱》的第三部《烽烟图》交中青社出版时，他早已因在“文革”初期遭受迫害，含寃去世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