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得枯荷听雨声

11月5号到成都市政协查文史资料，在《成都市文史资料·第七辑》中有一篇陈茂昭写的《回忆1930年的西南大学》。西南大学校本部在成都北门楞伽庵24号，解放后辟为小学，三姑母曾任教于此多年，所以颇为熟悉。文章中我看到有杨村人的名字，介绍杨村人当时是西南大学的教务长、讲授现代文学，而管理校务的梁伯龙、讲授社会进化史的张竞若都是地下党员。西南大学因反动政府逮捕大批师生、抢杀教师梁伯龙、张竟若和学生唐昭光、郭秋痕，仅存在半年便被查封，杨村人也是共产党员，于是被迫亡命上海。杨村人，在《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中写着杨邨人。他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北京上海搞文学革命时，极有才华，记得他曾经写过一篇杂文，“给鲁近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鲁迅先生老了，又说鲁迅不应以“放冷箭儿的方式”对待与他的论战……鲁迅在回信中也和他论争，讽刺他“揭起小资产革命文学之旗”是“零星的忏悔……”我从小读鲁迅的杂文，对这位作者是十分熟悉的，同时从《鲁迅全集》的注释中还知道杨邨人是四川蓬溪人，蓬溪紧邻故乡，所以更加有印象了。那么这个杨邨人怎么会引起我的关注呢？一是他小女儿杨雨婷上山下乡到青川板桥公社插队，与我插队的孔溪公社毗邻，曾有过几次接触；二是文革结束后我考入南充师院中文系，那是杨邨人先生任过教授、文革中跳楼自杀的地方……

往事如烟，说来话长……

记得那是一九六六年初，上山下乡刚到青川的时候，元月份青川即举办全县知青文艺会演。在演出前，文化馆的老师黄素约到全县每一个知识青年药场、林场、农场，审查节目，指导编排。当时黄素约老师年轻漂亮，颇有才华。她到我们遥林山药场来审查节目时，对我们的几个节目都很欣赏，尤其是我编剧导演的话剧《年饭》，更是备加称赞。说是戏剧冲突设计得好，人物语言很有个性，戏剧节奏也把握得恰到好处。当时她便很惊讶，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毕业何校，为啥来青川……我们在聊天中，不知道她从何处得知我的姨婆即是巴金的弟媳，所以顺带告诉我：杨邨人的小女儿杨雨婷也上山下乡到青川，在板桥公社插队，这次她们板桥知青组的舞蹈《社员都是向阳花》就是她编导的，编排得很好，几个女孩子舞蹈的基本功也不错。最后黄素约老师颇为感慨地说道：“唉，想不到青川这个老山疙瘩里头竟然也成了大师名家之后的避居地……”当时我觉得她是在顾影自怜，但现在回忆起这句话，也可能有怜惜我们的意思……

黄素约老师回县城后，各地选调的节目陆陆续续到县城排练演出。我们孔溪公社的知青共有五个节目，所以人比较多。当我们从遥林山下来到公社时，会议室里坐了满满一屋子的女孩子。但我们都不认识。这些女孩子个个年青漂亮，她们嘻嘻哈哈，笑声充盈了整个会议室。我们好生疑惑，相互都在问：她们是从哪里来的？我站在会议室窗外往里一望，从她们戴的草帽和手中缀有向日葵花饰的毛巾，我便猜出来了，她们肯定是板桥公社的知青！我向这群女孩子瞟了一眼，看见一个正在缝着花边的女孩子，神情专注，目不斜视，她的恻影显得端庄秀丽，眉毛很长，长得快要伸入鬓角了……不知为什么，我心里便认定她就是杨邨人的女儿杨雨婷了，和一群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年青人在一起，她总显得别有一番风韵，别有一种气质。当时，我也年仅18岁，对这个由于父亲是名人而引起心仪的姑娘，我默默地向她致以注目礼。在去县城的路上，我叫我们的小伙子给她们帮点忙，其实我也属于多余，向她们献殷情的小伙子多得数都数不清，背服装拿道具的、唱山歌讲笑话的……那真是一路欢歌一路笑。山路，被才下过的雪覆盖着。蜿蜒曲折的小路上，年轻的足印溶化了雪白雪白的雪，露出了红红的、亮亮的山楂果。

