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来的道歉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刚刚20出头，高中毕业到村里工作，大有在农村广阔天地大干一番事业的豪情壮志，情感激进而奔放，因为没有工作经验，所以工作方法简单而草率，不知不觉地犯了极“左”的伤害困难群众利益和感情的失误。至今强行征收几个困难群众的农业税和公粮的一幕幕令人不忍回首的情景仍然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让我自责，让我忏悔。

几年后的一天，为贯彻执行镇党委、政府下达的完成征购粮和农业税费“两上交”工作任务，我村召开了村党支部、村委会和党员扩大会议，会上全面布置了我村清欠“两上交”的工作措施和方法。全村共分三个片，组成三个清欠工作小组，村支书、村主任和我各带一个小组，分别负责村北片、中片和南片的“两上交”清欠任务。我所负责的南片，不靠街道，地势偏远，困难户也较多，欠“两上交”的农户也较多，工作难度也相对较大，但我想只要我们加大清收的力度，我们会按时完成任务的。

我们欠收的第一个欠交户是困难户王庆浦，王庆浦时年约50岁，是镇里的养鹅致富示范户，因为形势需要，突击入了党，但因为他当年经营不善，反而落下了一身债，当地群众有一个顺口溜说：“王庆浦，万元户，头像马铃薯，四肢像枯柳树，屋上盖的是塑料布，身上穿的破麻布，小鹅丢的是满大路，贷款差的无法数。”他家的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到了他家，王庆浦叫苦连天道：“我今年饲养鹅亏了本，粮食也全喂了鹅，钱购了鹅饲料，现在连贷款是无法还清了，欠交的农业税和征购粮能否等明年春天再还上呢？”这时，我认为不能因为他一户的欠款而影响了全村的清欠工作，就说：“老王，你是党员同志，更应该带头完成村里的清欠任务，你怎么可能做群众的尾巴呢？”我坚决要求他用物质抵押所欠税费款，他又提出能否晚上他自己把物资送到村里去，这样他的面子上可以过的去，而我这时认为我们正需要宣传清收的力度，坚决要求他把东西搬到我们带来的手扶机上，以表示清欠的力度，王庆浦无奈，只好尴尬地把家中仅有的一台收录机交给了我们。现在，我想起这一幕，仍然愧疚不已。

第二个欠款户是病灾户赵国芳，赵国芳的丈夫因病瘫痪，两个孩子还年幼，她往年是不差“两上交”的，今年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行人来到她家，赵国芳哭诉：她丈夫今年患病，花去医疗费2000多元，现在连过年为孩子和丈夫割几斤肉的钱都没有了。说完，从身上掏出一个手帕，左三层，右三层的剥出几张毛票来，说仅仅就还有这几毛钱，年也无法过了。但当时完成任务的信念支使着我，幼稚和冲动支配着我，我还是安排人用手扶机拖走了她家赖以生存的生活粮，赵国芳和她的两个小孩哭喊着紧紧地的抱在一起，我们同行的两位女村干部也扶墙而泣。回忆此情景，我不由痛心疾首，泪流满面。

最后，我们来到了困难户赵恩宝家，赵恩宝时年患肺结核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致贫，见到我们到来，赵恩宝极耿直，不要我们做思想工作，就说，上交钱粮国税是老百姓的义务，他今年粮食欠收，没有完成“两上交”任务，他正准备把家中的猪出售掉到村里交款，现在我们来聊了，他愿意用猪来抵还上交款，我就安排工作组把猪过了秤，带到了村里。再回忆现此情此景，我在深深自责的同时，是多么佩服我们的农民的善良和淳朴啊。

这样，我们这一组仅用了两天的时间就全面完成了清欠任务。村支书，也是我的堂叔，欣喜转而惊讶，他听完我的工作汇报后，对我们清收的物质进行了变通处理，他安排不要把王庆浦的收录机变卖，待到春节后王庆浦把苗鹅出售后再把收录机赎回；让两个村干部把赵国芳的生活粮悄悄送了回去，他自己把赵国芳的欠款垫了上去；又亲自到食品站打招呼，让赵恩宝的生猪卖上个好价钱，这样可以多余一些钱让赵恩宝买上一个小猪仔，并让我把小猪仔送赵恩宝家。我当时很难理解堂叔的做法，堂叔说：“你很好的完成了清欠任务，说明你工作很有热情，很有干劲，你也可能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工作缺乏魄力，但人生是一部一时难以读完的书，只要你慢慢品读，你会慢慢理解其中的道理的。”时间是检验预言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堂叔的这一做法至少减轻了以后的内心的痛苦与不安。

以后，我通过考试被聘用到外乡镇民政部门工作，经常与社会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打交道，回首当年的做法，我常常陷入痛苦的自责中。去年，我到老家做客，询问起当年几个困难户的现状，村干部告诉我：“王庆浦老人因为养鹅长期亏本，积劳成疾，忧郁而亡；赵国芳和其瘫痪的丈夫因为病困双双去世；赵恩宝也因为肺结核病复发作古。我唏嘘不已，泪眼朦胧。德国总理曾几次跪在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请求世人对其国家所犯罪过予以谅解。而我只能用这篇文章祈求我所伤害过的父老乡亲们，你们能接受我虔诚的迟到的道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