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歌一曲红旗谱，播火抗敌烽烟图

谨以本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祖父梁斌和他的战友们，纪念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贡献的人们。先辈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为了信仰和气节，而拼将热血写青春的那种顽强意志、宽广胸怀和英雄气概，将永远鼓舞和激励着我们一代代后人。

我出生在曾经是“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河北省保定市，我曾登上狼牙山，追寻“叱咤风云”“五壮士”的足迹；我曾钻进“地道战”的地道，在“平原烈火”的“赤夜”里目睹“敌后武工队”和“平原游击队”队长的风采；我曾搭乘“雁翎队”的小船，在“荷花淀”上寻找“保定外围神八路”和“小兵张嘎”的踪影。在保定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传颂着许多动人的英雄故事，但对我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是祖父梁斌写的《红旗谱》、《播火记》和《烽烟图》三部曲。

什么是作家？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祖父是一个“大作家”，父母的同事有时就称我“小作家”，那时不知道“作家”是做什么的，反正感觉当“作家”不好，感觉好像作家就是整天坐在家里不劳而获的。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之时，因为祖父成了“作家”，被关进了“牛棚”，经常受批斗，有病只能到精神病院去看，也使我们全家受到牵连，饱受了苦难。

有一次祖父托人捎信给父亲，提到“牛棚”伙食太差了，好久没有吃到肉了，真想痛痛快快地吃一次大葱沾酱和牛肉，父亲便带着我去看他，并给他带去了大葱、面酱、酱牛肉和烧饼，怕别人看见，散步到附近的田野里，才席地而食。

上小学以后我才知道，作家是写过小说的人，因为在《红旗谱》中历史事件所处的年代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手还不是毛主席，而是王明，因此祖父被扣上了“为王明路线树碑立传、招魂翻案”的帽子打倒了。我于1970年上小学，尽管学习成绩优异，曾跳级上到了二年级，但因为祖父的关系迟迟不能加入“红小兵”，这使我非常痛苦和自卑，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但却使我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里读了更多的书。

初读《红旗谱》

在“十年动乱”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全家五口人分散在五个地方，弟弟、妹妹各放在两个保姆家，母亲在一所农村中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亲“备战、备荒、为人民”挖防空洞，父母亲一到两周才能回家一次，我自己在市里上小学，并且自己做饭照顾自己的生活，放学后做完作业，便从床底下翻出书来读。

小学一年级时看的多是连环画，上二年级时开始读“大书”，首先读的是《高玉宝》、《闪闪的红星》和《西游记》，以后便是《红旗谱》、《播火记》，遇到不认识的字便跳过去，开始看不懂，反复看几次就有些懂了。大人们常说《红旗谱》比《播火记》写得好，但我当时却更爱看《播火记》，《播火记》更容易看懂些。看到书中描写的英雄人物，深感自己生不逢时，总是想：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也一定可以成为英雄，朱老忠不敢当，当个张嘉庆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每人每月定量只有半斤肉、二两油，再加上年纪小，调剂不好自己的伙食，我患上了营养不良性贫血，血色素最低时不到正常人的一半，我毕业后曾坚决要求作血液内科医生，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1993年我在美国学习期间，我的老师Bradford博士的太太问我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我说：“那时我还小，对这一运动仅有一点亲身经历，没有深刻的认识，我不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所以我解释不清楚。简单地说那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浩劫和内乱，主要是打倒知识分子、生活富裕者的后代和一大批老干部。”我对他们夫妇讲了我的经历，她的眼泪夺目而出：“怎么可以那样！怎么可以剥夺幼儿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权利！你的父母犯了什么罪？”

善良的博士夫人，你生活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被苦难的国度里，怎么能理解我们生活在三分之一被幸福世界里的悲剧呢！如果说我的父母犯了罪，那就是他们出身不好，一夜间由“红五类”变成“黑五类”，本身又是“臭老九”。

七岁的我、四岁的弟弟、一岁的妹妹又有什么罪呢？如果说有罪也是出身不好，我们的父母是“黑五类”和“臭老九”，所以我们从小就被剥夺了受父母照料的权利，所以我就被剥夺了一半以上的血色素而勉强维持生命，所以我就被剥夺了奔跑的权利——由于血色素过低，一跑就头昏眼花、心悸不止。一次我排队买菜，排着排着队就两眼发黑、金星乱闪、全身发软晕了过去……

每次母亲去看弟弟，离别的时候都是弟弟追着母亲的自行车边哭边跑：“妈呀！妈呀！我要跟你走啊！”母亲总是边哭边加快踏车的脚步……

由于营养不良，妹妹得了直肠脱垂和淋巴结核，左耳后烂了一个大洞，经久不愈，40年过处了至今疤痕尤在……

为了使我尽快恢复健康，母亲每次从农村回来都尽可能从那微薄的收入里挤出一点钱来给我买一点营养高的食品。一次母亲从农村回来，带回来一只一斤来重的小鸡，临走前炖好，嘱咐我，晚上可以用鸡汤下一点挂面吃。到了晚上我把鸡汤放在炉子上，便找小说来读，等鸡汤烧开了才发现家里没有挂面了，便自己擀面条，由于薄面放得少，用刀一切又都粘成块儿了，再重新擀面，等切出面条儿来，鸡汤已经烧干了，那一年我才上小学二年级。母亲再回来，我很自豪地把这件事讲给他听，说我会自己擀面条儿了，母亲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

