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天使

打从我记事起，就没见过干父穿一次白大褂。五岁那年，我突然发高烧，喝了奶奶熬的三碗姜汤也不见效，妈妈守在床前，将一条湿毛巾捂在我的额头上，不到十分钟，原本从冷水里捞出的毛巾就开始冒热气。“看来不请大夫不行了。”妈妈和爸爸商量。大约过了十来个钟头，爸爸领着干父裹了一身白雪推开了窑门。我称呼他干父是因为他曾经给大姐挂过长命锁，大姐每年都要穿一身花衣服给干父拜年，回来除了挎包里装一些好吃的分给我们外，还要把干父给他新添的花衣裳在我们面前像时装模特那样展示一番，我们还没有看够，她就马上叠得有棱有角锁到柜子里去了。我们刚开始羡慕，后来嫉妒，再后来由于长期跟在大姐后面沾光，也盼望干父到我家来。干父和往常一样，先拍打完身上的积雪，就用手摸我的额头，我知道他边摸额头边说真乖，接着就会从兜里摸出水果糖分给我们，我们在乎的是糖果的多少至于那乖与不乖的评价倒无所谓。这一次我没有胃口，也就没过分关注糖果的有无，竖起耳朵等待“真乖”两个字，可干父一脸严肃，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该打一针！”。打针我是坚决反对的，尽管我还没有打过针，但邻居家的孩子发烧，我们村里的赤脚医生只一针就使他腿疼得瘸了两天。干父提出要打针，我只是不高兴，想那穿白大褂的大夫还没来呢，还有时间和父母“谈判”。没想到干父将玻璃针管在开水碗里做了简短的消毒后，抽了半管子药，我这才明白他就是大夫。尽管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齐上手，可我还是呼天抢地、拳打脚踢地和他们斗争了一番。这第一次打针出现了三个意外，一是我没有想到一向慈眉善目的干父竟没有穿戴任何标志给我退了高烧，二是干父打针不怎么疼痛，三是我的小拳头打破了干父的鼻子，他还是笑眯眯的给我发糖果。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像干父那样穿粗布衣服的还有可能是个医生。

干父以前在兽医站工作。文化大革命时犯事，不再是公家人。听说犯事的缘由是他的背包里不光背了一本纸质发黄、磨得失去边角的《寿世保元》这本医学书，还有一本《周易》。尽管干父作了“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和古文化不能截然分开”的解释，但造反派还是把他以“牛鬼蛇神”的身份给治了罪，把他的书当着全公社群众的面烧了。批斗时干父没低头，端掉他的饭碗干父也没表示不满，可烧掉了他的那两本书，干父泪流满面。后来听说大姐病重，母亲敲不开医院的门，路过兽医站，看见有个房间灯亮着，焦急的母亲抱着昏迷不醒的大姐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了那束昏暗的灯光上。那是站长的办公室，那天晚上干父偷偷的跑到站长（干父的老师）这里抄《寿世保元》。干父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偷用了老师的一支安痛定和两片阿司匹林，不到一个时辰，姐姐醒过来了，为了表达救命之恩，母亲请干父給姐挂了长命锁。从那以后，干父永远脱去了白褂子，但他每到一处，农家的土炕上总要慕名赶来一些“土包子”，干父望闻问切后从学生的作业本上撕下几页，在纸的背面开上许多草药，有时候觉得不太清楚了，就把他那本手抄的《寿世保元》拿出来瞧瞧。这没有任何辅助检查的诊断却能带来神奇的效果，怪不得病人把他当神医看。干父开的药方简短，十来味草药即可。有些药不需要上药铺找，干父执一把铁锹在山里转个圈就带回来了，叫乡亲们辨认清出后，下次就可以自己在山里找了。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的，干父常给他开个单方，如果凑效，下次再有类似病人，干父就不开汤头，用单方代替。干父的意思是“庄稼人，没来钱路，省一个就是一个”。干父看的多是些穿旧衣服、穿补丁上缀补丁甚至大冬天肉都露在外面的病人。他们是冲着干父的处方管用，又能抓得起药来的，至于诊费，干父从来没有收过。像样的医院里都有高干病房，干父的药箱搁在哪里，哪里就成了布衣的诊所。干父叫黄振升，老百姓亲切地喊他“黄大夫”，一是觉得符合称谓习惯，二是觉得符合干父和他们这些“粗人”的打扮。

