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琐记

麦收过后，雨水多了起来。一两天一小场，三五天一大场，直把那土地浇得潮润润、粘湿湿的，庄稼苗在雨水的浸润下，鼓足了劲儿似的茂盛生长，真是一天一个新模样。此时，田野里另一股生命力也在较劲儿一般蓬勃涌动，它们就是野草。看，路径边，河沟沿，树根旁，田地里，村庄的房前屋后，高的狗尾草、矮的抓地虎、还有茅草、扁扁草、玉姑菜、灰灰菜、鸡蛋稠、菽菽苗……一棵棵，一簇簇，一丛丛，一片片，到处遍布了它们绿色的身影。就在这草儿长到一抓一大把的时候，暑假到了，我们每年的割草生活也就开始了。

我在六七岁时，就开始和村里的孩子一块去割草了。挎着垂到膝盖下的长篮子，拿着小铲子，往路旁、沟边一蹲便用铲子抢、用手拽起草来。但常常是割不大会儿就玩耍起来，扑野花上的蝴蝶，逮草间的蚂蚱，堵路上过往的蚂蚁，女孩子玩的最多的是“过家家，走亲戚”的游戏，篮子里的草一会儿成了“走亲戚”的“礼物”，一会儿被拿出来切切剁剁成了招待“客人”的“佳肴”。直到日头升高，发现大孩子已有挎着满满一篮子草回家的时候，才想起自己也该回家了，可看看篮子里的草，多的有小半篮，少的连篮底也盖不住。这时，就会有歇息的大孩子，还有下地回来的大人来逗我们了，有的扯下几根树枝撑在篮子里，再把草覆盖在树枝上；有的捡几块土疙瘩埋在草下面；有的用手将草抄了又抄，口中还念叨着“暄腾暄腾篮，到家不打孩”，折腾好了，我们便挎着篮子一晃一歪地回家了。到家会挨打吗？不会。大人本没有指望我们小孩子能往家里的那堆草上添多少贡献，也许在他们看来，这只是演练，只是想让我们知道：家里的劳动也应有我们的一份啦。

后来渐渐长大，割草时便少了贪玩的心思，每次都要割回一篮子草来，因为我渐渐明白了割草的用意。旺盛的野草争走了庄稼的地劲，“草盛豆苗稀”，庄稼人要有好收成就要与野草展开“斗争”；上个世纪的８０年代，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要让全家过上好日子”的热情正充斥着每一家人的头脑，家家都喂养了猪牛羊，还有鸡鸭鹅，但这样下来光靠粮食、饲料、麦秸是支撑不了一年的，只有靠那大自然中的青草来救助缓解一下窘境了。于是，春季时野草一生长出来，田地里就开始有割草人活动的身影了，到了夏季，大人们干农活，孩子们割草便成了农村家家的习惯。

我十一、二岁时，已挎起了家里最大的篮子。因为我们姊妹都上学，负担重，平常又不能帮父母干活，只有趁放假的机会来弥补一下。哥、姐要干重体力活，所以割草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常常和堂妹结伴同去，我们两个都不会偷懒，除了雨天基本上是一天两趟。上午八、九点前天气虽不炎热，但走在庄稼地里，浓重的露水打湿了裤腿，打湿了鞋脚，走起路来又粘又滑。下午三点以后，太阳还亮得刺眼，热浪仍在一层层滚动，我们已钻进玉米地，蹲在玉米垄间向前行进了，汗水浸透了衣服，头发一绺一绺地贴在脑门上，我们割着说笑着，为刚发现的一片新草地欣喜，嫌铲子速度慢，便索性用双手交替着薅起来（我的食指整个夏季都是洗不掉的草绿色）。直到把这块玉米地里的草割得差不多了，我们才钻出玉米地透口气。可把草放进篮子里还没满呢，我们又挎起篮子一块地一块地的寻找草多的地方。可是能有多少草够那么多人割呢？而且是天天如此。很多时候我们找着割着，不知不觉间已离开村子二三里，有时实在找不到，便在路边抢矮矮的难铲的抓地草，或者割河边细细的不出数的水草。不管怎样我们每次都将篮子里的草摁得结结实实，还把草沿着篮子边直掖到篮系上，甚至淹没了篮系。暮霭笼罩了田野的时候，我们才挎起篮子回家。篮子太重，压得我们歪斜着身子，压得胳膊上出现一道道紫痕。回到家，母亲一边帮我卸下篮子，一边夸赞我：“又割恁多！”父亲则看着已倒在地上的那一大堆草说：“又省一大瓢饲料！”我呢，冲洗了一身的汗、泥，又灌进肚子一瓢井水，身心很快舒爽起来，一下午的劳累、炎热、口渴感觉全无了。

自我考上师范的那年起，母亲再也不让我下地割草了。当时我不知道是因为生活条件好转了，还是母亲觉得我跳出农门了。可是我的内心却在失去后留恋着割草的生活，听着父亲母亲掀起铡刀一下一下铡草时的嚓嚓声，闻着青草在庭院弥散的清新气息，看着自己割来的草被羊温柔满足地咀嚼，被牛痛快酣畅地咀嚼，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劳动收获啊——是欣慰，是快乐，是踏实！

现在，青青的草早已在随风招摇了，可还有谁去理睬它们呢？隆隆的机器让耕牛淡出了原野，大多数家庭也不再需要用喂羊来贴补家用，田地里的草用除草剂一喷便枯萎了，田地外的草呢，只任凭大自然去发落了。割草的生活就这样成为了一种经历，成为了封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