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书

父亲是个读书人，从小就与书结了缘。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他，能够有书读更能够把书读好，对当大庸乡下人来讲，是有福气的人。

听父亲说，爷爷奶奶家在当地不是很殷实。父亲只有俩兄弟，爷爷断定只有父亲才是读书的材料，在送了他们兄弟俩上了两年的私塾后，父亲就被爷爷送到当时先进的县城洋学堂，幺幺被爷爷送到县城的一个商铺做学徒。父亲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他端心读书。读完小学，就去兹利上了初中，然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相西著名的学府－－永顺师范学校。两年后，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父亲，挑了一担重重的书籍回家。

他学成归来，成了当地最有学问的年轻人。他很骄傲地成了县小一名教员。他立志要把满腹地学问传授给家乡的孩子们。书就成了他为学生授业解惑的明灯，成了他人生不可或缺的伴侣。母亲常说：父亲只要手里拿了书，就什么事情都忘记了。在他们成亲不久，一天，父亲从学校回家，母亲正忙着蒸饭，奶奶因为一件小事叫母亲帮忙，要外出一会儿，奶奶就交代父亲帮着往灶堂里添柴，他满口答应，并坐在灶前，手里拿了书，开始还好，他一边看书一边往灶堂里添柴，渐渐地就只是看书，不再往灶堂里添柴禾了。奶奶与母亲办完事，从外面回来，发现他端坐在灶前聚精会神地看着书，灶里已经没有火星了，甄子的饭半生不熟。奶奶很生气，他却没事人一般，笑着对她们说“：我终于明白了，学生还可以这样教”。让婆媳俩不着边际的话。

共和国成立时，父亲已经是县小有名的优秀教员了。风华正茂的他，受到了人民政府的重视。他被派往城郊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负责工作，肩上的担子重了，他没有疏远他衷爱的书。只要有空闲，他就会捧着书去读。有机会，就去书店转悠，书已经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工资待遇不高，父亲节衣缩食，用节省的钱买了许多他喜欢的书籍，对它们呵护备至，细心研读。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认真学习，努力工作，以报效党对他的培养，社会对他的信任。他工作中满是激情，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文化革命的浩劫，父亲在一夜之间，由先进工作者、负责人、积极分子，变成了“反革命”“右派”，他购买的、用以学习的书籍，成了他“反革命”铁的“罪证”。上千册书籍被造反派“洗劫”一空，他被造反派折磨得九死一生。从此，他被迫与书“绝缘”了20年。虽然如此，他与在这场浩劫中失去生命的含冤者相比，他是幸运的。

七九年初，父亲的冤案被彻底平反，年过五旬的他重新走上了讲台，又和他喜欢的书朝夕相伴了。当年暑假，县教育局将部分在职和被落实政策的老师近百人集中学习二个月，父亲在所有被培训者中，年龄最大。但是他听课最认真，学习笔记记得最全面。在课余，总是拿了学习资料在看，有时候，有熟悉的同事叫他上街去玩，他都婉言谢绝了。培训结束的测试结果，他荣获第二名。赢得了培训班领导和同仁们的称赞和尊重。

八一年，我上初中，随父亲在学校住。学校每天响起起床铃声时，父亲已经做完了晨练，开始坐在办公桌旁阅读他喜欢的书了。他特别喜欢朗诵《古文观止》。朗诵的姿势通常是这样的，他端坐在椅子上，双手垂放在膝盖上，戴着黑边高度近视眼镜的眼睛注视着翻开的书本，口中不停地轻轻哼唱，还摇晃着脑袋，读得特别投入的时候，整个身体都跟着左右晃动。这重读书姿势，是先前私塾的学生和先生读书的姿势，现在很多人也许在电影中看见过。每天晚上，辅导完学生下自习后，他总是还要看好久的书或者是练习好久的书法后才休息。

父亲含冤中断了20年与书为伴的黄金岁月，教的学生年龄悬殊很大，可是学生们对他的印象很深刻。有时候，我遇见他的部分学生，他们在问候父亲近况的时候，就会提及过去父亲讲课的情景。父亲讲课，特别是讲历史课，从来不在讲课途中翻看教案和课本。课文的内容，从他口中讲出就成了精彩无比、娓娓动听的故事，学生们总是听得如醉如痴，一堂课结束，学生们都还久久地沉浸在故事的长河里。他们说父亲的每堂课都很生动，引人入胜。我认为这与父亲的博学密不可分。

父亲退休后，同姓的几位长者邀他对散居在张家界及周边地区的同姓氏族人的家谱进行清理，他辛苦在各地走访近一年时间后，由他编辑的《吕氏族谱》就刊印成书，令族人分外感动。他退休时，张家界市刚成立不久，市容市貌是大庸县城旧模样，当他看见他从小熟悉的小县城在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建设下，市城区的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山翁醉游张家界》这首讴歌城市发展的长遍诗歌，被收集在《杏坛寿星》、《晚霞风采》等书目中，还写了多篇歌颂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改善的辞赋及散文。

父亲现在已经是八旬以上的老人，他的精神仍然健旺，身体也较硬朗，依然每天坚持看书。读书是他一生的爱好，他少年求学，青年立志，壮年在政治运动中受挫折，后又教书辛勤工作，直至安享晚年的幸福，均缘于书。是书改变了父亲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