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明杂记（5）

做古诗

今人学做古诗词，总是畏于格律的难懂，那些平平仄仄的讲究令人多少有些考较不清。古人也还好，从小就学习《音律启蒙》，平仄对仗早已烂熟于胸，出口成句，不假思索，自然合辙押韵，不必摇着脑袋抠那平声仄声。况且那时也并无所谓“旧韵”、“新韵”，大家一概操着方言，却也少了几份纠缠。

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虽然提倡白话，但基础的古典教育仍在延续，所以，如鲁迅等文人，古诗依然做得好。今人的古典教育已然断了好几代，对文字的韵律感已全然没有，而标准的普通话，也就是所谓的“新韵”，也还不曾普及到十分广泛的境地，因而现代人做古诗，不仅是捻断数根须，也真的是要愁断一双眉了。

欧洲也是有格律诗的，大体是一句一行或一句二行，每节有一定的行数，每行有一定的字数和顿数，起韵、押韵、换韵也都有一定之规。可惜我不懂得外语，洋字母写出的格律诗便不晓得是何味道。而中国的古诗词，唐以前的古体诗或唐以后的拟古诗，格律的要求较宽，不讲平仄，用韵也自由，但其字数与用韵也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唐代自律诗兴起以后，才变得较为严格起来。之后的诗词曲赋便都依“律”而行，中国文字“抑扬顿挫”的音律美便也淋漓尽致了。但又因为格律的束缚太多，仿佛“螺蛳壳里做道场”，于性情的抒发却也大有障碍。

所以，今人做古诗词，我是提倡有所改革的。比如，以现行的普通话的音准为平仄的依据，将古体诗与律诗做一个平衡，最基本的韵还是要押，这是为了保持文字音律的和谐。平仄也需要一定的讲究，但可只限于每一句诗的最末一个字，这样便不会破坏诗句的顿挫之美，免得吟起来拗口。其余的文字，不管是“一三五”还是“二四六”，在遵循字数与格式的基础上，可以不论平仄，这样，自由派与格律派各退一步，如此做起古诗词来，既不伤大雅，也方便的多。更可以避免好不容易有了一联佳句，却因为要套住格律，将那些可以点睛的字句，修改的味如嚼蜡，实在是可惜了。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香菱学诗”一节，倒是曹雪琴借林黛玉之口，道出了做诗的法门：“……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果是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大家且学着林黛玉，做古诗是必不会错的。

肉笋

关于“肉笋”的记载，不记得出自哪本书上了，据我旧日的笔记所记，这吃“肉笋”的习俗是源自古代的高山族。只是这个高山族也有些语焉不详，不晓得是不是指居住在台湾地区的高山族，亦或只是泛指，是某一个深居高山的不知名的民族，这些且不考较。

至于“肉笋”是何美馔，且看古书上的记述：“鱼肉蛆生，气不可闻，嗜之如饴，群啖立尽。”对禽兔：“生啖之，腌其脏腹，令生蛆，名曰肉笋，以为美馔。”原来这“肉笋”便是由肉里生出的蛆虫。这样的所谓“美食”，想想便令人作呕。不过，这“肉笋”毕竟不是茅厕里生出的蛆虫，想必也还是干净的吧。只是那高山族人不知是何种肠胃，这些由生肉变质而生的蛆虫，吃下去竟然不会拉肚子。还有，这名字倒是起得好，竹子生出的笋，是素食中的上品，这肉里生出的“笋”，不知可入浑菜中的几品，不晓得的，听起来还真得是满鲜嫩的。

洛阳四月半

洛阳牡丹，艳冠天下，每岁花会，观者云集，直令洛阳城满。其不知皆为赏花而来，还是皆因凑趣而来。其实，赏花未必有其真意，凑趣倒是现实的映像。

明朝张岱的《陶庵梦忆》里，说到：“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我说，洛阳的四月半，亦是一无可看，止可看看四月半之人。何也？曰：牡丹未必可看，而人又不可不看。嗟夫！洋洋万众，先生小姐，老人孩童，或丽服华裳，或布衣素衫，或妖娆妩媚，脂粉香飘，或俗颜秽貌，土脸灰头，千人千面，万人万端，直令群花失色，碧叶无光，不知是人赏花容，还是花观人面。至若人挤人，人挨人，人随人，人依人，前也是人，后也是人，左亦是人，右复是人，摩肩接踵，贴脸靠背，略无罅隙，欲不看人，而人自在眼前，欲不侧目，而人已在眉边，不看如何？呜呼！牡丹虽好，不堪众群调弄，观者云集，多无知花之意，牡丹无奈，观者亦无奈也。

以上，是数十年前的盛事，如今的境况何如？只是秋风正起，待下一个春天再看吧。

美好的身体

张爱玲在他的文章里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归在这一项下。这也勿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区别。”