干父上了年纪了，为了糊口，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开了一家诊所。没过多长时间，附近的几家诊所都因为干父的到来关了门。我原以为独家生意，每年赚一两万元不成问题，可实际上干父每年只能收入四五千元。别看他忙得脚步点地，大多是都是在为病人效劳。县卫生局开展打击销售假冒伪劣药品的活动，从大镇点甚至县街道的诊所里捕获了一大批假药。他们觉得干父的诊所偏僻，一定有些非正规渠道的药品。可当他们像搜逃犯似的用职业性极强的“鼻子”清点了诊所的每一个药片后，傻眼了。没有一颗过时的药，那说明你的手艺好，药销得快，但这些正规渠道来的药成本高，又和别的药铺一样的价格销售，利润在哪儿？一个人守在深山里不挣钱图个啥？“不是没挣钱，挣得少些就是了。人老了要那么多钱也没用，再说，那些药别说一箱子一箱子地用，处方上下一颗我都有点下毒药的感觉，心里不踏实。”干父的回答令人深思。

七十多岁的干父，给病人开几个中草药处方，他是内行，也不会有什么风险。西医理论性强，副作用大，干父对这个“舶来品”也没多大把握。我建议他只卖药，少开西医处方，更不允许他打点滴。内行最容易听进别人的良言相劝，干父也试着按我的建议去做。可穷山沟里的人，要跑几十里路找医院实在有点困难，加之他们一个个囊中羞涩，不敢到医院里折腾，有些病人拖得时间长了，危在旦夕——时间就是生命。干父干了这一行，乡亲们就指望着他。任凭他百般推辞，病人就是不走。朴实的农民为了推卸干父的责任，有的请来了村干部作证人；有的主动写下了医疗责任书，一家人都恩了手印；有的像我母亲当时抱着我的大姐那样跪在了干父的脚下。万般无奈之下，干父还得尽力而为。人命关天，干父每接一个危重病人就像一位老将军接了一项事关国家存亡的战斗，自己这把老骨头就全搭上去了。他先要打电话向西峰区人民医院的一位知名的专家请教，然后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对症下药。对病情不能得到及时控制的他要在自己的诊所里留观，好转了的病人他也要求再观察两天，已经康复回家的他还要打听是否有复发现象；有些病情严重，他实在没法医治，就主动承担起陪护的职责，把病人送到医院才放心。不知是上天的保佑，还是缘于干父的小心谨慎，他的诊所没有出过一起医疗事故。

至于给病人和陪同生火做饭、烧炕取暖干父更是做得周到细致。我上学时，得了中毒性痢疾，干父熬了十多个日日夜夜，控制不住病情，他急得掉眼泪，万般无奈下送到了医院，痊愈后他支付了所有的药费，他那微薄的收入，在当时来说也不算一笔较少的开支。但对我那样呵护是因为我是他的干儿子（他以后也给我挂了长命锁），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干儿子要在干父去世后披麻戴孝。可他对这些本就素不相识的病人管吃管住，分文不取，倘若不用“境界高尚”就不能对他做出中肯的界定。干父一直觉得“老百姓不容易”，就是感觉不到“自己不容易”。我们村离干父的诊所少说有六七十里路，可大多数村民一患病首先要考虑找干父把把脉，指指路。他们早已把干父当做了自己的家庭医生了，那么多人轮流着或者一股脑地挤在干父那个小诊所里，有的吃吃住住十多天，不知要给他添多少麻烦，特别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即使再有涵养，那身体还能受得了吗？我一直为他担心。可干父却说“人家看得上我这个糟老头子我就高兴替他们跑腿。”有时候我一个人傻想，干父如果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些曾经给他添了无数麻烦的人都应该像我这个干儿子一样披麻戴孝才对。

前些天，我骑摩托车去看望干父，诊所里有打点滴的病人，厨房里有生火做饭的病人家属，他忙着给病人取药。看见我来了，他第一句话就是“这么冷的天气，小心身体。”我在庆阳师范上学时，他老人家几乎每周都要给我送馍，冰天雪地中推一辆自行车，有时要摔好几跤，到宿舍楼下往往要等一个多小时，嘴唇都冻僵了说话都不大清楚了，我怎么当时没有说一句“小心身体”的话。是没有当过大夫，考虑不到关心别人健康，还是太没心没肺了，今天想来都有点脸红。现在当医生的医德败坏，像干父这样的人几乎成了我们怀念中的形象。即就是我这个所谓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德性方面也远远赶不上干父这位“布衣天使”。

但愿干父健康长寿，他若离我们而去，就是上个世纪医务工作者“精神之树”的消逝，我的痛苦就不单是感情上的难以割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