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悲剧父亲之：疲软的梦

令祖父母没有想到的是，1957年冬季，全国性的兴修水利的建设运动，改变了他们分家的计划，也给父亲创造了机遇。

这年冬季，全国的贫下中农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在今冬明春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号召，每家出一个壮劳力上工地。继祖父看父亲身体弱本来想自己去，但农业社的社长说：这回是专要你家儿子的，继祖父说：怎么可能？社长说：我们要他去当工程员，专管记账算土方。继祖父欣然。

父亲要去当工程员的事，使全家皆大欢喜，并且各自都有值得高兴的理由。但最高兴的恐为父亲自己了。此时父亲想像的翅膀已经飞到了美好的未来，这就是：做一个靠知识吃饭的人，最终成为人才；祖父母高兴的是，从此家里又步入了和平、正常的轨道；母亲说，我也不喜欢战争，我也希望这世界永远和平。

也许老天此时也对这个家开了眼，就在父亲将要去当工程员、去体验外面世界的精彩、去大展宏图的时候，在结婚两年多以后，母亲终于怀上了我姐姐，祖父母脸上更是乐开了花，从此对母亲关怀备至，以求早日品尝天伦乐滋味。

父亲在水利工地上果然干得不错。收土方、算工程账这样的简单操作及运算，在现在来看简直就是小儿科，但在当时却让父亲很有优势，并且也为农工及工地领导十分推崇，这对父亲那颗长期揶拟的心来说是个极大的抚慰，从而更加激发了他无限的革命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劲，从未在家里表现出来过的诸如积极肯干，吃苦耐劳等品质也从父亲身上喷薄而出，从而使父亲成了为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就在第二年春天，工地领导敲锣打鼓地给家里送来了喜报，父亲成了劳动模范。

后来父亲每每谈及此事，脸上总是荡漾着无比自豪的笑意，说明父亲对那段时光，充满了怀想，作为人生中最为快乐和荣耀的时光，已被他铭刻在心。小的时候，继祖父也常对我说这事，说他从前可能是轻看了父亲，没在父亲身上寄什么希望，这件事使他触动很大，以至于转变了他对父亲的态度。并说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体变得强壮多了，对你母亲的态度也和蔼多了。继祖父说：那时候你爹其实非常辛苦，早上比别人要早起床一个多小时，分配任务；晚上比别人迟一个多小时收工，验收任务；中途他不休息还主动下坑挑土，不晓得他哪来的劲，何许真是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的结果。

小试牛刀，旗开得胜，父亲一时间成了这行的热门人物。但凡水利建设、农田改造、社团拆并等涉及测量、计算的活，父亲便成了领导首选的技术人才。父亲不愿落家，手头活紧，也确实没有落家的时间，倒也落得了个两头愿。并且，父亲挣来的荣誉让家里很有自豪感，特别是母亲，逢人便开始主动介绍我是谁谁谁的女人，赢得了很多羡慕和奉迎。祖父母虽然不露声色，心里对父亲也是刮目相看。

转眼到了1958年的晚秋，当地的气候虽然早已过了浮躁的时节，但这里的人们却进入了史上最热血沸腾的时候。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这个平和的季节，迎风飘扬，在亿万人民心中激起了万丈波澜。迎着火红的朝霞，身披着万道霞光，万众一心前进在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成了最豪迈、最流行的旋律。所有的人都相信，经过今年，最多明春的努力，大家就能迈进美好的共产主义。

父亲心情当然也是一样：心潮澎湃，斗志昂扬，决心和全国人民一道信步迈向共产主义。但父亲始终不明白的是，共产主义到底能给咱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经过打听，父亲了解到了大家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一是伙食问题；二是干活累不累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两个伙食标准的版本，开始传说的是，每人每天3斤肉、1斤酒、1条烟；后来改成了3斤肉、2斤酒、2盒烟，改的原因据说是每天吸一条烟，会伤人身体，把烟量减少，是为了让大家多过几年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父亲想也是呀，一天一条烟不得把人抽死吗，还是上面英明啊。对于第二个问题，始终只有一种说法，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具体说就是：你想干活就干活，没人逼你，但那时人人都把干活当吃饭一样，一天不干活就发怵。父亲始终没想明白，怎么会这样呢？

这年冬天，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准备工作似乎已全部完成：原来的区政府改成了人民公社；农业社合并成了生产大队，下设若干生产小队，各大队均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开办了集体食堂，农田也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统一安排耕种，男女老少都吃公家饭、做公家活。一切迹象表明，共产主义社会已经到来。略显不足的是，伙食没有宣传的好，劳动强度也比宣传的大，但大家坚定不移地相信，明年就一定会达到宣传所说的标准。

