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手表是很普通的穿戴用品，它即能为人提供时间服务，也是一种装饰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拥有手表的人并不多，即使拿着国家工资的工作人员也有很多人戴不起手表。在计划经济年代，进口表很少，而且很贵，就是国产表一块也要一百多元，对于每月工资三、四十元的人，如果家庭负担较重，想要一块手表是比较困难的！我就属于这样的人。

我一九五八年参加工作，一直到二十一年后的一九七九年，大儿子参加工作，才买上第一块手表，那还是因为青海从上海引进人才，在互助县办了个手表厂，单位一位同事的哥哥是该厂厂长，由同事代买的试用产品。五十元钱一块。当时全家人都高兴坏了！

随着电子表的传入，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逐渐改善。戴表的人也越来越多。起初一块数字电子表也得一百多元。记得第一次看到邮电局一职工戴了一块数字电子表，很多人都觉得很新奇，一问说是一百六十元买的，真是物以稀为贵。后来进口增多，国内也大量生产电子表，价格也就越来越便宜。十几元甚至几元钱就可以买到一块表。接着又有指针电子表，戴表的人已经是从小孩到大人，男女老幼都很普遍了。

前面说到我参加工作以后长期没有手表。因此而吃过苦头，闹过笑话。参加工作不久，大约在一九五九年春要出差到化隆县下乡推广病虫害防治工作。买了第二天早晨六点的汽车票。为了怕睡过头儿赶不上车，晚上我就喝了大量的开水，想用憋尿的办法使自己早起。当一觉醒来时，天很黑。也不知道是什么钟点，怎么办？忽然想起办公大楼有一个大钟，赶紧披上外衣就往外跑（大楼后门没有关）一看才十二点多！回到宿舍后想睡又不敢睡，只好半坐半卧半睡半醒地苦挨到五点一过就起来洗漱后，背上行李，锁好门（同宿舍住的同事已出差在外）就往汽车站走。那时没有轿车，坐的是大货车，把行李往车厢里一放就是座椅了，一路颠着瞌睡着。最后还是被颠得呕吐一地（那时的公路很简陋，路况很差，而为保暖车厢被篷布罩得严严实实就象闷罐车一样，加之我一夜没睡好。）弄的其他旅客很有意见！后来我买了一只小闹钟放在宿舍里，每天就有“人”叫我起床了！

一九七二年初冬出差海南岛途中在汕头“重蹈覆辙”买了第二天早晨的船票怕睡过头，耽误登船，晚上喝水，早睡。结果一觉醒来，听到外头人声嘈杂，加之旅社灯火通明，以为天已大亮。匆忙起身，跑到走廊一看墙上的钟，还不到十二点呢！原来是很多旅客还未睡。嘿！

一九六七年初，我被厅里派遣到兰州在甘、青、宁、新西北（陕西除外）四省任联合植物检疫站工作。每天都要乘坐旅客列车先从兰州出发向东到宝鸡或天水，第二天再登上西行客车工作先通过列车广播和自带半导体喇叭宣传，有的旅客主动配合，也有被我们查出来旅客携带的农产品，如种子，苗木及可能携带危险病虫害的农副产品进行检查检疫。对查出带有危险病虫种子，苗木或其他农副产品，能用开水消毒的就拿到列车上锅炉房消毒后晾干归还旅客，对无法在车上处理的就予以没收，带回站上销毁。防止四省区未发生的危险病虫害的传入。如果从宝鸡上车一般工作至拢西站就可以结束。如果从天水上车则到定西前也能结束。然后在拢西或定西下车，侯乘另一趟客车工作至兰州。就这样周而复始，天天要和旅客列车打交道。

由于没有手表，天天乘坐火车，对时间的掌握非常不便。如果是两人同行，同伴有表就好点，有时是一人单独出车，就靠单位的钟，大车站的钟来把握时间，不过我也因此练就了了解时间的“办法”如谁时谁地斜眼“偷”看旅客手上的表，或者从远处张望站台的钟（我的视力很好）。有时和同伴说起时间来，同伴会很惊奇地说你没戴表，为什么“猜”的那么准？我就开玩笑的说我会神算，其实我每次上车前，下车后都会注视着站台那头的钟或者从别人手上“偷”得钟点！

不管怎么说，天天跑车没手表总是不方便的！一次回厅汇报工作，一位要好的同事就把他的一块旧怀表给我，我则把小闹钟给他算是交换！此后跑车掌控时间就方便多了。只是怀表不经用，没多长时间就“罢工”了！修了几次最后只好作罢。好在检疫站只存在五年时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零年）由于公路和航空检疫工作没有开展，阻挡不了危险病虫害的传入，所以四省区植检站很快就停办解散！

一九七九年有了第一块表以后，八十年代先后给儿女和老伴都买了手表。大家都有表戴，算是跟上“潮流”了！只是“时髦”时间不长。九十年代中后期手机开始普及以后，手表就被冷落了！特别是青年人差不多都不戴手表了，因为手机随时都有时间提示，现在戴手表反而显的“土气”了。我也只在每天早晨外出锻炼时为掌握时间才戴上手表（晨练时我从不戴手机）。现在家里放着不少手表在“睡大觉”呢！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有钱人为彰显身份戴上那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超高值的金表，钻石表，那又另当别论了！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于龙湖古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