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悲剧父亲之：宿命

父亲在个人政治前途上没有什么自信和期盼，但在文字、数字方面确有他的天份，同时也有特别的爱好。他有超乎寻常的记忆力，经他测量记录的数据，不仅当时就能背下来，而且很长时间以后仍然能记忆犹新。由他经手的每一笔经费收支及往来关系，不但账目清楚，其来龙去脉他随时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如数家珍。

父亲的阅读能力很强，但他并不爱看小说、故事之类的书籍，而是喜欢看报纸、文件之类的东西。这叫人有点匪夷所思，也许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有政治渴望的，所以对政治人物、政治动向和政治事件有一种特别的关心，以寄托不可能完成的夙愿。

父亲的这些特长，显然给领导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凡遇上汇报总结之类的事情，只需找父亲来问问就成，而且，父亲做事总是非常仔细，领导可能需要的资料，他都定期整理成册，以备急用。

父亲的这些特长也给他带来了又一次机遇。

1963年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全国城乡拉开序幕。“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的“四清运动”，一下子使很多“四不清”的干部成了人民的敌人，也有许多“四清”干部成了先进典型。

父亲长期担任的大队工程连的会计和工程员的工作都是容易孳生资产阶级思想、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岗位，因此成了四清运动首先审查清理的对象。

对父亲审查清理是由公社党委成员亲自带队进行的，可见上面是非常重视的。父亲自己本身就有政治情结，所以，对毛主席、共产党及时事政治非常关注，在接受工作组询问时，更是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其政策水平连工作队员们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父亲的家庭成分清白，祖宗三代、姻亲三代都是贫下中农，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这三清父亲很容易就过了关。

但在经济清查时，却着实让父亲惊出了一身冷汗。

前几年的账目，由于父亲在每年结束时都进行了整理，队员们在清理时也没费什么工夫，就得出了结论，顺利通过，并且评价很高。但当年的账目汇总以后，却与出纳账目不一致，据说出纳的钱柜里多出了30多元钱，父亲的嫌疑是，是否想与出纳合谋贪这笔钱但没来得及？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件小事，闹不好就成了阶级敌人，甚至还要坐牢。

父亲的性格本来就胆小，这一惊更是如临末日，挺好的记忆功能此时也好像惊没了，只是反复对工作组的同志说一名话：我不是这样的人哪，你们要相信我呀。领导就是领导，确实很有政策水平，组长发话说：这事不忙公开，用一段时间仔细查查，让他们也好好想一想，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领导的这句话让父亲感动得什么似的，人渐渐平静下来，记忆功能也慢慢恢复了，没过几天，果然记起了这30多元钱的来龙去脉，一查果然分文不差。

这件事不仅让父亲转危为安，也让工作组长很有成就感：你们看看，要不是我明察秋毫，不是冤枉了一个好同志了吗？既然是好同志，当然得表扬，于是父亲就做了“四清运动”的先进典型。领导讲话时，总把父亲作为榜样加以宣传，其它连队也经常有人请父亲去指导会计账目，并且经由父亲看过的账，年终清理时，总能很快顺利通过检查，父亲一时间成了全公社的名人。

几个月后，父亲被调到四清工作队，成了一名工作队员，不久又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经历了心理上的冰淬火烤，父亲的命运迎来了又一个艳阳高照的晴天。

32岁的年纪、贫苦的出生、共产党员、四清工作组干部这一系列的个人身份，在那个全国江山一片红的年代，是足以让一个人在一夜之间地位升迁得连自己也会感到心悸的。

父亲那时候一定有很多的向往，至少也会做一下当一个正式国家干部的梦吧。我想无论那时父亲做什么样的梦，都离他很近，近得唾手可得。

事实上，从大队到生产队所有的人都已经把父亲当成了国家干部，逢年过节有很多人来家里探望，就连家里人等都俨然成了国干家属，倍受众乡亲仰望。

鲜艳的政治之花，必结丰硕的经济之果。父亲虽然没有和拿国家工资，但队里给他记的工分总是最高的，年终公布工分，核算分红时，社员们总是要为工分多少的事闹上一阵子，唯独对父亲的工分没人提出异议；母亲劳动能力较弱，如果个顶个的干，母亲的工分肯定少人一大截，队里就安排她当饲养员，工分虽然只挂平均水平，但风不吹，雨不淋，也算碗轻松饭；祖父当起了专职管水员，专门负责田间查漏补水，常常顺便捉些鱼虾改善生活；年关四节父亲少不得会带些钱物回家，一家的小日子在近邻远亲中也足够让人称道的了。

