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架

吵架，是个贬意词，不管对有理或无理的一方，都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如果吵架发生在熙来攘往的马路上，招来很多围观者，阻塞了交通，那就更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不良事件。可是在生活中，吵架有时所难免，也就是说情之所至，非吵不可。我就经历过这样一次，那是几年前发生在青岛的事。

有一次我去青岛探亲，先到了三弟家，兄弟们相逢自然免不了干上几杯。说着话一瓶白酒竟干出来了。我说别喝了，去大哥家吧。出了门，本来想打车，恰好开来一辆5路的小公共，车上没几个人，我说，省几块钱坐公交吧，我们两就上了车。车上人只有五六个年青男女，其中有新郎新娘，一看就知是刚举行完婚礼。本来在新人两边还有两个坐位，却放着两个红包袱。我和三弟都快六十岁了，不但没人让座，两个红包袱也不肯倒出来，是欺我们年老吧，那收票员也一言不发。罢了，站个十几分钟就到了。我手把吊杆，只觉得头重脚轻，两腿发软。尤其车顶太矮，我这一米八三的身高，只得低头弯腰受洋罪。不多时，我的脖子和腰就酸麻了。想起文革中那些被斗的当权派就是这滋味吧。早知这样就不省那几个打的钱了，悔之晚矣。心想：怎么就没个好心青年给让个座呢？唉，时代变了，你还指望谁去学雷锋呀？正在独自生着闷气，车到水清沟站停下了。上来一个拄拐杖的古稀老人，年青人照样不理采。那老人对他们说，“请把包袱拿起来我坐下好吗？”那对新人依旧不理。我那闷在心里的一腔怒火借着酒劲忽地冒上来了，没好气地对两个新人说：“把包袱拿起来让老人坐下。”

那新娘子，瞪了我一眼反问道：“你叫我往哪放？”

“你爱往哪放往哪放！”

“你管得着吗？”

“我管定了！”

“你放屁！”

“你骂谁放屁？现在提但是五讲四美，你人美，服装也美，怎么满嘴脏话？不觉得丢人吗？”说着我一把把她的红包袱抓了起来。她吵嚷着和我夺包袱，其他人也一齐插嘴。我三弟上车后就站在司机旁边和司机闲扯，听见吵嚷回头一看，是我和新娘在争执，也不分青红皂白，过来照那红包就是一脚。满包的喜糖来了个天女散花。那女售票员这才过来劝架，对几个青年说：“这两个老人喝酒了，你们就别吵了。”

我说：“是喝酒了，但决不干没理的事。”

那几个青年一看我和三弟膀宽腰圆，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估计到真动起手来，他们怕沾不到便宜，又都穿了一身新衣服，所以也就不再言语。那新娘这才把包袱放在膝上，给老人倒出个座位。

车到了总站，全下了车，售票员冲我笑。怎么不笑呢？新郎新娘没做好梦，大喜的日子遇到了瘟神；他们却喜从天降，得了一车喜糖。

我三弟下车后才问我，刚才为什么吵起来了？”我把吵架的缘由告诉了他，他一听更来了气，“走，跟着他们，去找他们的领导。”

“算了吧，别得理不饶人了。他们新婚之日遇到咱俩也够晦气了。”这一架把我的酒全吵醒了。想想这把年纪了真是不该。

没走几步，那拄棍老人赶上了，说道：“兄弟谢谢你呀。”

“甭客气老哥，路不平有人踩，是应该的。”

今天事没闹大算是万幸。我那三弟可不是个省油的灯，自小身体如牛、胆大包天、好打不平，村里人都叫他三彪子。在青岛高中毕业后，支边去了边疆，因性格豪爽，仗义，在兵团里享有很高的威信。文革中，兵团分成两派，一派硬是推选我弟当政委。但我三弟可不是个邪恶之徒，他可不想带头去打砸抢，他想了个办法：全体回家探亲。到青岛下车后，他召开了个临时会议：“我宣布咱们的造反兵团临时解散，各自回家，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谁也不准闹事。谁要给我惹乱子，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什么时候回兵团，听通知。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解散。”

我三弟是钓鱼迷，回老家钓鱼去了。

文革后，我三弟被兵团党委纳新，农七师成立十年来，共发展了两个党员，我弟是其中之一。返青后，就业到一个街道小工厂，由副厂长而厂长。这小工厂有很多劳改、教养释放人员，极难管理。我三弟把这部分人，召集起来训话：“咱这些人都是从那里边出来的，多数人都改造好了，但还有少数人至今野性不改。有的人还和黑社会有关系。黑社会有什么了不起，当年我是农七师造反政委，现在只要我下个命令，招集个千八人没问题。谁想和我叫板？把你的黑社会拉出来，咱就拼个你死我活。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干活，别闹事。否则别说我六亲不认，轻者叫你受点皮肉之苦，重者再送进去。”说来也神，自他任厂长以来再无一人敢闹事。几年后我三弟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还被选为市人大代表。要是刚才在车上沙架，我弟知道是青年不给老人让座，怕早就开打了，岂不把事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