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歌一曲红旗谱，播火抗日烽烟图（2）

郄梁两家的渊源

黄胄本姓梁，黄为其母亲家姓。其父亲曾经是国民党骑兵上尉，抗日时带着一家老小随军到了西北，在同日军的一次作战中牺牲了，全家人的生活没有了着落。黄胄的姐姐是我外祖母的学生，当时我的外祖父郄子材是宝鸡河北同乡会的会长，便将他们一家人接到自己家里住下来，将黄胄的姐姐送到一家护士学校上学。

外祖父曾救助过类似的不少人，他是保定地区完县（现顺平县）人，他老人家是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毕业于晚清北洋师范学堂（今北京师范大学），以教育救国的抱负回乡，任县教育局长，但他志不在做官，后又以高于教育局长的薪金，被聘为小学校长。听说他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五里岗暴动，失败后出走西北。他培养出了许多优秀学生，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其中有李宝珠、李宝光姐妹，她们也是我外祖母的同学，李宝光解放后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委书记兼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的，其姐姐李宝珠却加入了国民党，嫁了国民党一位国大代表，于解放前移居美国；张清琏兄弟也是国共各一个，张清琏曾任国民党宪兵团长，后率部起义，其兄弟开始就投的共产党，离休前任西安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学院院长；原云南省人大副主任郝健（原名郝学鳌）也是祖父的学生，与李宝光同学；外祖父母还资助我母亲的表哥刘卓生赴美国学习航空，回国后加入国民党空军，成为一名飞行大队长，1948年率部驾机起义。

我未曾见过外祖父，张清链曾对我谈及他老人家：

“你姥爷是难得的好人，他担任小学校长时亲自教国文课，亲自批改每一篇作文，他的批改总能使人豁然开朗，经他教过的学生作文都是很强的。他写的一手好字，当时宝鸡超过半数商号的匾是他老人家写的。”

“一次我带部队伏击日寇，在河边潜伏了一夜，受凉生病，高热不退，全身关节肿胀酸痛，你姥爷便把我接到家里养病。大夫说病情很重，得的是虎狼病，要用虎狼药来治，否则难以治好，但用药也有危险，需要家里能够做主的人答应才行，你姥爷当时说：‘我做主。’最后治好了病。”

外祖父与西北画派的领军人物赵望云是好朋友，外祖母当时在跟赵望云学画，他们发现黄胄小小年纪非常热爱画画，经常一画就是半天，便让他也跟赵望云学画，黄胄学习非常刻苦，如醉如痴，为他日后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解放战争时黄胄参加了解放军，随王震将军西进新疆，以后成为一代名师、中国画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

祖父对我的教诲和关心

我从小学习不偏科，粉碎“四人帮”以后曾立志像祖父那样当一名作家，因此曾考虑学文科，并在全市语文竞赛中获奖。可征求祖父的意见时，他却说：“国家最需要的是科技人才，不要学我，我走上文学之路是迫不得已，年轻时国家动乱，又面临日寇的侵略，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课桌，没有学习的环境。今天你们条件好了，又恢复了高考制度，要好好珍惜。咱们国家医疗水平也很落后，我看你还是学医吧，学点真本事。要想写小说也不必要刻意学文，最重要的是生活，有了生活，退休后再写不迟。要到了不写都不行的时候再写。”

我按照祖父的教诲，于一九八0年以高分如愿考上了第一军医大学，祖父非常高兴，送给我在当时算是很高级的笔记本和一粗一细两支英雄金笔，鼓励我好好学习，并给我作画留念，画的是江边一棵大橘树，题：“硕果累累”，寓意我多出成果。我也没让他老人家失望，我于1994年三十一岁时获广州军区青年十杰提名奖，当年便负责军区总医院一个科室的工作；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在香港回归之时，随部队进驻香港，破格晋升副主任医师、中校军衔；二零零零年任香港驻军医院参加军区大比武领队兼教练，率部包揽了所参加项目的所有金牌和银牌，队员中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两人，我本人也荣立三等功；二00二年转业到深圳，在抗SARS中，我和同志们制定了深圳市SARS和疑似患者转运方案，受到市委市政府嘉奖，二00三年晋升主任医师。我在工作的同时不断学习，2009年6月获得了博士学位。我至今已发表论文70多篇，出专著一部，以第一作者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三项、四等奖两项，获市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获省级优秀论文一等奖一项；多次受到军、师、市级奖励和表彰。

在我们上军医大时那五年，每年仅有一个月的暑假，没有寒假，春节只能在学校与队领导和同学们一起过了。在大学的第一个春节前，祖父给我寄来了二十元钱，我回信说：

“请爷爷以后不要给我寄钱了，我上学所有费用部队都包了，还发衣服，每个月还有7块钱津贴费，够用了。”

春节时许多老朋友去给他拜年，他将我穿军装的照片给大家看：“我这个孙子有出息，我给他寄钱，他来信说以后不要寄钱了。十七岁就自立了。”

以后一些长辈见到我便说：“你是你爷爷的骄傲啊！”

祖父由于工作和写作，三十多岁就患有高血压，以后又患糖尿病和冠心病，特别是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到晚年他非常注意自己的生活起居，严格执行医嘱，按时服药，坚持早起锻炼，严格控制饮食，不再和大家一起用餐，而是让保姆将饭菜送至书房，早餐往往是一个鸡蛋清、两片酱牛肉、一点咸菜、一碗粥或豆浆、一小块饼或馒头，午餐和晚餐一般是一碗汤、两样小菜、一小碗米饭，极少参加聚餐应酬，从不吸烟、饮酒。我在医学杂志上看到老年人容易缺锌，特别是长期节制饮食者，正好我们医院药房有加锌豆奶粉，适合糖尿病老人服用，便买了一些，暑假前请一位学员队领导托学生捎给祖父，是请谁捎回的我事先也不知道。

祖父非常尊重为他看病和保健的医生，他认为他们是“有知识、有真本事”的人，而从不认为自己能写几本书就有“真本事”，他和许多医生成为朋友，常送自己的字画给他的医生朋友们。祖父在一次例行全身体检时，遇到一位教授，教授说：

“梁老，您是不是有个孙子在广州军医大啊？”

祖父说：“是啊，您怎么知道的？”

“给您捎东西的那个女孩就是我的女儿。”

祖父马上来了精神：“那孩子真不错！我看咱们结个亲家吧，我那孙子工作和学习都还是比较出色的，就是太老实、太腼腆。”祖父就是这样的直性子。

就这样，祖父马上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看那孩子不错，高高的个子，挺文静的，知书达理，出身于医生家庭。”“和她接触一下，相互了解了解。”

应该说祖父的眼光是不错的，军医大学本科仅招百分之十的女生，录取分数线比男生还要高二十分以上，可以说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但我当时没有和这位女生接触，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我那时的想法是先立业后成家，当时正准备考研究生；第二，大学五年几乎是没有和女孩子打过交道，在心理上比地方大学的学生和社会上的青年成熟得要晚，不懂得如何与女孩子交往，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也不愿面对这一问题；第三，那时候军医大学管理还非常严格，“学员不许穿皮鞋，不许穿自己买的衣服”，尤其是“学员不许谈恋爱”，作为刚毕业的教员，我怎么好意思违反校规呢；第四，那位女生个头和我差不多，如果穿上高跟鞋比我还高一节，我感到有一种压力，也缺少一点自信。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也没有完全理解祖父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