也正是在这期间，我和我的三个弟妹相继来到了这个平和、顺序的家庭。

令人意外的是，父亲的命运好像跌进了一个怪圈，始终不能逃脱缺憾的结局。父亲的编外国家干部，也无例外的一干就是四年，毫无起色。

在父亲当上工作队员的第二年，那个重用提拔父亲的公社领导到县里任职去了，虽然也常常关照一下父亲，但到底是县官不如现管，父亲在其他领导手下当兵，显然没有那么得心。工作上虽没出什么的差错，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尽忠守职，这当然没什么不好，问题是，父亲在领导面前总是那么谨慎小心，缺乏适当的豪放和自信，当然不可能成为领导的心腹和朋友；父亲虽算不上知识分子，但骨子里的清高总是如影随行，行阿夷奉承之事父亲脸上是万万挂不住的。试想，有谁会把一个木讷、怯懦的人使劲往上顶，除非他是这人的亲娘舅。

就在这一年，同一个生产队里一个从小与父亲一起长大，并且是由父亲手把手教过会计知识的的贫下中农，被工作组长突击提拔，并且转为国家正式干部，之前他只是一个小队会计。

这让父亲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说，他有什么，就是喜欢认干爹。认干爹有什么不好，对人无害、对已有益的干爹有时也不妨多认一些，看来父亲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

“四清”工作组的历史使命随着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开始，宣告完成。

父亲命运里那些唾手可得的机遇，随着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开始，也消逝了踪影。

但必竟是根红苗正、政治可靠的贫下中农子女，作为领导阶级的优秀分子，父亲被安排到了附近的一所中学当了管校代表。这个职位实际上是个虚名，大部分时间在队里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学校遇有大的政治活动，去走走过场，年底多给点工分而已。也就是说，父亲这时候已结束了脱产离家工作的生活，重又回到了这个离开了多年的家。

父亲回家时的场景，似乎是我出生以后的第一桩记忆，所以至今依然深刻。

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我们全家人都站在屋旁的老楝树下，等着父亲出现在那条连着村口的窄窄亮亮的小路上。那天的太阳很毒，从老楝密密叶缝中透过的细碎阳光，瞬间就能把身上汨汨渗出的汗水蒸发掉，留下白白的盐渍，蚀得皮肤奇痒难忍。我所以忍受酷暑，只是为了痴痴地等候父亲会带回什么好玩、好吃东西。

父亲是坐在一个拖拉机上回来的。送行的人很多，据说还有区、社的主要领导，车上拉着大红的横幅，车身两边插满了彩旗，那时的我不懂世事，只觉父亲很本事，但失望的是，父亲并没有带给我期望的东西。

这时候的家，已经大不如以前了。祖母已经去世，5个年幼的儿女，祖父已经年迈，加上这么多人也需要人操持家务，也就不能再帮家里挣工分了。一个8口之家，也就父母两个劳动力，其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

回到生产队后的父亲，依然公务很多，副队长、会计、贫协主席、记分员等，可谓身兼数职。母亲在养猪，一天到晚守在猪场，能见到父母的时间很少。即便是这样，父母的争吵声也常把我从梦中惊醒。

和我睡在一张床上的祖父，见我惊醒，总会敲响父母的房门，予以呵斥。小时候，我最担心和害怕的事，就是父母之间的争吵，我不明白，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仇恨。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我和兄妹们的生活和管教都是由祖父来操持，因而对于父母没什么特别的印象。祖父依然奉行着他那套“吃的不少，打的不饶”的原则对我们实施管教，他那些传统、朴素的是非观在我的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