张爱玲的时代，这样的文字是不足怪的，因为民国的风气也类于此。若果是解放后至开放前的岁月，她的这话必是浊流，免不了要挨批斗，好在她人在他乡，而且这样的“浊”也未曾流进来。至于现在的时代，却是合了当今社会的拍子，而且仿佛有近乎真理的意味了。因为，那些穿着内衣或是什么都不穿的模特们是如此，那些练健美的运动员们是如此，那些或雅或俗的舞蹈者们是如此，那些赤裸着的人体艺术是如此，那些做了老板或是官员情人的人们是如此……还有，那些酒楼歌馆、浴室发屋里的娼妓呢？我想，更应该是如此的吧。

文字师

闲来爱写文章，于遣词造句上，免不了要求师，这个师，就是读书。我是倾向于多读古人的书，因为经过历史的淘洗，能留下来的，大体上都可以视为经典，读这样的书，总有益处可以吸收，如此得来的文字，才不至于轻而且浮。

“五四”以来，西风东渐，文言的没落似乎是历史的必然。至于白话文字的普及是好是坏，是文字的改良亦或是浪费，仁智各见，不好求定论。白话文学是源于古人的话本，也就是较早的白话小说，自唐代已现端倪，到了明清而趋于鼎盛。至于语言上的贡献，一是作者各有千秋，二是读者各有好恶，也是不好有所定评。

出于本人有限的读书经验和些微的辩识，对于文字上较为有特色的，大约可以选出三部古人的白话小说，一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二是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三是刘鄂的《老残游记》。

《三国演义》的语言介于文言和白话之间，可以称之为通俗的文言，亦可称之为古奥的白话，是一种颇为凝炼的文体，虽然下笔惜字如金，但描情状物形神俱备，历历如生，对于当今罗里罗嗦的所谓现代文学，是足可以醒其弊端的。且看其中“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一节：“……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下。其酒尚温……”聊聊不过百字，人物与场景皆活。罗贯中真是行文的高手。

清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的一部熔侠义与言情于一炉的社会小说，其一问世，便影响巨大，时人称为“一时杰作”。中国早期的白话小说大多受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略偏向于为说书的提供台本儿。而如《儿女英雄传》，既可供案头翻阅，亦可作说书人的唱本儿，则较为鲜见，算是当时前无古人的一种实验性的文本，它对于文体和语言的贡献也在于此。

因为作者文康是生活在北京的满族人，书中的语言除了地道的北京话之外，又融入了不少满族人的日常用语，文字生动幽默，韵味十足。且看书中侠女十三妹在能仁寺救下安公子的一段描写：“……谁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儿来得更快，噗得一声，一个铁弹子正着在左眼上。那东西进了眼睛，敢是不住要站，一直奔了后脑勺子的脑瓜骨，咯噔的一声，这才站住了。那凶僧虽然凶横，他也是个肉人。这肉人的眼珠子要着上这等一件东西，大概比揉进一个沙子去厉害，只疼得他‘哎哟’一声，咕咚往后便倒，当啷啷，手里的刀子也扔了……”这样的文字实在是干净利落，尤其是象声词的运用，调动了读者的听觉，有声有色。

刘鄂的《老残游记》成书于1906年，是落脚于晚清而近乎于民国，算是承前启后的时代，所以它的语言也带了一些转承的色彩，流露出了一丝现代文学的风味。它的文字艺术历来被人所称道，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称赞其“叙景状物，时有可观”。更不必说，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里，也一直保留着该书第二回里“明湖居听书”一节，这足以说明《老残游记》语言的魅力。

“明湖居听书”一节的精彩，大家多半晓得，在此无需赘述。我们且抄一段书中关于济南大明湖和千佛山的描写，同样是字如图、文如画：“……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正在叹赏不绝，忽听一声渔唱。低头看去，谁知那明湖业已澄净的如同镜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里，显得明明白白。那楼台树木，格外光彩，觉得比上头的一个千佛山还要好看，还要清楚。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层芦苇，密密遮住。现在正是着花的时候，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的斜阳，好似一条粉红绒毯，做了上下两个山的垫子，实在奇绝……”如此富有情调的文字，已是渐脱了古人的窠臼，自成一种标格了。

或者有人说，曹雪琴的《红楼梦》，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最为经典的一部，它的语言应该也是古小说中的翘楚了。然而，以我的认为，并非如此。

《红楼梦》的好，或者说伟大，在于它脱离封建意识的思想性和小说本身宏大的艺术架构，在于它所塑造的人物个体和它所描摹的社会群体。至于文字上的特色，却是不大突出。它所秉承的，仍然是以明清话本为代表的文风，并没有太大的改良与突破，只是形式上更为典雅和缜密。这样的语言四平八稳，没有多少缺失，当然也就谈不上风格与特色。或者正是由于这种滴水不漏而又波澜不惊的文字铺排，才更宜于搭建这座宏伟的文学大厦，不至于让充满个性的语言夺去它直击人性的辉光。

许多评论家们一直这样认为：《红楼梦》笔下每一个典型形象的语言，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从而使读者仅仅凭借这些语言就可以判别人物。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是过誉了。因为这里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读者必须对这部小说有相当的熟悉程度。具备了这样一个熟悉的条件，任何优秀小说的读者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不独《红楼梦》。

以上，都算是我的文字师。