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国都之十：画中读汴京

有统计数字说，中国历史上总共出过559位帝王，包括397个帝和62个王。在如此众多的帝王中，以文治武功彪柄丹青的不乏其人，但是真正受到当时天下子民衷心爱戴的却聊聊无几。就从帝王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文化传统或者说是历史信仰似乎有点不太对，当今天的人们还在有滋有味地品读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蒙古草原上奔来的那只名叫成吉思汗的骏马时，内心一定塞满了骄傲和激情，以至于腾不出空间容纳另外一些值得我们记忆和怀念的历史人物，甚至也忘记并失去了自己的位置。人们甚至可以原谅秦皇焚书坑儒、汉武穷兵黩武、唐宗杀兄戮弟、宋祖欺负孤儿寡母抢班夺权，可以原谅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举起蒙古大刀恣意屠杀，却不能以一个社会个体的身份，想一想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值得珍视的东西——无需为活命担忧和可以放心追求自己的幸福。让最广大人民获得这两样东西，在皇权专政的社会中，一个能想得到而且又善于维护他人利益的皇帝就成为必备条件。这样的皇帝，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有那么几位，可惜历史学家和后代人都不太看重。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一直都太过于感性。感性的东西固然生动，但难免肤浅。比如对项羽的评价，“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写这首诗的李清照亲历了导致北宋王朝覆灭的靖康之难，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才得以归命南宋新都临安，怀念故国思归家乡自然是人之常情，希望偏安的南宋小朝廷砺兵秣马湔雪国耻的愿望也理直气壮，然而一定要搞得玉石俱焚举国沦陷似乎有点儿不太理智。于个人而言，慷慨赶国难，死身成仁义，让我们高山仰止；于国家而言，“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这后两句诗出自唐人杜牧之口，杜牧是为英雄扼腕，如果联系秦末的时局，他是不应该说这样的话的，毕竟饱受战乱和暴政之苦的人民太希望结束战争，太希望有一个宽容仁厚的新皇帝，所以刘邦比项羽要合适得多了。可见杜牧还是感性，是以个人情感抒发的需要对历史所作的断章取义的理解。我怀疑正是由于融入了这种感性的特质，我们的历史观中更多了功利性，才使得功业卓著的历史人物被津津乐道流传深远，而包括部分帝王在内的那些恪尽职守、能够很好地履行自己职责的人物被淹没，被埋藏于故纸堆之中。

李清照所在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遇的相对理性的时代。一个理性时代最大的特征，一是对个体的人的尊重，二是对文化的尊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被历史所司空见惯的事，但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不是。他的“杯酒释兵权”，他的不杀大臣、不鞭挞侮辱大臣的遗训；佐命大臣王彦升擅杀韩通，他终身不原谅他，不授予他象征荣耀与权威的“节钺”；王全斌入蜀，贪恣杀降，虽有大功，却被他加以贬绌。种种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对人的生存权和人的尊严的尊重。他一手抓法治，“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语见《宋史•太祖本纪》，下同）；一手抓经济抓教育抓民生，“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他的“作相须读书人”的定调和重用儒士的做法，使得读书人成为社会精英的代名词。他不仅在建立政权，同时也在治国理念、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奠定了大宋王朝三百多年的基础，所有了才有后人“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如果说中国历史一直充满了刀光剑影，空气中充盈着血腥味，那么有宋一代，刀剑和鲜血被最大程度地压制着。我们不说宋初与辽、夏之间领土和主权之争，也不说奇耻大辱的靖康之难、不说南宋灭亡前的那段战争史，就当时而言，这是一个分裂与反分裂、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不能不正对，不能不慷慨，不能不流血。相对于其他时代，历史长河流经宋代这一段江面，显得从容、明净，繁忙而不紧张，饱满而不冲动，热闹而不聒噪。

这样的场景被张择端用细微的画笔记录了下来，一幅《清明上河图》让后代人看到了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日常生活。在规模宏大内容繁杂的画面中，生活中的人成为主角，画家站在高处，以鸟瞰的构图方式将浩大繁复的场面妥帖地置于长不过两丈、高不过一尺的画面上，而立意的立足点却在低处，与具体的人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不保持丝毫的距离，他其实就活动在画中众多人物的中间，是他们中的一个，与他们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所有的人，包括画家本身，为自己的快乐和幸福而忙碌，自然也有辛劳、烦恼、伤心甚至疼痛，但快乐和幸福是自己的，辛劳烦恼伤心疼痛也是自己的，但没有惊惧、恐慌、忐忑不安，看不出与政治、国家、民族、战争等诸如此类的坚硬或宏大或尖锐的词语有着怎样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每个人可以活在个人世界中的时代，可以充分体现个人生活主张的时代。

