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望千秋一洒泪

读过许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的书，在学习知识之余，有时候会想起他们经历的那些坎坷历程。这时，会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声，这些人是不是生错了时代？

有个故事，被人说烂了。抗战时期，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乡间避难，林先生当时正患结核病，生活困难。一个爱好文化的人——费正清，想办法让美国政府为一些抗战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生活帮助，有人告诉他，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讲气节的，可能没有多少人接受。后来，费正清想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让美国的财团资助美国的大学一些钱，然后再让这些美国的大学，邀请那些生活在困难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讲学。即使这样，许多人也没有去。正如林徽因先生拒绝费正清时说的，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侵略，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她。

梁思成和林徽因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基础资料的研究。而林先生也因此落下了病根，于五十年代中期英年早逝。也有人替林先生庆幸，她没有赶上后来的政治风暴，安然地离开了她所爱的亲人和国家。

最近看了几本书，有好有差，最好的文章是梁羽生先生写的《金应熙的博学与迷茫》。读过以后感慨较多，说是才子不遇，好像不对，金先生求学早期遇到了许地山先生，后来遇到了陈寅恪先生。说是生不逢时，也不对，金先生有许多机会的，可惜，没有把握住。梁羽生说许多人感慨金先生没有创立自己的学派！哪怕是把许地山先生没有整理完的道教学术著作整理出版也好，况且，这也是金先生的心愿。一个博学的学者无奈地卷入了政治风暴中，致使自己的学术事业因此而中断，与其说是个人的悲哀，不如说是国家的损失。

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万幸有蒋天枢先生整理出版了。最令人称道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思想解放初期，很快把陈先生的文集出版，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有个插曲，陈寅恪先生晚年面对众多弟子随风而去的背叛，毅然把自己学术心血之作托付给对自己学术并不精通的蒋天枢先生。蒋天枢先生为了编辑老师的著作，放弃了自己《楚辞》学术著作的整理，把一腔热血浇筑在老师的著作里。没有蒋天枢先生早期做好的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是思想再解放，也不可能在1980年8月份出版陈先生的文集。陈先生的文集出版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派人给蒋天枢先生送来3000元的编辑费，蒋天枢先生对来人说，学生替老师编辑文集是天经地义的，哪有收钱的道理！说什么也不肯收。最近，有家拍卖公司举办了陈寅恪先生的手稿拍卖，陈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看看上世纪50——60年代知识分子的遭遇，就知道学术界的损失有多大。向达、傅雷是一些人的代表；金应熙是另一些人的代表；还有许多人有不同的遭遇就不说了。这些百年不遇的英才留下得耻辱，令人感叹。

当时，向达先生被划为“右派”后，失去了做老师的资格。毕竟是书生，向达先生不悔心，自己拿钱买资料，自己出路费到有关单位去借阅资料，并发表了《蛮书校注》这样的学术著作。后来形势的发展是向达没有想到的，他已经买不到所需要的资料，更看不到他想看的资料了。陈寅恪先生说过最合适的整理《大唐西域记》人是向达，可向达先生却永远也没有完成这个心愿。1966年11月，向达先生在备受折磨和屈辱后，悲愤地离开了他所钟爱的研究工作和亲人。

自古成大事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这些文化精英在不同时代的遭遇，让人感到，我们需要的是人文关怀。不是他们生错了时代，而是我们缺乏人和人之间的关心和爱护；我们的社会缺乏和谐的音符。经过几代人的摸索，在付出惨重地代价后，我们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构想，这才是避免悲剧重演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