缤纷荧屏悦生活

村里放电影的消息总是从我们这些半大小男孩嘴里传出去的。下午才开始上第一节课，我们就盼望早点放学，盼望值日教师的手表跳得飞快，盼望“当，当，当”的放学铃声突然响彻校园。即使人还坐在课室里，心却早已飞到村坪那棵大榕树下。想象大榕树下有一排排高低不齐、长短不一的凳子，我们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挂在土墙上的那一长方形白色银幕，那里正在上映我们期盼已久的《潘冬子》、《杨子荣》、《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等。放学钟声一响，我们即一路飞奔回家。父母还在地里劳作，我们也不管挑水、喂猪、烧水、做饭这些本该我们做的“家务活”，就把家里的小长凳扛在肩上，又说又唱又跳地走向村坪的大榕树下。当我们来到大榕树下，发现我们并不是来得最早，才知道“更有早行人”把最佳位置占据。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可以把小长凳放在次佳位置上；如果那些“早行人”不那么友好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因为占位置而发生一场“战斗”，那些还未放映的“战斗故事片”的片断镜头就会在我们这些半大小男孩中预演。当然，我们会很快在大人们的干预下停息“干戈”，矛盾也很快在遐想中的惊险的电影故事情节中化解。当夜幕降临，电影开始放映。我们已经在一起观看，一起评论，一起鼓掌，一起欢呼，什么事也当没有发生过。

三十多年前的粤北乡村露天电影的情节几乎都是一样。在那时的村里，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场电影在村里放映。对缺少文化娱乐的乡村孩子来说，这样的电影场次总是太少太少。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呼吁”要增加放映场次，但是没有一个大人（实际上是生产队长）能听取我们的呼声，采纳我们的建议。于是，每一场电影放映完毕后，余兴未了的我们就开始计算下一场电影放映的日期。相隔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总是太长太长，在这等待的时间里，我们还四处打听周围村庄有无放映电影的讯息。如果离得近，我们就会结伴而行。放学后速速地回到家里，赶紧扒几口冷饭冷菜，趁太阳未落山之前，赶到放映电影的邻村，若有熟悉的同学，则找他们要几张凳子，如果没有，就随便找一个看得见的位置，或站或“坐”（搬几块砖头），只要有电影看，只要那电影情节精彩，位置倒无所谓，站累或“坐”累也无所谓。也大约九点十点钟时，电影放映完了，我们又结伴走到回家的路上。这时，天上有星星，地上有萤火虫，我们边走边谈，谈论的话题自然是刚刚看完的电影，比如，我们会为“潘冬子”的英勇无畏而赞叹，觉得自己做人就应该做“潘冬子”那样的人；我们会一路骂着“座山雕”一路说着自己喜欢的“杨子荣”，全然不顾夜路的难走，也全然不惧怕夜的黑。而且，每一次看完电影，我们都会把对电影的评论带到学校，带进课堂，几天几日地评说、争论，为自己喜欢的角色滔滔不绝。那年月，单纯的我们因为电影而快乐，也因为电影而忘却贫穷带给我们的艰难困苦。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看电影，是到邻近的一个名叫“全安公社”的飞机场去看朝鲜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卖花姑娘》。那时我才上初中，十三四岁的年纪，对看电影有着着魔一般的吸引力。正是春夏之交，粤北山区已进入汛期。连绵不断的雨水致家乡门前的凌江河水暴涨。但为了能看到《卖花姑娘》这样当时轰动中国的电影，在听姐姐她们说全安飞机场晚上放映这部影片，就一直跟在姐姐的屁股后面，央求她们在傍晚时带我去。在吃过简单的晚饭之后，我最终能跟在她们后面，走乡路，过凌江，穿县城，在大约一个小时的路程后，我们终于赶到了放映电影的场所——废弃不用的一个偌大飞机场，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并不为过。尽管当时雨一直在下，却丝毫难挡乡民看电影的热情。屏幕上的“卖花姑娘”悲惨的人生际遇，深深地感染了远隔千万里之遥的粤北山区观众。我们看，也和着屏幕上的“卖花姑娘”一起哭，分不清脸上的是泪水还是雨水。我年幼的心灵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折磨，眼泪也禁不住地“簌簌”地往下流，姐姐她们也许是感怀于同是女人，更是悲从中来，泪流满面。然而更大的痛苦来自后面，电影放映结束后，当我们还沉浸在为我们的友好邻国的“卖花姑娘”不幸的遭遇感叹嘘唏时，我们被告知，那座家乡通向县城的木桥被洪水冲毁了，我们不能走大路经县城回家。走了好一段路程的我们不得不选择另外一条回家的路——那是怎样的一条路啊，荒野小径，杂草丛生，更可怕的是要经过一座坟山。要知道，这样漆黑的夜晚，几个年轻的姑娘带着一个半大小伙，刚才还沉浸在电影《卖花姑娘》悲惨的境遇中，又不得不在回家的路上增添一段恐惧的行走，要说有多害怕就有多害怕。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家总是要回的，朝鲜“卖花姑娘”们再不幸的人生也毕竟挺过来了，我们又何惧之有？于是，一边大声地讨论着我们对这部电影的观后感，一边深一脚浅一脚水一脚泥一脚地往家的方向行进……