《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是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在位时的汴京民生。这个以书画才华传名的皇帝肯定是北宋九个皇帝中最没治国本领的一位，也正是他的瞎折腾，才终于让锦绣江山沦入他人之手，自己也落得被俘、受尽凌辱乃至客死异国的下场。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位糊涂皇帝，他在位前期，汴京仍保持着安定与繁华，社会生活鲜活而生动，人民群众的日子过出自己的声色和滋味。末世的繁华尽管潜藏着这样那样不可调和的危机，对于人民大众而言，安居乐业始终是最重要的现实安慰。可惜的是，这样的安慰不久就因为异族的入侵和国土的沦丧而成为梦境。

政治昏乱的赵佶时代，汴京城如此繁华，百姓的日子如此安宁，日常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得益于赵佶之前几位皇帝的馈赠。尽管一个烛光斧影的故事让第二代皇帝太宗赵光义千百年来无法洗清杀兄篡位的嫌疑，以致于他的子孙们总有点儿心虚有点儿气短，但开国皇帝赵匡胤理性的治国理念被继承了下来。北宋前七位皇帝，素质都不错，脑子也很清醒，开国的有雄才伟略，守成的也做得有板有眼。而几位守成之君中，宋仁宗赵桢大概是最值得称赞的一位，也是应该让后人记住的一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总是一厢情愿地相信《清明上河图》更应该出现在赵桢时代。历史没有给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仁”为庙号的皇帝以浓抹重彩，后代民众对于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古老的戏剧，所了解的，大概仅仅局限于他的传奇身世——一个被传说的神乎其神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局限于他的时代出现的几位杰出人物如包公、如杨六郎等。而作为包公、杨六郎的配角，在戏剧舞台上，宋仁宗赵桢却常常被当作昏馈无能之君的代表。这绝对是一桩历史冤案，这位以仁著称的皇帝，实在是中国历史上难能一见的好皇帝，他宽仁爱民，珍惜物力，从善如流，虚心纳谏，在位四十二年间，能臣辈出，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他创造了一个开明的、宽仁的、发展的、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这样的盛世，在历史上少有，在有宋一代更是唯一。

这是一个拥有博爱胸怀的人。如果说他的伯祖赵匡胤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爱护主要针对那些特别容易因为政治矛盾而丧命的大臣，赵桢则远远超越了这个范围，或者还可以说，他实现对一个重要概念的认识：生命珍贵，生命平等。皇帝操天下臣民生杀之大权，为了炫耀权威和巩固“家天下”，动不动就要举起屠刀，以致于历史上不少见犯有杀人瘾的残暴皇帝。赵桢尊重并珍爱每一个人的生命，包括那些微乎其微的底层人物，他收回对死刑的最终审核权，能不死的就不让人家死，从而每年救了一千多个死刑犯的性命。他说，我连“你去死吧”这样的话都从未骂过，何况滥用死刑呢？后人常常诟病他对外用兵胜少败多，为了苟且偷安年年给敌国多多送钱送物。也许是因为他深知战争的可怕，不但是对国家财力的巨大消耗，更是对人民生命的戗杀。他不是不懂得军事力量的重要性，所以他养兵百万，对敌国保持不弱的军事威慑力；但是他不希望战争，西夏人侵犯边界，一定要打，也仅仅是把他们赶出国境就可以了，契丹人撕毁了盟约，多给他们一些钱物，只要不打就行。他实在不愿意看到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战火中消失，不愿意看到一个个家庭因为战争而残破。