在县城排练时，我还见过杨雨婷几次。其实每次排练，文化馆和宣传部的几位老师均在场。黄素约老师与杨雨婷似乎很熟了，有几次我都看见她们俩手挽手在招待所和剧场进进出出。每次见到黄素约，他总要含笑与我招呼，每次招呼，杨雨婷都瞟我一眼，便低下头去，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正式演出前，杨雨婷她们的舞蹈《社员都是向阳花》放在整台晚会的开始，我在台口边一直把这个节目看完。她是主舞，舞姿婀娜多姿，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风姿绰约，和着节拍，其韵律感，身段的柔韧度，面部的表情，尤其是那一双眼睛，充溢着盈盈的秋波，真是很美！舞蹈最后的向日葵造型，她恰好在正中央，然后旋转旋转，直到音乐结束…….我们的话剧《年饭》放在整场晚会的后面一点，是压轴戏。当时我们才下乡半年多时间，正值春节，群众对我们知青的热烈欢迎颇为感人，因此这个话剧也正合时宜。作为编导，我从大幕一拉开就跑到剧院下面找一个背静的角落坐下来，一边心里捏一把汗，怕演员忘词，把戏演砸了；一边也仔细看看自己的作品，感受一下观众的情绪。还好，几个知青演得不错，随着剧情的起伏跌宕，下面的观众也时而专注，时而欢笑……剧演完了，我从剧院的椅子上站起来，顺着过道往前台挤去。突然，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姑娘回过头来，向我笑了笑，昏黄的灯光下，这种笑，笑得有点凄然……我这时才发现是杨雨婷。不知什么时候，她也从后台跑下来，在剧场内看我的话剧《年饭》。我看见她并没有卸妆，只是在演出服外面套了一件军大衣。长长的辫子被军大衣压得严实实的，她的双手袖在袖筒里，整个人都蜷缩着。我想她肯定冷，青川的一月，已是零下几度的天气，滴水成冰，她不在后台的火炉边守着，却跑到台下来看，我实在是很感动，但是我说不出话来，只是点点头、点点头而已…….

演出结束了，整个县委招待所闹翻了天。先是加餐、吃霄夜，然后所有参加会演的知青便在各自的寝室里、过道上、厅堂内自发地开起联欢会来。反串角色，男扮女装，涂脂抹粉，洋相出尽。一直闹到第二天凌晨一点…….我们都清楚，明天我们又将变成一头周而复始、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牛”。

我没有玩得尽兴，看了蓬溪知青杨大汉儿反串的“逛新城”后，我便拿着改好的剧本给文化馆黄素约老师送去。黄老师告诉我，《青川文艺》准备发表我的话剧《年饭》。她叫我演出后把修改好的本子给她送去。剧本已经修改三遍了。我又翻了一遍，改了油印本的几个错别字，便向文化馆黄术约老师家里走去。路上下起了雪，点点雪花打在我的脸上，立即溶化了。我的脸很烫，因为演出的成功还在感动着我，使我感到很兴奋。来到黄老师家，门窗紧锁，一看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于是我便到办公室去。推开门，昏黄的电灯下，黄素约与一女孩对坐着，没有说什么话，我只看姑娘的背影就知道肯定是杨雨婷了。果然，她回过头来，我一看正是她。她的脸煞白煞白的，脸上泪痕似乎还没有干，黄素约老师也紧皱着眉头，用火钳翻动着火盆里的炭。气氛十分凝重，使人感到窒息。我也呆呆地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的心像一块发热发烫的炭突然掉进冰水中，嗤地一声，冒起一阵白烟……

