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打工的人
文人下海打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些以舞文弄墨为职业的文人们几千年来尊奉“文以载道”或满足于主观情绪的体验和宣泄,都耻于谈钱曰利,使自己在一种清贫淡泊的境地中,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视为神圣而献身。而今,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干什么都得“面向市场”,商品经济的大潮迅猛无情地冲击着这道心理“围城”。文人们受不了金钱的诱惑,更受不了清贫的折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下海的下海,打工的打工,而今我也成为打工族中的一员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妻子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工作,他们单位职工因工人定级考试,要培训一个月,图书馆缺人,出一告示:照顾家属,打工二月,月薪200元。因为我们单位科研人员不坐班,所以妻子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给我也报了名,对我说:就当体验生活……,其实是那挡不住的200元钱的诱惑。
我虽是搞艺术理论批评的,也添为副研究员,但却是学图书馆专业的,虽离开图书资料岗位整整十载。却根底还在,功夫不减。妻既然已为我报名,我便也心安理得,高高兴兴的到她们图书馆工作上班,一则因为自己确实囊中羞涩,二则也可借打工之机体验一下生活,于是我开始了图书馆打工的生活。
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都不能没有图书馆,任何一个想在科学文化上有所建树的人,都需要利用图书馆。马克思在要求青年学习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把青年赶进图书馆里去!”
高校图书馆已成为高校三大指标之一,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维护自己的文化与创造一个国家未来命运之所在,而大学图书馆则是一所大学的心脏。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兼图书馆馆长巴克(Paul Back)认为:“没有健全的图书馆,就没有健全的教育”(转引自谢捖媛《大学图书馆内部空间配置之研究》,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2.3)。我国教育部颁发的纲领性文件《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第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它的工作是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相当明确地指出了高校图书馆的地位。一所学校要办好,必须有“三大支柱”:一是图书馆,二是实验室,三是师资队伍。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某种意义来说,图书馆比实验室和师资队伍还重要,因为它是知识的源泉。如果没有图书馆这种知识宝库,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知识便无法更新,也无法吸取新鲜“养分”,去进行科学研究。所以要办好一所大学,就必须要办好大学图书馆。有鉴于此,我对此次打工很有新奇感,所以心情甚至还有些激动。
在图书馆干什么呢?自然是“上前线”——在借书的窗口为师生员工借书。这个工作是沟通图书资料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中介,但由于他们的工作内容、基本义务所限定,往往被视为单调乏味的“低层次”工作。他们与读者交往频繁广泛,也最容易产生矛盾。这主要是,在馆员与读者长期的、周而复始的频繁交往过程中,大多是以无个性的人出现。读者借书还书,由那位馆员服务无关紧要,只要求馆员尽快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很少注意对方为自己付出了多少心血和努力。一般不会主动向馆员表示满意和感谢之情;同时读者还认为,馆员服务周到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对馆员来说,为那位读者服务都一样,没有选择的余地。工作受基本义务的限定,不少馆员感情是机械的,有的甚至是勉强的。正因为这样,在馆员与读者的交往中,双方大都不很留意自己给对方造成的印象或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如何;在言行上随意性也很大。往往由于漫不经心,言语不周或礼节不到而引起某些不悦或争执,甚至发生某种冲突。有鉴于此,我很注意自己。