奇怪的是在那种条件下自己竟一点也不觉得苦，想起”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都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和高玉宝比一比，和红军长征吃树皮和皮带比一比，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还有饭吃，多么幸福啊！

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记得那是初夏时节，一个周六下午放学后，我突然萌生了自己做一回英雄的念头，决定自己步行去看母亲。刚走出城不久，便被一群小孩围住，他们让我掏出钱来，可我那天一分钱也没带，见没什么油水，他们便放我走了。

在我前面有一位老人赶着一辆小驴车，晃晃悠悠地走，我在后面也跟着晃晃悠悠地走，穿过清苑县城，他还在往前走，我认得路，知道也还要往前走。这时老人家把车停下来，问我去那里，我告诉他我要去林水中学，他说路还远着呢，先上车吧。我上车后，老人家又让我把麻袋披在身上，说天凉了，有露水。到老人的家里我才知道，距林水还有十里路呢。

老人一家人，对我非常好，给我擀面条吃，那时候在农村可是逢年过节才有白面吃的。我走进了一望无际的冀中大平原，感受到了冀中农民的热情和善良，好像自己走进了《红旗谱》、《播火记》，小红军到了老百姓的家，着实令人感动和难忘。在后半夜我在老人家的炕上睡得正香的时候，被叫醒了，原来他们打电话到林水中学，中学领导连夜派两名男老师接我回去。

这次出行，我走了二十五公里。正是这种环境锻炼了我，养成了勇往直前、克服困难、不屈不挠、不怕苦累的品质。

读书要刻苦，做事要专心

祖父经常说，你们现在学习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多了，要珍惜呀！为了教育我，他讲起了我们梁家的历史和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我们梁家祖籍山西忻州，明朝时“从老槐树底下走过来”，移民到现在河北省保定地区的蠡县，同来的还有赵、宋两大家族，共同定居在一个小村子，梁家人丁兴旺，目前全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姓梁，故村名为梁庄。梁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出过官，尽管来自山西，也没出过“晋商”，但祖祖辈辈无论多穷，都要读书，属于耕读人家。曾祖父先后娶了两个夫人，生了六男四女，祖父最小，在男孩中排行老六，和我二姑奶奶家的二儿子同岁。曾祖父没继承到多少财产，他不做生意，也不顾工，埋头种田，全靠辛劳，到老，儿女们个个成家立业，几十口人没有富贵，但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特别了不起的是曾祖母，她打破了北方女人不下地干农活的传统，亲自带着媳妇们下地干农活。

祖父从小学习就非常刻苦，并且勤于思考，上蠡县县立高小时就在《保定日报》上发表过一首寓言诗《麻雀与鹞》，成为全校的知名人物。因为家境不宽裕，祖父小学毕业后上不起自费的中学，便步行一百多里路到保定考上了官费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祖父上“二师”第一年放暑假时，没钱坐车，家里也没车马，没办法去接，便步行回家，快到家的时候，夜已深了，远处传来阵阵辘轳声，走进一看，他的父亲、我未曾见过面的曾祖父正在月光下手摇辘轳取井水浇地，那一年他老人家已经年逾八旬了。这一件事深深地印在了祖父心里，鞭策着他“读书要刻苦，做事要专心”。

他对我的父辈们也如此要求，曾教导我的父亲：“多读书，少串门，少考虑职务、待遇，那些都是虚的、暂时的，只有学问才是永恒的，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即使退休了也要读书，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学，老有所用，做一个有学问的老人。”

祖父终生刻苦学习，“二师学潮”失败后，在北京流亡的一年多时间里，白天去北大图书馆读书自学，晚上写作，在报上发表文章近三十篇，利用一冬天的时间从二姐夫刘耀奎那里学会了日语，竟也达到了在报上发表译文的水平。创作《红旗谱》三部曲时，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进入老年，他多次主动提出辞去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把位子让给年轻人，专攻自己喜欢、但在职工作时又无暇顾及的书画，出入于北京荣宝斋、宝古斋、和平画店和天津荣宝斋、艺林阁、劝业场书画店，与书画家为伍，观摩各种书画。几年中临摹了欧阳询、张千碑、郑文公碑及汉武梁碑，亦习岳武穆前后出师表、伊秉寿和吴昌硕等各家行书。他认为“艺同其源”，阅韩、柳文，读唐诗、宋词、七十二家赋。七十多岁老了老了，竟也成了画家，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和香港等地举办了画展，特别是与我的堂祖父梁黄胄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二梁兄弟画展”时，李瑞环、王震、李德生等领导同志亲自到场剪彩，被各大报刊传为佳话，他的画作被誉为新文人画，总是有一种催人向上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