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之道
什么是官呢?对此,蒲松龄曾有过形象的描述:上一呼则下百喏。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害民之官,就象作品所说:为官一任,祸害一方。冒功累民,鱼肉百姓。这样的官,就象过街老鼠。清官因何传唱千古呢?只为稀罕。更折射出了广大百姓对清官的无限渴望和期盼,象王伯祥这样的好官,将为时代和百姓永远铭记。作者以具体事例,对王伯祥的感人事迹作了客观评价,读来颇有感悟。
山东寿光县是全国排名24的百强县,曾在该县担任过县委副书记、书记8年的王伯祥,18年后,只因在任五年半的工作中为该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当地老百姓永远牢记,并且,在去年,两位村支书和一位退休教师用了3年时间,自发地为他写出40万字的“大传”。
王伯祥为什么如此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呢?原来是他平凡的事迹感染着人们:
寿光的农民有种菜的传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寿光县附近形成了几个与菜有关的小型交易市场。1986年6月,王伯祥出任该县县委书记,刚刚上任的他结合当地实情----靠近有30万人的胜利油田。决定把种蔬菜作为全县的第一要务,以蔬菜市场为支点,发展蔬菜产业。但当时计划经济坚冰仍未破,为打消人们的顾虑,他告诉人们说,如有什么责任,由他一人承担。这样,在他的力挺与群众的努力下,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的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从1986年开始,寿光批发市场从占地20亩扩大到去年的650亩,蔬菜大棚由当初的17个发展到去年的47万个,蔬菜批发市场年销售额已达240多亿元。如今,全国两百多个城市的饭桌上都有“寿光菜”的身影。
在他任内,寿光县的南部被誉为“昌潍粮仓”,寿北却草树不生,120万亩盐碱地上的20万人生活无比艰辛。在1987年10月的治理大会战中,王伯祥与所有参加建设的民工一样,住在工地的窝棚里。有一天,中央、省级有关领导到该县视察,在县城没有找到王伯袢,就来到了工地上,把浑身是泥的王伯祥错当成了民工。亲眼见此情景的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林乎加对身边陪同而来的山东省副省长朱奇民感慨地说,一个县有这样的书记,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呢?
在寿光县城市建设上,有着长远的规划,20多年来,他的规划一直用到今天。原寿光财政局局长田效忠对此深有感触的说,当年王伯祥书记的投资效果,在自己的任上没有任何显现。他搞建设与投资,从来不问这些在自己的任内是否能得到数字上的回报。并且,在任期内,作为民办教师的他的妻子直到退休也还是临时工的身份。1991年10月,王伯祥调任潍坊市副市长,临行前,一辆130型的小货车从他一家五口人所住的四间上世纪50年代的旧平房里装完了其全部家当。
作为一个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能在近20年之后,当地老百姓仍然挂念不忘曾经的“父母官”,这不得不令人感动:王伯祥就是当代的焦裕禄、孔繁森似的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父母官”。
这不能不让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篇博文,其上说,湖北曾开展过一个大的活动,即发动全省人民投票选举出30个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湖北”的人物。但从《楚天都市报》刊登的100名候选人中却没有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这个人物。他曾结合监利实情写信于当年的朱镕基总理反映过我国“三农”问题,并形成了举国上下对“三农”问题的高度聚焦。此后,曾著书《我向总理说实话》进一步在全国引起轰动,被多家媒体评为年度新闻人物。他却在这次评选活动中被遗忘甚至不愿提起。
后来,大白于天下的监利的实情与此不无关系,他在反映“三农”问题的同时,我想实际上也揭露了监利官场的黑暗与腐败现象。
一个是:李昌平上访后,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杨道洲被调任荆州市副市长、黄冈市副市长,这种靠“官网”异地调动想开脱腐败之身,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据2005年10月1日《江淮晨报》:新华社电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9月30日公开宣判,原黄冈市副市长杨道洲因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道洲在担任监利县县长、县委书记,荆州市副市长、黄冈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14.2万元。