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的日子

看电视剧《蜗居》，想起当年自己蜗居的日子。一家人挤在二十余平米的斗室里，面积还没有现在家里的客厅大。一张双人床，一个组合柜，两只箱子上放一婚后买的十八寸的彩电，这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家当。房子不大，房主也不是我们，但我们一住就是十年。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事了。这是一个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的年代，这个年代流传着美眉谁有房子就嫁给谁的说法。当我和妻子谈婚论嫁的时候，房子问题同样也现实地摆在了面前。岳父，一位曾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离休老干部，体谅我们的难处，决定将他自己补差刚分到手的一室房让给我们。听到这话，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

很快新房收拾到位。一张双人床靠墙而立，窗外明媚的阳光透过擦拭得一尘不染的玻璃窗正好洒在床上。另一面墙上靠着我们刚刚买回来的组合柜，组合柜旁边那个墙壁三角转弯处，是我单身汉时留下来的两只木箱。转过来是过厅，放着饭桌和几把折叠凳子。这就是我们温馨的家。

刚结婚时只有俩人，住进这漂亮的新房里别提有多惬意了，当然也并没觉得房子小。转眼一年过去了，随着儿子呱呱坠地，这房子的窘迫日益显现。先是照看孙子的母亲从乡下赶来了，怎么解决住的问题呢？与妻子一商量，买回一张钢丝床，支在过厅里。晚上支，早上收，要不我们连门都出不去。母亲在亲邻里的人缘非常好，人家听说母亲添了大胖孙子，提着土产的鸡蛋，一拨拨地从百里之外的乡下赶来了。在热情接待来人的同时，这住的问题可真让我上火呀。母亲是个热心人，闲聊中总是非常实心地再三留人住下。在场的我虽然一再地递眼色，但母亲总是不理会。一次实在忍不住的我，在客人走后告诉母亲说城里房小现在家里实在没有留人住宿的条件，母亲听手很不高兴。教训我说，你可不能忘本呀，再难我们也要想想办法，不能委屈了亲邻呀，他们难得来西安一趟。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蜗居的日子里，一般来了女同志，我就提着钢丝床夹着被子到办公室里凑合一宿；来了男同志，就将妻子赶回娘家去。如果再还安排不了，就到楼下的单位招待所登记。有一次，家里来人多，又适逢开会，单位招待所也无空床，我只好满含内疚地让两个大人睡一张钢丝床上。第二天非但两人没睡好，钢丝床也由于超负荷受力而损坏。

那时家里就我一个人在省城工作。对姐弟来说，到西安我家是最理想的歇脚的地方了。所以我的家也就成了办事处、招待所、接待站，姐姐家的冰箱、洗衣机等第一代家电，几乎都是我在西安帮着买的。弟弟多次经西安到外地，吃住都在我家，作为为兄的我受累是理所当然的。难得的是妻子，不厌其烦。尽可能安排弟弟可口的饭菜，走时还要带吃带喝，照顾得非常周到。

蜗居的日子虽然艰苦，但过得却很充实。母亲回去后，幼小的孩子没人照管，虽然我们经济非常紧，但还不得不一月四十元钱请保姆。这四十元钱可没有列入家庭预算，我一介书生没别的能耐，只好靠“爬格子”给报刊投稿挣得的稿费支付。每当夜深人静，妻子和孩子悄然入梦的时候，就是我潜心“爬格子”之时。有同事来家问，没有写字台你在哪儿写东西呢？我说饭桌也可以当写字台用呀。有一次，应约为一家单位写一篇长达五六千字的文稿，说好了第二天早上人家在楼下取，可由于孩子没睡我晚上十点还没动笔。时针快指向零时时，我伏案，疾书到凌晨两点多后上床休息。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就起床了，再写到上午八点，完成文稿并按时交付。

如今房子住得宽裕了，可到家来的人却少多了。姐弟都在西安买了房子，父母也早在几年前就搬到城里居住，有什么事，当天就可以往返，根本用不着住宿。孩子也上了大学，几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平时家里就俩人，常常会想起当年蜗居的日子。有一位爱好书法的朋友，当年专门为我们小屋题写的“室雅何须大”的墨宝，我至今仍然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