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早已奔四的我，过年的心态日益趋于平淡与平静。即使在那物质生活还不太充裕的年代，过年的热情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年衰减，于今更是年胜一年，甚至还有些害怕。俗语“小孩盼过年，大人怕过年”，说是年节将至，有如过关。生在一个富裕人家，兜里有钱，那还心情不错。只是那时的有钱人家，寥若晨星。

我是农家子弟出身。改革开放之前，我家几乎是家徒四壁，祖上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值钱的的字画古董；父亲又是一个本分老实出名而无甚本领的“家柱子”，虽在集体里干了十几年的“领头鸟”，却一心勤勤恳恳为大家，对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家少有看顾，慈善的母亲为此没少说话，哭泣忧虑的泪水未能滋长父亲的“自私”茁壮。那时年年月月，一家居百年祖屋，15瓦的白炽灯未能照亮漆黑的墙壁。即使年节已至，也是旧貌依然，只有母亲烧炸年料的油烟弥漫，才升起一丝新年的气氛。父亲一切不管，最大的关切是站在一旁袖手旁观。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进进出出，说说笑笑，盼望油锅里的东西早早塞进肚子。竹竿上晾晒的腊肉与腊鸭，也已所剩不多，只在大年三十蒸上一些，大部分则留着，以备亲朋好友光临。爆竹是年年放的，烟雾腾升之后，门扉贴的春联也被震掉了一些。什么“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这些古老祝福以及大哥当兵后政府送来的“光荣之家”之“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都曾守护过我家的新年。说那时穷过年一点不为过，但小孩子的红包大人还是给的。父亲身上没钱，年饭后就出去了，我们只好围着母亲，等母亲一切忙完之后，自然给我们分发红包，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也有，一角、二角、五角的纸币也有，但上了一元的纸币就鲜见了。若是亲戚来了，自然也会有那么几角或一、二元的进账。我就记得七十年代的某年，我上初中了，有十三、四岁的年纪，堂姐夫来我家拜年。开始我不在家，妹妹领了一元的红包跑来告诉我，我就兴冲冲地回家，正碰上堂姐夫与大人喝酒吃菜，叫了一声“姐夫”，我就站立一旁，堂姐夫趁说话的时候，给我掏红包钱。父亲见了，吼一声：“都这么大了，还要红包，出去！”我就空手而出，心情马上一落千丈。抗拒不了堂姐夫那一元多的红包诱惑，我跟踪他至村外厕所，终于得到了，过年的心情马上又阳光灿烂起来。

日子悠悠，岁月长长，大姐出嫁了，大哥成家了，父母也苍老了，我与小妹也进入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期。长大了，懂事了，自然得为家为父母分忧解难。那种盼过年穿新衣服的心理渐渐退隐，一种责任感忧患感占据心中。过年的许多事儿，我们都得操心置办。没有多少钱，年就得精打细算地过。春联是自己来写，黑漆的墙壁是自己来涮，鞭炮不能买长的，有响声就行，红包自然没有了，还得从自己打工挣来的钱里拿出几十元给父母，父母老了，做儿女的孝敬孝敬是应该的。亲朋好友带着小孩来了，也要掏上个红包利是利是，免得被人看衰。自己不敢添置新装，有没破的就穿在外面遮挡遮挡。也少串门，实在是在吝啬红包钱。这年过得虽苦了点，但许多的事情亲力亲为，许多的人情冷暖亲身经历了，也有一种别样的滋味在心头，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财富。

业未立而家已成，已是九十年代的事了。兄弟早已分家，小妹也远嫁湖南，我就带着老母娇妻稚儿一块过日子。因为没多大本事，因为艰难人生，生活还是离小康太远。但毕竟托改革开放的福，生活还是缓缓地好起来。年依旧在季节的更替里来临。我“怕过年”的心理与儿子“盼过年”的心理纠缠在一起，让我对每一岁的年都怀揣几分欢喜几分忧。一家之主了，什么都得自己拿主意，都得亲自动手动力。父母一头，岳父母一头，都得看顾，两头都不能冷落。亲朋好友也得行走行走，摆上几围，热热闹闹几天，增进增进情感与友谊。这些年，经济上去了不能再冷落过年了。钱要备足，起码得上千上万才会充满信心辞旧迎新，迎来送往。如今过年的意识与氛围也即所谓的“年味”比以往淡薄了许多，欢乐也在弥漫商业与功利的气息中大打折扣。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过年的心境果真也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一家人守着电视，让遥远的欢乐快乐自己的心情；拨打一串阿拉伯数字，新年的祝福就在空中飞扬；按动大拇指，让下载和复制的新年祝福随无线电波传至每个亲朋好友与领导同事的手机上；什么电子邮件、网上飞信、QQ聊天等等，人不在而祝福已至；更有人携老扶幼，离开熟悉的家乡，在陌生的城市里留下匆匆足迹……团圆饭虽还热闹，然更多的是走出了家门，搬到了餐馆酒店里去了，一片片恭贺声里，掺杂了几多功名利禄，附和了几多阿谀逢迎，浸透了几多世态炎凉。活在尘俗中的我，自是躲避不了这些纷扰。过年的另一种苦与累，令我望而生畏，惧年如关。

平淡平静如我一样的人生中年，其实心态最易浮躁。事业要看重，功名要搏取，家庭要照顾，友情要滋润，凡此种种，不费心费力是不行的。春种秋收，夏耕冬藏，三百六十多天就这么几天庆贺，不忙亦忙，不乐亦乐。苦乐年华，人生百味，终得尝尝。

眼下年关已近，佳节将临，我也得未雨绸缪。这些天来，我跻身在人流熙熙攘攘的大街中，选购年货，把过年的氛围燃起。

过年了，有空就来我家坐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