“快进来，快进来，把门关上！”黄术约老师喊我，杨雨婷也挪挪身子，给我端了一张凳子。我把改好的剧本交给黄素约，在火盆边坐下来。黄素约老师好象没有什么兴趣了，随手把剧本往桌子上一扔，长长地叹了口气。我不知道她们谈到了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两个女人好象突然变成了殉难者。今夕何夕？我们的节目演出获得了成功，获得领导的赞扬，获得观众的掌声，明日大家即将告别，年青的心正在鸣奏生命狂想曲，正在友谊爱情事业中升腾……人人都如此，大家都如此，为什么她们俩却……我惶恐着，说不出话来，只有坐在火盆边搓着手，黄素约也用火钳不断地拨弄炭火，杨雨婷呢？她也不断地折叠着自己的手绢，折起又抖开，抖开又折起……办公室里，三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只听到壁上的挂钟滴滴答答的声音。“雨婷，你要记住：生活总是美好的，任何时候都要坚强！”黄老师最后说了一句，然后对我说：“你们回招待所罢，一路小心！”

黄素约老师把我俩送到文化馆大门外，门外黑洞洞的，很远很远才有一盏昏黄昏黄的路灯，雪下得更大了，纷纷扬扬的……我迈开步子，杨雨婷跟不上，于是我停下来等她，她也放慢步子，总要落我半步。我回头看了看她，一身黑，除了脸煞白煞白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你走前面罢，”我说。她也停了下来，不声不响，更不回答我。“那你走快点罢。”我又说，她仍然默默无声。当时，我真是想她走快半步，和我并肩而行，我并不是想其它的，我只想问问她，在我到来之前，她和黄素约老师谈了些什么？然而我始终没有等到这半步……一直走到招待所，仍然是相差半步。

这个谜我始终没有解开。一直到一年后“文革”大乱，我因避乱到板桥，才陆陆续续从蓬溪知青的摆谈中得知杨雨婷家文革甫起便迭遭变故……杨邨人这三个字就是罪不可赦的，文革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脱了几层皮，杨邨人哪里过得了这个关？想来一九六六年文革风暴骤起，杨映雨可能将家中的遭遇讲给黄素约老师听过，而我去，刚好碰上这一幕。这，大概就是一种巧合罢。

我们下乡的第二年就遇上文革。当时，风起云涌，各种革命组织多如牛毛，公社很快分成两派，两派都以造反派自居，都声称誓死保卫毛主席！成天只抓“革命”不干事，只整领导打、砸、抢……我当时的确是看不下去了，因此，出于同情心，偷偷地放药场书记、支委下山。后来听说公社另一派定性我为保皇狗，要批斗我，我得信后才急急忙忙逃跑下山，步行回家。从孔溪遥林药场下山，已经临近春节了。天很冷，我身上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什么也没有带，当时身上没有粮票，钱也不过几元。为了避开造反派，我不敢去孔溪街上换粮票，不敢去乔庄买车票，只好等天黑翻三盘子过板桥去骑马找老同学任立品想法。

我翻过三盘子走到板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路上没有人，连个星星都没有，黑暗中突然听到叮当叮当的牛铃声，我猜想肯定是有人来了。一直近到咫尺，才发现一堆黑黢黢的小山在慢慢地移动。走到跟前，我才发现是一个农民，他喘着粗气，跟在牛后面，一堆小山样的干包谷杆背在背夹子上，我向他打听蓬溪知青点怎么走，老半天，他才气喘吁吁地说了一句：“跟我来罢……”于是我跟着他走了大约10多分钟，才到了小袁、小谢他们的知青点。

小袁戴副眼镜，文静秀气得象个大姑娘。他爱读书，和我们有过几次交往；小谢很内相，待人很真诚，因脸上有几粒浅浅的白凹，所以蓬溪知青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谢麻子”。他们看见我摸黑到来，大家都很热情，煮了一锅白米稀饭，炒了一大碗洋芋丝，算是款待上宾罢。夜晚睡觉，大家挤在一起，谈起了文革大半年来的遭遇，感叹唏嘘……我想起了杨雨婷，这半年多，不知她父亲、她本人怎么样了？忍了几次，我终于问起了她的近况。几个蓬溪知青也说不清楚。小袁说，她父亲好象在南充师院受不了批斗的折磨，跳了楼了。

“死了吗？”我问。

“不知道。”小袁说。

“她还在板桥吗？”

“年前回蓬溪去了。人还没有回来。”

