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耳光

1984年的夏末秋初，我在与我们村子隔了一个村子的学校里读小学五年级，我十一岁。我们的班主任是名字叫雷举的男队办教师（那时候村叫做大队，大约队办应该是村里自己聘用的，算不上民办教师吧），他是个左撇子，每学期开始，我们每个同学都要为他兑二十斤的粮食，大概这就是他的教学报酬了。那年在同学们当中非常流行桃核制品，也许是大家都穷，买不起什么玩具，都是自力更生地进行发明创造，桃核就是一种很俏的“原材料”。我们将桃核制成哨子也或挂件和钥匙坠，对这些玩意儿，我们就高兴得无比自豪了！

一天下午上课前，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和一位叫刘国礼的同学为争夺一枚桃核扭打在了一起。尽管他又矮又敦实，但是我的个子高，直到上课的预备铃响了，我们仍分不出输赢，就这么僵持到了上课铃声响起。雷老师一进门，看到扭在一起的我们俩，就大声叱问：“你俩干什么？”

记不清是无法回答还是来不及回答，他就疾步赶到我俩面前：“放手！”，“啪、啪”，他的左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几乎同时抽在我俩的脸上。

“站到教室外面去！”他不容置疑地下了命令。

我们俩都委屈地流着眼泪走出了教室。记得那天下着濛濛的小雨，雨滴顺着教室前的泡桐叶子滴滴答答地掉下来，打在火辣辣的脸上是那么清凉……

几天以后，听同学们说，前几天下午雷老师用架子车拉着他老婆从县里回家，估计是“结扎”了。那时候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很紧，雷老师有两个女儿，他是不能再生第三个孩子了！没有男孩子，在村子里是会被人瞧不起的，现在想起来他是多么的绝望！

升入初中一年级，他又当了我们一学期的班主任，还让我当了班长。后来，他就不再当教师了。再后来，我考上了县重点高中，考上了大学，直到现在，我没有再见过他。也许，对当年的那记耳光，他一定忘得一干二净了！

但是，我还是清晰地记得那几耳光，因为，那是我从记事到现在“获得”的唯一一记耳光，我怎么会忘记呢！但是，我没有抱怨，更没有仇恨，那只是童年里的一段小小插曲。我还是要感谢他，因为他拿着微薄的工资（其实是粮食）、顶着生活的压力来教育我们，人的忍耐总是有限度的，总是要找一种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愤懑，谁叫我们俩那么不长眼，撞上他“无情”的枪口呢！

偶尔遇见与雷老师同村的同学，问起雷老师的现状，他们都说还在村子里。我想，现在雷老师已经有六十多岁了吧，他的女儿也应该全部出嫁了吧，他一定不会为娶个儿媳妇花上五、六万元而发愁，也不必受那些不懂事的儿媳妇的“恶气”，他一定是幸福而快乐的人！

如果有机会，一定去看望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