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父亲离开我们快两年了。

那天，我和父亲在院子里喝茶聊天。说着说着父亲不吭声了，眼睛瞪着地面。我叫了几声，父亲没应声。吓得我赶快喊来母亲。母亲一面呼唤父亲，一面给父亲掐人中，揉头部。不一会儿，父亲长喘一口气，回过神来。家人连忙送父亲到医院，经检查为脑栓塞。第二天父亲就昏迷过去，直到5个月后去世，享年76岁。

父亲从小就没了父母，是我姑姥姥把他拉扯大的。他天资聪颖，读过私塾，背过四书五经。为糊口，他在家乡当过一个月的旧警察。因看不过旧警察的所作所为，脱下警服做起生意。后来，解放军来到家乡，父亲就参加了解放军，在山东警卫营当过战士、班长。青岛解放后，随部队驻进青岛边防检查站。1953年转业到青岛百货批发站，负责服装鞋帽调拨。

肃反时，父亲照例又向组织交代曾经当过旧警察。当时，组织上曾专门下文说，父亲不作为这次肃反运动的处理对象。但1958年，父亲仍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6年后，父亲出狱就业。一直到1982年，国家落实政策，父亲被作为“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重新安排工作。从那时起，父亲一贯严肃的脸上才真正有了笑容，话也多起来，经常讲笑话逗全家人乐。父亲读书多，肚子里装的故事也多。他曾说过：不论什么故事，只要你讲个头，他就能给你接下去。我知道，父亲说的不是大话，什么三国西游、秘文野史，父亲知道得很多。父亲二胡拉得好，喜欢京戏。他经常自拉自唱，自得其乐。父亲说他在馆陶路百货批发站工作时，中午休息登上三楼一亮嗓，大窑沟的行人都回头张望。文革时，父亲到东风电影院看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电影，开演后，父亲数了数连他在内共有七人在观看，演出中途又走了两位。父亲笑称这是他的专场。

1985年我受伤致残，父亲为照顾我而提前退休。他老人家这么大年龄，陪着我到西安、北京治病，一去就是两年！两年里，父亲除了伺候我吃喝拉撒，还得东跑西颠采购日常用品，煎药、助我锻炼。父亲出去时身材较胖，两年后回青，他因操劳过度得上甲亢、心律不齐，靠药物维持支撑身体，成了一个又黑又瘦的小老头！从那以后，父亲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父亲70岁时曾对我说：“我70岁了，耳聋眼花，记忆力不好，不能干了（指小卖部售货，父母是绝对主力）。”我理解父亲，但也无可奈何。我说：“爸爸您不干咋办？俺妈一个人怎么能行？”父亲听了我的话，沉默半晌，静静地走进柜台里面。望着父亲佝偻的背影，听着脚底因抬不起腿摩擦地面而发出的“赤啦赤啦”声，我心里犹如碰倒了五味瓶，啥滋味都有。父亲知道，他一天不躺倒，一天也退不下来。

为了锻炼身体，父亲买来一根腊棍。每天早晨手提腊棍在院子里练一段。几年后，父亲举不起腊棍了，换了一根竹竿。竹竿有两个作用，一为锻炼身体，二是作手杖。每天我都看着父亲手握竹竿，佝偻着身子，脚底“赤啦赤啦”，喘息着进出家门。父亲外出时，我道：“出去锻炼？”“嗯。”父亲回来时，我道：“回来啦！”“嗯。”一天父亲出去好多次，每次都是这种对话。父亲那天脑栓塞时，怀里仍然搂着他那根竹竿！

父亲，您一生磨难，晚年又为儿子熬干了身子，带着遗憾离世。儿没能尽孝，也是万分遗憾啊！儿想，报答您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