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

爷爷的一生简单而平淡，只有死亡是比较轰轰烈烈的，这是他的说法。

1930年他出生于山东东阿县的一个富农家庭里，兄妹四人，三男一女，我的爷爷是长子，在那个封建的时代，长子也就意味着责任。爷爷不喜欢读书，却喜欢听评书，听戏。他书虽读得不好，但也有相当于现在小学毕业的水平，已经很了不起了，是可以当账房先生的了，可是最后，我的爷爷终于也没有当成账房先生，他志不在此，至于他到底想干什么，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也无从得知，又或许他没什么大志向，我是这么认为的。

待到爷爷长大一些后，家里的境况也一天不如一天了。黄河流经山东，并从这里入海，这就注定了山东是个多灾的地方，尤其在那个没有什么有效的防洪措施的年代。爷爷跟我说，那个时候逃荒的逃荒，抓丁的抓丁，谁还管你什么地主富农的，年头不好大家都没吃的。家里虽不至于闹饥荒，但也并不宽裕。就在这千钧一发、间不容发、蓄势待发、意气风发的紧要关头（我想我爷爷要表现的应该是这意思），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决定三兄弟一起出去经商，那样的话没准还有条活路。爷爷满是皱纹的脸上浮起了微笑，从他已经混浊的眼中，我依稀看到了当年那个勇敢的年轻人的影子，我想那段往事一定很令人怀念向往。娓娓道来中确实如此的惊心动魄——贩私货的确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但相对的，风险也比别人多得多，爷爷只对我说了一段那时的经历，那次，他们要带着货渡黄河的时候，却被白匪兵拦了下来，一行十几个人，被几十把枪指着，当场就有几个人尿了裤子。我爷爷说，他其实也差点，不过最后关头憋住了，因为他知道那群狗娘养的就喜欢看人尿裤子，所以他绝对不会顺了他们的心思。那些人当兵之前许还是个人，当兵之后就全变成狗了。当然这话爷爷是对我说的，当时的情况可不是闹着玩的，爷爷肯定也哆嗦着身子应景来着，只不过他好面子不说罢了。

挨个抓了（当场被崩了的不算），下了大狱。要人，就得拿钱来换。家里人东凑西借，这家跪了那家求，总算把人赎出来了。我祖奶奶没读过什么书，可也知道个理儿，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再干了，一大家子过不下去，那就索性分家吧，各顾各家，还能营生。

爷爷前思后想，苦思冥想，千思万想后，决定迁到东北，虽说落个逃荒的名声不太好，可总比饿死强呀。爷爷对我说，“我要是不来东北，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呐！”原来，来东北没几年爷爷的妻子就病故了，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是逃荒过来的我奶奶，生了我爸爸。爸爸是家里最小的，爷爷的亡妻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也就是说，我有一个大伯，两个姑姑。听说，本来我还有一个小姑姑的，但不幸的是出生没多久便夭折了。

我爸爸是1963年出生的，没赶上什么好时候，三年饥荒刚过，十年文革又来。还好我爷爷没什么思想，既没让那些戴红袖标的拉大街上批斗去，也没蹲过墙角下牛棚什么的。爷爷说，他们设定的这些待遇都是给那些高层领导用的。因为他们那群人反对右倾思想，否认左倾思想，也抵制中间派，所以我爷爷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群什么人，或者是不是人，只以“戴红袖标的”来称呼他们，爷爷在说这群人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群小脚的街道办大妈……

时光匆匆，流年似水，日子一直不咸不淡的过着，爸爸娶了妈妈，妈妈生了我，我长大了，爷爷老了。人老了，也开始变得有思想了，于是爷爷就开始瞎琢磨了，他考虑着要去佳木斯定居，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自然是片刻也不能分开的，于是我们三人组团去了佳木斯，一住就是四年，四年里爷爷自学成才，学会了修自行车，还挺盛名远播的。他没用过我爸妈寄来的一份钱，他嫌他们花钱太大手大脚，他说要把那些钱存起来，将来给我置办嫁妆，我那时发现我爷爷其实挺有个性的，倔的可爱极了。

这一辈子，爷爷其实没怎么操劳，他有四个孝顺的儿女，让他衣食无忧，他有六个调皮的孙儿，让他烦恼让他笑。在爷爷因食道癌而缠绵病榻时对我说，他这辈子没什么可遗憾的了，他一生平淡，却又不太甘于平淡，老天让他有个轰轰烈烈的死法，他也心满意足了。

爷爷去了，了无遗憾。

这就是我的爷爷，一个很普通的人，而已。

我想念过，哭过；追思过，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