由于每日面对的是全校的广大师生,我这个平时不太注意仪容仪表的人也开始有了一些“讲究”。外貌姿态、举止风度等,虽然是人的外表,但却深刻地反映出人们心灵深处文明修养程度。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程度上关系着整个图书馆对外的声誉和良好的印象。每天早上去图书馆前,我都要认真照照镜子,把头梳理好,看衣服整齐否?然后才步出家门,到图书馆后,在“出纳台”前的站坐走势、取递接送图书或借书证的动作,尽量体现出对读者的热情诚恳、礼貌待人的文雅态度。因为我想,我是副研究员,就应当给读者以往不同于其他馆员的感觉。
这个学校是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所以办学规模很大,各类在校生达一万余人,另外正直期终寒假前的考试,所以借书的人很多。我端端正正地站在借书处的窗口,望着那每日潮水般涌来的师生,拥挤在窗口,一位接着一位,手持借书单和索书。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经过艰苦复杂的查目录,填写好索书单,十分迫切地希望你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他所需要的图书。然而,一张索书单便让我在硕大的书库近80万册书中跑上很长时间。由于考虑图书保护,所以书库内并没有安装暖气,严寒隆冬,三九寒天,在书库中那一排排僵硬的书架上按分类号给读者找书。图书馆如果没有分类号,即便把你找死,也难以找到。
分类是区别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思想方法,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的一种本能。人们在实践中广泛运用这种方法来认识和区分周围的事物,从日常生活到探讨当代科学的发展,无不与分类有关。图书部门在对图书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分类的方法应用的尤为广泛。这是因为读者一般都是在某个专业范围或某个学科中从事科研、教学、生产和管理等活动,习惯于从学科和专业出发获取知识和信息。因此,用分类的方法管理图书是有益的。中国图书馆大都用体系分类法来分类图书,体系分类法是一种直接体现知识分类的等级概念的标识系统。它根据一定的观点,以科学分类为基础,文献内容的学科性质为后盾(对象),运用概念划分与概括的方法,按照知识门类的逻辑秩序,从一般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层层进行划分。每次划分,就产生了许多类目;逐级划分就产生许多不同级别的类目。所有不同级别的类目,层层隶属,形成了一个严格有序、线性的知识门类等级制体系。每个类目都用分类号作为标识,每个分类号都是表达特定知识概念的词汇,即体系分类语言的语词。分类号的作用,一是表示类目在分类体系中的位置;二是表示类目的排列顺序。
体系分类表对图书馆工作人员来说,是必须遵守的法典,它是沟通分类人员和检索人员取得一致理解的桥梁。
虽然图书馆的藏书是按一定的方法,系统地依次排列在书架上,使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明确的位置,以便排检;虽然我自己也非常熟悉图书分类法,但面对那些浩如烟海的图书,我还是得睁大我哪本来就不大的近视眼,聚精会神地找,找到后,急匆匆走出哪冰冷的书库,把检索到的书送到师生手里。看着他们拿到自己想借的书,心满意足的填着卡片,我的满足感也油然而生。然而,由于人多,容不得你有片刻的喘息,哪满足感还没有从心里跑到脸上,便又接到一张索书单,于是再肩负使命再急匆匆的返身步入那冰冷的书库。如此反复,一天下来,跑的路,绝不比纺织女工少。
不光累,有时还遭嘲讽、白眼甚至谩骂。在大学生中,确有一些人,看不起图书馆借书还书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眼里,大学生乃天之骄子,而跑书库者不过是“借借还还”的简单工作循环,把这种工作看成一种低层次的服务工作,跑书库是一个体力劳动者而已。于是借书时对跑书库的人如我等表现得很轻浮或傲慢。或敲玻璃或语言轻视,而你一旦没有找到他要借的书时,他或不信不满,或高声质问,或恶语相伤。不独大学生,许多教工尤其是一些博士生、硕士生对跑书库者也极不尊重。有一次,一位硕士生借一本书,我跑进书库,一查没有,他十分不信任的说:“我急着用,你为什么说没有?”我听此话,有些好笑,便请他自己进来找,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方信然。
我在图书馆打工的二个月之间,遇到了好几次十分令人气愤的事,但我都忍住了。遇有学生的傲慢态度和不逊之词,我退避三舍。一是我有自知之明,我是临时工;二是我从内心同情大学生,如果我脸难看,话难听,就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他们无法接受掉头就走,二是他们因为急于解决某项问题而不得不和你发生争吵,甚至相互谩骂。借书还书处于图书馆的第一线,与读者朝夕相处、相见,所以我尽量善说善行。因为语言具有十分强大的渗透作用,正如俗语所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管学生如何,但只要工作人员文明礼貌,温和的语言,如同春风拂面,使读者感到无比亲切和惬意。他们置身于良好的学习氛围之中,才能高效地摄取知识,储备知识,创造知识。难怪我离开了图书馆,许多学生反映:那位戴眼镜的临时工服务态度很好。话虽如此,但几次遇到近乎无赖的借书者,我有时也想对他们说:“老子也是副研究员”!
