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的馈赠

我倚在门边，静静地注视着灵床上的奶奶，任泪水一颗颗从眼眶里涌出，顺着脸颊滑落。我真切听见它们掉在地上时发出的啪啦啪啦的声响。灵床边围坐着很多女人，她们在低声啜泣，或号啕大哭；她们身侧身后，还站着很多人，伤感地说着奶奶的生平；前厅，与灵堂仅隔着一层木板墙壁，热闹的法事在进行中，僧人在念经，法器有节奏地互相撞击，不断有人进进出出。这么吵杂的环境，我怎么听得到眼泪落地的声音呢？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眼泪撞击心脏的声音，只容许我一个人谛听的声音。

奶奶去世那年，我才十二岁。这个年龄，大概是不能理解眼泪何以与肌肤的疼痛无关，与号哭无关，而是源于无法用声音表达的心痛。对于我，是第一次如此真实地面对死亡，感受着死亡给生活带来的永远的失落。在这之前，村里有老人去世，我似乎总是站在很远的地方，听到的是有些模糊甚至隐约的哭泣，有点伤感地愣一愣，意识到又有一个生命从此不在视线里出现，夜空中将会增加一颗寻找不到的星星。然后，在长辈的安排下，披上一件白衬衫，跟在送葬队伍的后头，为死去的人送别一段路。很快，就忘记了刚才经历的过程，呼唤着小伙伴们，接续着未完成的游戏。

参加葬礼的客人走了，生活又回归原来的节奏。那些日子，我常常不经意间就走进属于奶奶的那间卧室。从我记事起，它就为奶奶所专有，却也是我们的乐园。我们在这里翻箱倒柜、大吵大闹时，奶奶很无奈地在一边叫：干嘛这么吵呶干嘛这么吵呶。然后就摸索着打开枕边上的藤条箱，好半天才掏出来几粒糖果，或是一个两个果皮干涩发皱的桔子，有时也会是一瓶罐头，叫着：拿去拿去，不要在这里闹。我们总埋怨奶奶太小气，见奶奶打开藤条箱，就瞅准时机冲上去，争抢着从箱子里掏出更多的东西，然后一哄而散，聚到厨房里享受。奶奶忙乱地阻止着我们的动作，拍一下这个，又拍一下那个，却不立即把箱子盖上。现在想起来，她其实是有意让我们拿走更多一些东西。当我们聚成一堆吵吵嚷嚷着分享糖果、桔子或罐头时，她会站在一边骂几句，骂，不是因为生气，而是开心，我们从她的脸上看到的是笑，是满足。

我的意识里增加了一样新的内容：对失去的追寻。然而关于奶奶，当我用心怀念她的时候，才发现记忆多么苍白！就像那些美好的事物，因为与我们朝夕相处不为我们所珍爱，却早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呼吸相通血脉相连，直到有一天，突然从我们的感官世界中消失，我们的生命似乎被削去了一块。于是，一张瘦削而苍老的面孔，矮小且有点佝偻的身段，迟缓的动作，气力不足的叫唤，这些细节频频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奶奶给予我的是一个完全定型的形象，当我能把一些印象留在大脑里，奶奶便已衰老，走路都显得有些困难，仿佛一不小心便会倒下去。这个小脚女人，她用这双小脚，艰难地走过了七十三个春夏秋冬，并在漫长的贫困中坚守着一个普通中国妇女的伟大理想：一家人能够吃饱穿暖，把儿女们抚养成人，看到儿女们成家立业，看到第三代人充实着欢乐着繁衍着扩张着这个家庭。

她的理想实现了，所以她可以满足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爱着她的亲人们，到天堂里和他的男人相聚，安详地生活，不为饥饿、严寒、辛劳和困苦而烦恼、伤痛或哭泣。父亲说，奶奶一生过得十分不容易，对这句话，我没有多大感受，但我可以想象。她生育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小儿子送给了一家亲戚，家里还有三个男孩两个女孩。作为一个母亲，在最基本的生活原料总是匮乏的相当长的日子里，她经营着这个多子女的家庭一定需要面对许许多多我们这一代人难于想象的困难。而且，听说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离世的爷爷是个不善于也不太愿意料理家事的人，却又热心于为他人和集体做事，尽管未必把家完全放手抛给奶奶，至少对于家庭和子女，他所用的心思和精力是不太多的。我略知人事以后，就记住了乡亲们偶尔会说到的一句话，你们家不一样，你们家都是吃公家饭的。这话含着羡慕的成分，也隐藏着愤愤不平。是的，伯父、父亲和叔叔还有我的母亲都是有工作拿工资的人，但是也正因为他们不参加或很少参加集体的农事劳动，在生存所需要的物质配给供应的年代，我们家常常享受着不公正的待遇。我记得有一次母亲让我去领取口粮，分粮的人给我劣质的稻谷，我提出质疑，对方扔过来一句话：没工分，吃工资，还想有好谷子？或许因为这样，伯父带着伯母和小儿子住在单位，大儿子被放在家里（他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了），才十四五岁的小子，从事与壮劳力同等繁重的农活。为了照料堂哥和他妹妹的一日三餐，晚年的奶奶仍然要绑着围裙下厨房。对于父亲和叔叔的苦苦相劝，她总是说，兄弟分了家，就是各家各户的事，让你们养你哥哥的孩子不妥当。像每一个父亲母亲一样，她始终守着公平的意识，在乎子女之间的一份平衡。如果有什么困难可能破坏这份平衡，她便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应该承担起来。包括被抱养的小儿子在内的六个子女始终保持着和睦亲昵，一定有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略把声音放大些就会感到呼吸困难的老人，她把一些美好的东西通过血液和生活悄悄地传递给我的父辈、传递给我们，并将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