他还滥用职权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数十万元,违反规定购买企业内部职工股从中获利,收受他人礼金。这位县委书记,是1996年2月从湖北省钟祥市跨地区调动任监利县副县长、代县长的。李昌平在反映问题期间,县委一名干部,受命天天在棋盘乡盯梢,当时的“执政者”正是时任县委书记的杨道洲。杨道洲出现在公共场合时,总是西装笔挺。1998年长江遭遇特大洪水,监利也深受其害,他面对十万灾民泪流满面的形象,通过报道抗洪救灾的电视镜头广为传播,他曾面对抗洪英雄胡继成的母亲痛哭流涕,曾与抗洪部队官兵依依惜别热泪盈眶,曾对贫困大学生慷慨解囊等等。这种“面子工作”使他于2000年3月被评为湖北省廉政标兵,在省纪委召开的反腐倡廉大会上,他说:“一想到监利的十万灾民,一想到监利落后的经济,一想到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的神经就一紧。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没有贪图母亲钱财的理由!”为了显示工作业绩,杨道洲一面向上级汇报说当年的财政任务已经完成,一面在下面借贷———甚至是民间借贷来填补亏空。据一位在监利有着四十余年工作经验的金融系统老干部估算,1998年当年,监利县债务负担增加约两个亿。市政工程是杨道洲在监利的政绩中重要的一部分,仅县城的玉沙大道项目,财政就投资了3700余万元,自然,项目是由“八大金刚”中的刘耀发承揽的。另一方面,监利虚报减轻农民负担1.5亿。他“乐于搞面子工程,最喜欢搞城建项目”。百万民众和解放军官兵在长江前线奋勇抗洪,县里却在装修办公楼,还专门拿出300万修监利宾馆的主楼。”2000年,杨道洲升任荆州市副市长。
另一个是:2000年10月,杜在新接任监利县委书记一职。据报道:杜在新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李昌平上书总理之后,中央、省、市调查组接二连三奔赴监利,告状信像雪片一样漫天飞舞,监利的局势非常混乱。2.2亿元的财政收入只完成了1.13亿元。他在全县正局级干部会上所作的长篇报告《发展是解决监利问题的根本办法》,轰动了监利并“极大地鼓舞了人心”。杜在新曾是家乡松滋县(现已撤县设市)的中学教师,并曾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常务副市长,后任荆州市广电局副局长。来到监利的时候,他刚刚做了两三年广电局局长——在突然开始面对一个农业大县之前,他并没有多少农村基层工作经验。他肯定没想到:监利最终成为他政治生命的终结点。从上任到“双规”,不到3年时间。刚到监利时,他曾在大会上高声说:“取一文,我就不值一文!”据荆州市纪委介绍:杜在新在监利任职期间,违纪金额(含物质)80余万元。一位乡镇干部说:“我们管他叫‘杜灾星’,卖官卖得上上下下没人安心工作。”一位县里的老干部说:“杨道洲、杜在新的干部路线就是唯上、唯钱、唯亲,领导打招呼的要提拔,重金相送的要提拔,是同学、老乡、亲戚的要提拔。难怪每次干部变动时,都有一些有分量的人来监利打招呼;难怪有‘心诚’者要在大年初一到杨、杜的祖坟上去祭祖;难怪有些人要千方百计和杨、杜或是他们的夫人认同学、攀亲戚、套老乡;也难怪县委组织部门曾有科长直言:‘想提拔,没有关系,是不可能的。’”杜在新最后完成了一个文人到贪官的角色转变,他的政治形象,定格于监利干部口中的“杜灾星”。那时,监利县778个村总负债41亿多元,其中有息借贷24亿多,欠债在100万以上的村82个,50万到100万之间的139个。作为“中国第一稻谷县”,监利县是曾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很花心思”的一个区县。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很多施政想法都把监利包括在试点范围内:农业税费改革、机构精简,等等。在监利县,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中年干部在乡镇、村庄、学校到处了解情况,轻车简从,不事声张。据荆州市检察院查办杜在新案的主管领导介绍:杜在新一案,是湖北省纪委的发函查办件。“这次能查到这个力度,多亏俞书记反腐决心大。”监利县一些官员说。
古人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心头之痛,是党纪国法不能容忍的。杨道洲、杜在新的被查处,正反映了党心民心所向。一切腐败分子必然以损民始,害己终。一位老干部说:贪官个人的悲剧造成的是全体县民的悲剧。曾经蝉联湖北省粮食产量九连冠的监利县,因有像如此的贪官在任,各项经济指标在荆州市8个县市区中“稳居末位”。原来人均财政收入不如监利的几个周边县市都超过了监利。
同为一县的县委书记,寿光县的人民在19年之后的今天,不忘王伯祥书记。感念他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监利县的人民在时隔多年之后的今天,不忘杨道洲、杜在新两个贪官,痛恨的是:为官一任,祸害一方。
如此形成的鲜明强烈对比事实,对当今各地时任的“父母官”们应该是一种为官之道的活生生的好教材。“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与“以权谋私,损人利已”为官思想的选择正确与否,最终决定着为官者们的人生命运与在社会中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