“她家还有什么人？”

“她还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都在上海在广州。”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可能快了，开春要点包谷了。”

“唔……”

我再也没有问什么了，我想，一个弱不禁风的姑娘，一出生就背负着父辈传承下来的沉重的十字架，这何时是一个尽头？！……知青朋友们挤在两张床上，聊着聊着便进入了梦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份，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在青川板桥公社一个离街不远的知青点上。

文化大革命真是“大革文化的命”，整整一年多了，到处都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干着流氓土匪才干得出的勾当。老实巴交的父亲也被裹挟在这股浊流中，被另一派撵出中江，流浪到绵阳。他整天为“东方红战团”搜集资料，刻印腊板，运送传单，似乎真正把它当作“革命工作”。他要我回青川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绵阳“混吃混喝”。於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份，我便回到青川，回去后一看，才知道知青“生产没法抓，革命更不干”……

当时知青处于一种十分散淡然而又是十分浮躁的阶段。常常聚集成一伙一伙的，吃、耍、打架、闹事……总之，大家心中都有一种被骗的感觉。知青药场砸烂了，我的衣服被褥不用说它，几百册多年收集、购买、借阅的图书也被弄得不知去向，内中有两本书极为珍贵，一本是巴金送给祖父的小说《寒夜》，扉页上题有：“子康兄哂阅，芾甘，三十四年十月”的字样；另一本是川大中文系教授周菊吾的铅印讲义《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封面上有祖父写的蝇头小楷，记叙了这次同学聚会和周菊吾赠书的经过。我反复找了多次，也问过一些知青和背行李下山的农民，但毫无线索。有人说是砸场时被烧了，有人说是被扔到山下去了……当时正值“破四旧”时期，全国性地打、砸、抢、烧“封资修”的东西，古版书籍、古董字画、戏曲道具、古代建筑、精美石刻等等……谁还敢说这些不是革命行动？然而我失去了这些书，就象被谁抽去了灵魂，心中空落落的，如孤魂野鬼一般……一天到晚，与知青们游游荡荡，无聊闲逛。

一天我又逛到板桥，记得是个大太阳天，生产队的社员还在田里栽秧，我与几个蓬溪知青闲谈起来，闲聊中，又提起杨雨婷来。据他们说，她父亲文革中关在南充师院教学楼里，不堪凌辱，跳楼自杀，而学校红卫兵一直撵到青川板桥乡杨雨婷插队点上，要她交出父亲给她写的信，她说没有写过信。去公社调查，乡邮政代办说杨雨婷的确收到过信，而且还不少。于是红卫兵又审杨雨婷。雨婷一口咬定信是母亲写的，而且这些信全部烧毁了。红卫兵和当地造反派折腾了两天，仍然一无所获，只好悻悻然归去。

但杨雨婷却再也无法在板桥公社待下去了。原本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被评为青川县知青的标兵，学毛著积极分子，到县城参加过表彰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曾见过她，那是在会议伙食团的大黄桶边，她挤在一群代表中，手里举着一个瓷碗，碗中盛满一碗包谷干饭……想不到短短一年时间，她稚嫩的肩膀背出了死肉，细嫩的小手磨出了老茧，秀丽的脸庞风吹雨打，显得黧黑而苍然……我也是代表，我看见了她，不知她看见了我没有……当板桥知青聊到这里时，便从一本毛选中翻出一张照片来，这是一张公社学毛著积极分子的合影，照片上的几个知青戴着像章，穿着军装，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杨映婷没有穿军装，只戴了一枚像章，穿了一件素净的花格夹袄，然而眼神是忧郁而茫然的，已经看不出两年前领舞《社员都是向阳花》时的绰约风姿了，但从眼神中，你仍然能感受到她的那种气质来，一种什么气质呢？——我想这是我们民族历经磨难而始终不灭的精神，这种精神、气质在芸芸众生中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或许有相同经历的殉难者能感觉出来罢……