博爱的人是宽厚仁慈的，是谦冲温和的，是善于倾听的，是懂得尊重的。大凡皇帝，一般比较暴戾，为所欲为，心胸狭隘，刚愎自用，听不得别人的批评意见。宋仁宗能听得进且善于采纳别人的好意见，对冲撞自己的建议人从来不打击报复，而是给予了更多的保护、敬重和关爱。青史留名的包拯，归根到底是他培养出来的。张尧佐是赵桢最宠爱的妃子张贵妃的伯父，当时任“三司使”，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兼发改委主任。愣头青包黑子认为张尧佐不称职，要拿掉，赵皇帝出面通融，说：“三司使不行，那就弄个节度使吧，是我的老丈人呢，好歹给个官做。”包拯一句话顶过来：“太祖皇帝当年不就是节度使吗？”什么意思？说的是开国君主赵匡胤掌兵权最终取后周自代的事。这是大不敬的话，处于砍头之极刑都不为过，而且包黑子在争论时甚至把唾沫星子溅到仁宗的脸上。当皇帝的用衣袖擦擦脸，却没有发脾气。大概是回到后宫老婆又跟他闹，他很无奈地回应：“你就知道什么三司使、节度使，你怎么就不想想当御史的是包拯？”在中国历史上，拿臣子没办法、又能够说出这句话的皇帝也只有宋仁宗，因为这句话，可以毫不拔高地把宋仁宗确认为中国历朝历代帝王中尊重制度、尊重法律、尊重民主第一人。

懂得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的人一定是个自爱的人，一个自爱的人也一定是个善于自制自律的人。宋仁宗赵桢就是这样一个自爱的人，一个善于自制自律的人。对人如此，所以包拯不但不死，而且一生荣耀，万世传名；体现于对物，就是对物力的珍惜，对物力的珍惜，根本上还是对人和人力的珍惜，是对人的劳动的尊重。史书上留下这样一个很让人心为之一动的小故事，有一天，他处理事务直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此事，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赵桢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面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厨下以后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就要数百只。若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更不堪算计。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实在不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个皇帝的身上确实让人想不到，但宋仁宗赵桢做得十分自然，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造做，个中原因，是他从来不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做出决策，而是从自己行为举止是否有违规章制度、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角度、会不会造成民力物力的浪费来考虑问题。有拍马屁的大臣请扩大皇家园林，让皇帝玩得更开心，他说：“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我使用先帝的园林，已经觉得地盘大太了。”皇帝生活的奢侈甚至荒唐，可谓见怪不怪。赵桢在位时期国家财力十分富足，足够让他大肆挥霍，但他仍然十分节俭，爱惜民力物力，体现出自觉而坚定的自律意识。

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的赵桢赢来了天下人的尊重。有人说宋仁宗百事不会，唯一的本事就是特别会做皇帝，《宋史》对他的评价也含有这样的意思，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会做皇帝的皇帝，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很够了；他的子孙中正是出了一位不会做皇帝却会做书画的皇帝，才把赵家的大好江山弄丢了半壁。所以，在皇权社会，一个会做皇帝的皇帝在位，实在是他所在时代天下臣民的幸运，这样的皇帝，也一定要受到臣民们的真心爱戴。公元一零六三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五十三岁的赵桢走过了他的生命终点。消息传出后，京城百姓自发罢市，人人沉浸于悲痛之中，大街小巷到处是百姓的痛哭声，连乞丐和小孩子，也跑到皇宫前为大行皇帝焚烧纸钱，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不仅是京城，宋仁宗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当讣告送达辽国时，大辽的皇帝也十分难过，将仁宗送给他的御衣“葬为衣冠冢”，岁岁祭奠；多年后，当金兵的铁蹄在中原大地上肆意践踏，北宋其他几位皇帝的陵墓惨遭盗掘破坏，独独宋仁宗的昭陵保存完好，破坏欲极强的金兵，他们被宋仁宗的威名给震摄住了，而这个人却已经死去了六十三年。

几乎每一位宋代人都为仁宗感到自豪，他在位时如此，他去世后依然如此。人们给予他最高的评价，把他的功绩与开国君主赵匡胤相提并论，认为他执政的几十年，“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人们也愿意把最好的赞美词用在他的身上，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仁”为庙号的皇帝。这样一位受天下臣民衷心爱戴的帝王，当代人却不见得有几个能说得出他的名字和他的故事。在那些好皇帝坏皇帝能干的皇帝不能干的皇帝走马灯般在电视屏幕闪亮登场的今天，对于宋仁宗，我们的记忆是不是太少了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