两个月,60天。天天跑书库,确实很累,是乎是时间改变了速度,特别慢。开始几天,几乎有些受不了,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下班。下班了,我有一种长跑运动员终于跑到终点的感觉。平时我整日在家伏案或读书或写作,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无所谓上班下班。而现在,则在耐心地等待下班的铃声,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涌上心头。休息,对于那些根本就没有付出劳动的人来说,是一种负担;对于那些付出轻微劳动的人来说,是一种无所谓;而对于那些真正的体力劳动者来说,则是一种享受和幸福!我上过山,下过乡,在改革开放的第三次商海之潮中,也曾一进公司,二下海南,也曾为一部未拍摄的电视剧苦熬过五日五夜。但似乎感觉都没有今天累,也似乎从来未感到图书馆下班铃声的亮脆与亲切……
我每每迈着疲惫的身子,一步一步迈向我的家——妻子所在大学的十平方“母子间”(这个大学明文规定不给女职工分房)。妻每每先我而归,由于跑了整整一日,马不停蹄,我的小腿肚子疼痛难耐,便躺在床上,很少吸烟的我点燃了一枝香烟,狠劲的吸,似乎要把一天的疲劳随着嘴中吐出的烟雾一同吐出。妻见我回来,笑脸相迎,又是给我倒茶,又是给我削苹果。我看见她则气不打一处来,埋怨她没有和我商量便给我报了名,指责她“要钱不要命,爱钱不爱丈”,云云。妻子抿着嘴,默默不语,坐在我的身旁。待我情绪稍稍平静之后,亲切而温柔的对我说:“跑书库是累,有一次我替别人值了一天的班,也和你一样的感觉。但你想想,图书馆那个部门没有人干能行?流通部有干部、工人,工人都去学习了,就是和你一起干的两位,都是大学生,一个是专科,一个是本科。小向是学图书馆学的专科生,书库一跑就是16年,从小伙跑到中年,小刘是去年才从西安交大毕业的本科生,学经济管理的,他们干的不是很乐观吗?哼着歌子进库出库,从事的不也是平凡琐碎的借借还还吗?他们没有优厚的工资待遇,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更没有五花八门的特权。他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只是努力用自己的服务让师生满意,最大程度的发挥图书的价值。人家干了半辈子,轻松自如。而你,才干了不到二个月,就受不了了,喊苦叫累,你想想。另外,你是写文章的,但你只知闭门造车,写的许多文章空洞无物,文字资料搬家。文章写好了没人发,发了没人看,看了不给稿费。你是高理论批评的,也搞创作,深入体验一下生活有什么不好?你在图书馆干上二月,肯定能写出好文章!”妻子这些话,我一个字也没有添盐加醋,更不是有意拔高。亲切而温柔,朴素而有理。当我把这段话写在纸上念给妻子时,妻笑着说:“你把我写成马列主义老太太了。”我说“现在许多崇高被认为是一种‘极左’……”
听完妻子的一番话后,我一时竟无话可说,一肚子怨气也消失了。我从内心真诚地感谢妻子这般理解我,如此支持我,关心我。同时,我也从她的神态与话语中感到同是知识分子,但由于出身和所处环境和工作岗位不同,思想情操也不一样。对劳动和劳动者的感觉也不尽一致。妻子是农家女子,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二年考上这所全国重点大学,毕业留校至今。她从没有我怕苦怕累的思想,看问题也比我宽出许多。看来,人需要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尤其文人,更应该放弃某种优越感,走出“彼得堡”!
从此以后的一段时间,还是天天跑书库,还是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师生,我却坦然了许多,因为这次难得的深入生活,必将是我一生生活经历和理论创作中的宝贵财富,我珍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