夜深了，小袁悄悄告诉我：雨婷把她父亲写给她的信，大概有几十封罢，都藏在知青点的土墙牛儿洞里，用装化肥的塑料袋裹着，捆得紧扎扎的，可能现在还在。我问他何以得知，他悄悄地说，雨婷和他的女朋友小严是同组的，关系极好。杨雨婷临走时托付严萍好好保管，今后她有机会一定回来拿这些信，或者请小严回蓬溪时帮她带回来。小袁从毛主席语录本的夹皮页中拿出一张会计帐本页来，上面仿佛写着什么字，他告诉我这是雨婷临走时给小严抄写的一首诗，小袁轻声朗颂起来：

生活原本就是这样，

请你不必过分悲伤，

张开希望的风帆，

随命运的船儿远航。

生活原本就是这样，

请你不必过分悲伤。

正如我在难忘的岁月，

和忧郁度过镇定的时光。

生活原本就是这样，

请你不必过分悲伤，

人活着就是一个梦啊，

我们都在梦中彷徨。

生活原本就是这样，

请你不必过分悲伤，

哪里没有爱情和友谊，

愿幸福永远在您身旁。

我的心一震，其实这是我写给一位远离家乡赴新疆结婚的女知青的，这位女知青姓刘，与我同在一个知青点插队。为了便于朋友谱曲传唱，写成歌词形式，每段前两句重复咏唱，加深知青生活的生存哲理，强调苦难之中要有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但是诗怎么会流传到她的手上？而她又如何把这首诗抄给她的朋友？她知道是我写的吗？不可能！因为当时都怕陷入文字狱，谁也不会留下姓名来，但诗中流露出的情感却是知青们所共有的。我听完这首诗，好象个别地方有点改动，但应该说是改的更好了，更富于女性特有的纤细和一种音乐的美。我想改诗者肯定是杨雨婷了。杨映婷走了，她失望于南充师院的家，失望于蓬溪故居的老屋，就连青川这个山高水远的地方，也离不开尘世的血与火的纷争！她还留恋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我求小袁一起去杨雨婷插队的知青点看看。我想，人虽然走了，但老屋还在，墙还在，墙上的牛儿洞还在，那么，杨邨人先生的信件肯定也还在。我真想去探一探，尤如探宝，但更象是一种朝拜。小袁拗不过我，答应去一趟。于是趁着漫漫的晨雾，我们从木架桥上过河，走了两个山弯，才看到一排房子。我问“到了吗？”，小袁回答：“不远了。”从这排房子穿过去，再爬上一个小坡，几间草房冒了出来。“到了”小袁说，我们走近草屋，草屋紧锁，荒草凄凄，乌鸦在草屋上刮刮地叫着。我扒近窗口往里一瞧，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怎么进去呢？牛肋巴窗户连头都钻不进去，若想进屋，只好撬锁。但怎么能撬杨雨婷家的锁呢？我实在下不了手，小袁说等小严回来拿到钥匙再来罢。我不回答，心中仍然不甘心，总象朝圣而没有到达目的地一样……

徘徊了一阵，几个农民背着背篓上山来了，看见我们，用一种警惕的、疑惑的眼光反复打量我们。小袁立即上前，告诉他们我们是来找小严的。“啊，找小严啊，她到公社买肥料去了。”听到这话，我们只好离开了。这一离开就是四十年了。四十年，人生一世充其量也就只有两个四十年，而其中的前二十年就浓缩了我们的一切：希望、追求、理想、爱情、事业……但这最最美好的二十年里，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呢？美国诗人朗费罗在《人生礼赞》中写道：

别指靠將來，不管它多迷人，

别让已逝的过去永久埋葬！

行动吧，——趁着现在的时光

良知在我们心中，上帝在我们头上！

我想，别指靠将来是对的，趁着现在的时光；立即行动也是对的，但是要以良知和上帝的名义！记得一位伟人说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当80后90后愤愤然于贪腐成风，愈反愈贪时，由衷地渴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并在网上、手机上流传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看着这些40年前熟悉的字眼，呜呼！我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忘记了过去，历史将会重演！介于此，我记录下这些事来，告诉年轻人，告诉他们“文化革命”是怎样一扬浩劫，而我们又是如何熬过“文革”的苦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