辗转地在邻近乡村不断地来回，为的是一睹新上映的彩色宽银幕战斗故事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上甘岭》等等。我们踏着夕阳去，踩着星星回。我们就在不断地观看这些堪称红色经典的故事片中，渐渐长大，成长并成熟着。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改革风起云涌。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出工出力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同样以生产队为单位包放电影的模式也日渐式微，最后难寻踪迹。然而恰恰此时，村里前面的一家国营单位——广东省南雄市农业示范研究所（简称“农科所”）买回了一台21寸彩色电视机（周围十里八村仅此一台），于是看电视替代了看电影。对于这种新兴的文化娱乐方式，我们不单单是好奇，更是欢喜备至。农科所的电视机先是放在室内，后因来观看电视的人太多，不得不搬到室外来，在该所里面的篮球场前搭一个放电视机的台，观看的空间一下子增大了好几倍。村里与农科所仅半里之隔，我们这些已长成青年的小伙子，早早就吃了晚饭，邀三邀四地结伴而来，没凳子坐就站着，连地方都没得站就爬上树，或者一起起哄把别人挤走，总之，那一方荧屏的诱惑实在太大了。那时，港台影视风刚刚刮起，《霍元甲》、《再向虎山行》、《甘十三妹》、《陈真》等等精彩呈现，一台小小的电视竟成了一场电影，就叫我们宁愿不吃饭也要观看。再后来，金庸金大侠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杀上电视荧屏，更是让我们这些乡村小伙子如醉如痴，饭不思味，夜不能寐。之后我们当中的好几个人，就是因为观看武侠电视剧太多的缘故，竟不顾实际地从书店里搬来一套一套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对照着电视剧来阅读。

再后来，进入了九十年代。一九九○年，我用2450元的价格从县城买回一台20寸的乐华牌彩电，是我所居住的这个小队的第三部彩电。在之前，我就常常吃完晚饭就跑到别人家里蹭电视看，但遥控器在别人手中，想要看的不能看，不想看的偏偏让眼睛受折磨。又不想离开，生怕漏了好看的电视剧或电影。于是在乡村小学任代课教师不到一年的我，竟然把留着结婚的钱拿出来买回了这台彩电，总算圆了我和家人的电视梦。遥控器在手，想看哪个频道就按哪个频道，想看哪部电视剧就等到时间一按遥控器就能看到。父亲也不到别人家去蹭电视看了，吃了晚饭就出门逛一逛，吸一支卷烟的功夫就折回来，正好看完新闻联播，电视连续剧正式上演。父亲不管我按到哪个频道，哪部电视剧，也一样津津有味地看起来，有时竟和我一起看到深夜十一二点，才吸着一支烟回房睡觉。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电视机也进入寻常百姓家，看电视成了老百姓最普遍最经济的文化娱乐方式。尽管乡村露天电影难见踪影，但渐渐富起来的乡民也会不时地到城里去看电影。那时，还在家乡小学做教师的我，一个学期会带学生进县城看10场左右的电影。也许看电影不是我们唯一的娱乐方式，但因为录相的出现，电视的普及，我们因之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乡村露天电影也就成了我们遥远的回忆了。

继而，有线电视的出现，几十个频道的选择，让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更多的条件选择坐在电视机前。家里已不止一部电视机，厅里的让给孩子去看，房间里的留给自己去看。动画、武打、言情各取所需，互不干扰。有时看得多了，眼睛也出现视觉疲劳，于是就上网。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南下广州做一名文字打工者，最先接触电脑。上网看影视，轻轻一点，缤纷荧屏尽在眼前。不愿看影视也行，网上看新闻，听歌曲，玩游戏，只怕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极为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有时竟让我无所适从。几年后，我从羊城回来，留守家乡，再也没有外出。上班离不开电脑，回家也可随心所欲地网上“散步”，一家人除母亲外，个个都能轻松“网游”。从广州到南雄，从繁华的珠三角到偏远的粤北山区，信息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把一个个缤纷荧屏呈现在眼前，让我在接受资讯与享受文娱中也能与世界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