人们等待的这一天终于没有如期到来，相反，大家的伙食倒是一天比一天差。第二年，人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了。接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异常苦难的年代，史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三年灾害，我看有天灾、也有人灾。

这三年，据说饿死了许多人，但父亲及其家人虽然日子过得异常艰辛，却好歹都保全了性命。小的时候，继祖父常常给我讲那时的事情。继祖父说：你妈和你姐差一点就饿死了，是你爹工作的连队（那时在外当民工，都按部队规则编制，县级为团、公社级为营、生产大队级为连）的事务长回家探亲，给了8斤高粱才救了她们母女。后来父母吵架时，父亲常常说这事，说是因为他的关系，人家才那么做，那么多人挨饿，他为什么没给别人？俨然是母亲的救命恩人。但母亲却并不买账，说父亲不象人家那样顾家，不然，没有那个故事。据说当时父亲在连队里身兼数职，而建设工地的粮食是首先保证的，偶尔救济一下家里也未尚不可，如此说来，父亲确实存在缺乏家庭责任感的问题。

父亲在水利工地一干就是5年。

那时候，水利工程连隶属各个生产大队，民工及连队工程指挥部都是临时流动的，由大队支部根据各个工程的实际情况部署安排，所谓铁打的营盘流动的兵。父亲的工作及职位似乎也像这个营盘一样稳固，会计和工程员的职位好像成了他的专利，大队支部在安排工作的时候，从来就对这两个职位不作其他考虑。在当时，就算你是工程指挥部的指挥员都是不脱产的，是要抽出时间参加工地劳动的，但会计和工程员却是正儿八经的“脱产干部”，因此，这两个职位是很多人所窥觊的，大队支部能这样安排，至少说明父亲的工作水平和能力是不容置疑的。

但，有一个令很多人，包括家人都十分费解的事情：既然父亲具备这种当时很多人都不具备的工作水平和能力，但为什么没能得到提拔呢？

那个年代选拔干部，全都从基层劳动人民中产生，主要从政治和工作水平及能力两方面考查，当然考查程序不象现在这样复杂，只要支部推荐、公社领导审查同意就成。如果县里或公社某个主要领导出于某种考虑要提拔某个人，可以直接就上去，称之为“火箭干部”。请你千万别误解，这个称谓不带任何讽刺意味，相反，如果说某人为火箭干部时，人人都顿生仰慕之情，某人也显得意之色。

论政治条件，大家都差不多。贫下中农出生，苦大仇深，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公社，但是，论工作水平及能力就差别大得去了，像父亲这样工作水平和能力的人，在当时的农村还真是少得可怜。事实上，与父亲情况差不多的其它连队的工程员或会计，大多数没干多长时间就被提拔到了营部或团部，稍作培养即成了国家正式干部，有的干脆坐火箭直接就上去了，后来有的成了公社、县、地区里的主要领导干部；有的由于不能胜任，也就回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去了，像父亲这样稳坐钓鱼台，一干5年的还真不多见。许多年以后，我也参加了工作，有不少领导知道我们的关系后，特地向我打听父亲的情况，并要我代问父亲好，说在60年代前后搞（水利）建设时，与父亲同吃同住过，也充分证实了上述事实。

父亲一直很忌讳谈论那段经历，每每问及，在他脸上总能看到一种很惭愧、很落寞、很自悲的神情。看来，父亲也觉得，自己不能像他人一样被提拔，一不赖领导、二不赖组织，责任全在自己，是自己没那个出息。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显然与父亲不一样，我认为这是由父亲的性格特点所造成的：首先，之前父亲所经受的压迫和轻视，造成了父亲严重的自卑心理，在其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对自己的强烈鄙视情绪，其外部表现为，孤僻、自私、敏感，处事接物小心、犹豫，极不自信，在领导面前没有朝气、在群众面前没有威信，这样的同志，逮谁谁也不会提拔他的；其次，父亲的生活经历，形成了他消极悲观的生活态度，安于现状、害怕改变、逃避现实，看不到前途和光明，没有勇气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所以，预期利益总是与其失之交臂。

这样的心理状态，加上当时这样的社会环境，父亲的命运事实上早已注定。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米卢的足球名言：态度决定一切。这话虽然略显绝对，但也充满了哲理，在机遇面前，如果那时父亲的态度积极一些，他的人生可能就会因此改变，他的生命可能就不会这样苦涩；如果中国足球界的精英们的态度积极一些，中国足球的命运也可能会因此改变，它的处境也可能不会这样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