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酒文化

在历史上第一个把酒叫得彻响的，应该是曹操曹孟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虽然也曾经读到：“文王能饮千杯，仲尼可食百觚”的记述。文王和仲尼都是圣人，凡事波澜不惊，喝那么多酒却没有发出感慨。曹操这么登高一呼，以至于魏、晋两代酒风盛行，一直延续到唐、宋、元朝，到现在。酒都时时和文方大夫屡屡牵连。

酒和烟来比较，再论到文化的层面上，酒显然就有些冷落的了。因为在二十年代，徐志摩就作了《吸烟与文化》。酒的文化，据悉是开放以来，有一家卖酒厂家为了推销，别具一格的弘扬起来那个品牌的酒文化的，不过以销售为主要目的。不知道烟有多大年龄，酒要考究起来，杜康不是始祖。看看陶渊明的《述酒》就可以明晰：仪狄造，杜康润色之。有一个历史故事：大禹令手下仪狄造酒，大禹喝了之后，就疏远了仪狄。为什么？因为大禹断定：“此物能扰国。”仪狄可能还是个女子！这样算起来，酒有四千岁左右，夏初。因此，无论历史上每一习俗和具体物资的经久不息的延续下来，其内涵必有动力和意义。就前清来讲，女子裹足，无论如何也是个习俗，但是还是放足了；还有像古代的很多刑罚，比如：断足、挖眼、炮烙，还有给司马迁用的腐刑等等，都已经绝迹。饮酒何时可以绝迹，看起来是不可以预期的，就酒的质量来讲，可能越来越精美的。

我感觉酒实在是一种虚幻的物资，对其评说莫衷一是。喝多了，就会伤身体，甚至送命。的确，饮酒应该把持有度。一般说来，饮酒要以身体为条件前提，古人做了规划而有《酒律》。最可怕的是毒酒，陶渊明的《述酒》所述就是毒酒。晋朝最后一个皇帝司马德文让刘裕篡了权，被强行饮了毒酒而亡，陶公的述酒篇就是为司马德文申冤的。这篇隐讳（不隐讳，刘裕也杀他）的文章一直到宋朝才解析明白，一说是刘勰定的义。因此，酒是很神奇，可以把案子留下几百年。陶渊明留恋晋朝，因为其祖父陶侃扶持朝度有功，但他又不满于现实，就带着极其矛盾的心理而隐居。他嗜酒如命，饮酒必醉，然后就地而卧，醒了再饮。我感觉，他的饮酒不是烂喝，而是忧国忧民的，时世之下无可奈何。要想把酒的神奇与魅力诠释得清晰，是要把酒和人们的精神情操紧密地联系起来的。对于饮酒，多少人发出感慨，比如：平生不止酒，止酒情不喜；花琴月色酒一杯，酒中有趣君不识。若是掩饰了心中的各种情愫，来“质性自然”又有：醉花宜昼，醉雪宜夜，醉月宜楼，醉山宜幽，醉水宜秋等之说。总之，谁能说清饮酒之个中情趣，只有饮酒人知道。苏东坡称酒为“钓诗钩，”亦“是扫愁帚。”因此而有前后《赤壁赋》，把诗也钓出来了，把愁也扫了——“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客喜而唉，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籍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东坡先生一觉睡到大天明。“酒为翰墨胆，力可夺三军。”李白斗酒诗百篇，诗酒相扶，因此而得诗仙、酒仙之名。书圣王羲之，醉酒书写《兰亭序》。酒醒之后，写了几次都达不到那个境界与韵味。不可不说酒之神奇。力可夺三军。读了《三国》，方知煮酒论英雄；读了《水浒》又知武松打虎。“杯酒释兵权，”又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上将许仕友是靠酒来打仗的，豪饮之后，才显许将军之威力，智勇冲天，力拔山兮之势。使敌人闻风丧胆。

酒的另一个作用，是可以冲破礼俗的。这个冲破，用历史的角度来看，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魏晋之交的竹林七贤就是代表性人物。他们个个喝酒，而且放荡不羁。“借酒发疯，”傲视礼俗。因为魏晋延续着汉朝的礼俗，由于董仲舒的“罢趋百家，独尊儒术”被当时皇帝接受，礼教越来越森严；儒术，孔圣人立的，影响深远。竹林七贤又是魏晋那个时代文化的代表，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着社会和政坛的局势，后来影响了司马王朝的稳固。比如，那个时候父母去世了，儿女是要瘦身的，不多吃饭，更不准喝酒。不过他们提倡要吃饭、喝酒的。因此当局就定他们“居丧无礼。”当时属嵇康最为“顽劣，”大概是司马昭把他杀掉了。但是当局还是要利用他们的，据载，当时的皇帝要和阮籍结为儿女亲家，阮籍是不肯的。但又害怕重蹈嵇康覆辙，有人来提起，他就喝酒，而且一醉就是几天，最后终于躲过了“劫难。”这七个人每年都到河南辉县一个地方相聚一次的。喝酒、谈文学，谈国家。因此魏晋的文章是“清俊通脱”的。也就是说，纯文学性相当强。这一切与早期曹操的用人不拘一格有很大关系。曹操用了孔融，又把他杀了。因为孔融“专喜与曹操捣乱。”这与曹操自己的用人观又自相矛盾，知道这段历史故事的是很明白的。就是杀了孔融，那么个畅所欲言的局势已经形成了。可以这么说，魏初却开通了民主社会的先河。因此有人评价曹操：是有本事的。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唯一“不足”的就是：挟天子而令诸侯——名不正。对他的政治抱负制约很大。由于他的宽大政策，导致当时的文人就很“放肆，”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当权者的利益，就开杀戒。文人们也是怕死的，就喝酒。到了晋末的陶渊明的隐居与喝酒与他《述酒》篇，是文人们向当朝妥协的最高境界——静穆！静默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了归依的心情。这种境界，在中国以酒解忧的文士里面不多见。春秋的屈原、竹林七贤，包括曹操手下的所谓建安七子；后来的李白、杜甫，后来苏轼等等，都不免有些像怒目金刚，愤愤不平的样子。唯独陶公静穆！但就酒和历史文化的渊源，文根最深莫过于魏晋两个朝代，其代表人物应属竹林七贤，因为他们借酒之力把中国的人文文化向前推进了决定性的进步。

文王的千杯、仲尼百觚，稳稳当当；刘邦回故里举酒唱大风歌，为的是衣锦还乡；李白、杜甫等即使心情不平，也没有多大举动；苏轼最后亦老亦喝，死在一个荒僻的地方。看一首元曲，贯云石的《失题》：“……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得，醉袍袖舞嫌天地窄。”也还是不敢“居丧无礼”的！但是他们所有的文章和思想，要一尽抹杀酒的“功劳”是不足取的！徐志摩的《吸烟与文化》里面说：“学会抽烟，学会在沙发上古怪的坐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大学教育就够格了。”套改一下：“学会喝酒，学会在沙发上古怪的坐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大学教育也够格了。”如果再喝下去，说不定那就“酒后吐真言拉！”若要是从方士一流的金口流出，就基本是治世箴言的了！

——酒是不是摸着文化的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