爷爷手上留下的这一溜两层木瓦房，是结构宏大的宗族大厝最左侧的一间。那时一村子男女老少大多聚居在这座大厝里，女人之间的闲言恶语，由此引发的男人之间的争吵，惹起我们的兴奋。我们赶去旁观，奶奶却在家门口阻拦，即使我们已经钻进吵吵闹闹的人群里，她也会跑过来，伸出那双干柴般瘦弱的手把我们拉走。她无力劝架，所以便躲开来，不愿意掺合一场闹局。她也有和人家争嘴的时候，那是因为护犊，比如有人凌辱了伯父家的两个孩子，我的父亲又不在家，这样的时候，她便要挺身而出。挺身而出也不大声叫骂，把自家的孩子叫回来，说道几声，然后对着还在恶脸谩骂的对手沉着声调说一句两句：哪里就都是我家孩子的错？对孩子哪能这样？他们的父母都不在家，你这不是欺负人吗？她显得那样衰弱，仿佛承受不了一个幅度稍大些动作，但是她的言语是威严的，也是足够让对方悻悻地结束恶骂的。然后回到家，数落着自家的孩子。只有这样的时候，奶奶才是罗索的，她会把一番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说到伤心处，声音被卡住一般哽咽起来，便撩起围裙擦试眼窝里渗出来的眼泪。

哽咽的声音里含着怎样的经历和承受呢？我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理会。我只是知道，奶奶是个爱流泪的女人，让我看到了她的脆弱。她的哭，有时是伤心，有时是欢喜，有时是因为激动。那一次，我在自家的门槛前捡到一张面值两元的纸币，像是刚印制出来的，崭新锃亮，折起来会发出清脆的声响。两元，那是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呀！父母平常给的零用钱，是一分两分，最多五分；压岁钱，两角；上学学费，一个学期只要一元；我的书包掉进水里浸湿了，买新书，语文数学两本，只要交给老师两角。一张两元的新钞票，一定是要被父母锁进存钱的小木箱的。我的狂喜一阵接着一阵，又充满着担心，担心被人发现，不知道把它藏在哪里，又担心丢了这么大一张钞票的人心里一定很着急。要是父亲或母亲丢的呢？他们也一定会着急的，两元钱等于他们一天的工资，等于一家子几天的伙食。我没想到它是从奶奶的荷包里跑出来的，在我因为藏在口袋里的这一张面值两元的钞票而惴惴不安的时候，奶奶慌慌张张地从里屋抢出来，低着头四处寻找。院子里，我家厨房，她自己的房间，叔叔家的厨房，她这样往返着，头没抬起来，动作也变得紧凑，一点不像平常那般迟缓，脸上的那些皱纹几乎就要哭出声来。我犹豫着，又犹豫着，然后才问奶奶：奶奶，是不是丢了钱了？奶奶这时才想起我在旁边，抬起头急切地问：你看到了吗？孩子你看到了吗？我从口袋里掏出钱，递给了奶奶。我看到奶奶被急切压抑着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她小心地把那张纸币对折好放进藏在围裙里面的荷包，一边连声夸我：孩子你真乖，你真乖。然后她很急促地拉着我的手，把我牵到她的房间，打开枕头上的藤皮箱，从里面取出一瓶罐头，递给我，又要去找厨刀，切开封盖。在我享受那瓶罐头时，她一直就坐在旁边，看着我的目光充满着柔和的爱意。然后，她想了想，又从荷包里找了一张一角面值的纸币，一定要塞给我。那一刻，我是如此真切而强烈地感受着一个老人的喜悦，而且这个喜悦是我带给她的，它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植下了这样的意念：一个人，他是可以为别人带来快乐的；为别人带来快乐的人，他也一定是快乐的。

奶奶终于迎来她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这应该是她一生中最宽慰的一段时光，田分到各家各户了，饥饿已经不再；儿女们的日子比起过去好得许多，孙辈一个个蹦蹦跳跳；七十岁那年正月，儿子们还为她筹办了盛大的寿宴。坐在院子里的奶奶很开心地和别人交谈，脸上总是挂着满足的微笑。然而她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她生病了，不能起床了，儿女们围在她的床塌前，安慰她，为她偷偷落泪，无措地看着她走向她向往已久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